從秦國本身來分析，商鞅之死有兩個重要原因導致，其一，商鞅在變法過程中掌握了秦國的權力，這個權力已然威脅到國君，而且此時變法已成，餘下的事並不一定要商鞅來完成；其二，變法過程中商鞅站在了整個國家貴族集團的對立面，樹敵太多。孝公死後，剛即位的惠文君不得不考慮平衡各方勢力，也為自己尋找一個靶子和替罪羊。
從當時戰國的大環境來分析，商鞅之死只是比其他變法者更加慘一點而已，但本質是一樣的。當時的七國盛行變法，以便獲得更多的人口和賦税，使國家更加強大，但國家的真正大股東是以國君為首的宗室，然後是小股東國家貴族集團。但變法往往會傷害到既得利益者-國家貴族集團甚至於宗室都有可能-，這樣既得利益者就會不滿，這些人是有話語權的，所以衝突是必然的。那麼這個時候，往往是誰倒黴呢？我知道大家都不想，但是不好意思，大多數時候都是變法者倒黴。
換句話説，從衞鞅決定變法的那一刻開始，就註定他青史留名，也註定結局不會太好。要分析原因，還得從變法的時代説起。
公元前425年，當魏文侯魏斯任用李悝開始在魏國實行變法的時候，他沒有意識到，他已經開創了一個時代。一個以國王家族管理國家的模式逐漸被替代，而那些有學識有能力的人下層人逐漸被提拔起來，作為國君的代理人，來管理這個國家。
國家的宗室，開始部分退居幕後，成為這個國家的大股東，國君作為董事長控制着這個國家。而那些被任用的官吏，就像是職業經理人。國君賦予他們權力和財富，讓他們用國家的強大和富裕來換取。
於是，在李悝、翟璜、西門豹、樂羊、吳起等出身平民的職業經理人的努力下，魏國蒸蒸日上。魏文侯時期，魏國伐滅中山、攻取秦國河西、東敗齊國，一躍成為戰國初期最強大的諸侯國。
周遭各國看到魏國的強大，紛紛效仿，於是在戰國初年的華夏大地上，掀起了一陣變法風。説白了，變法是眼紅魏國的強大。
楚悼王任用吳起變法；韓國任用申不害變法；齊威王任用鄒忌、田忌、孫臏，在國內全面進行軍政改革；趙武靈王開啓胡服騎射；燕昭王千金買馬，任用樂毅、劇辛等改革圖強。秦國商鞅變法先於趙國、燕國，而晚於魏國、韓國、楚國、齊國，是變法的集大成者，也是改革最徹底的。
在戰國初期，國君看待變法就像是80年代的中國人看待的確良，沒穿過的人都覺得羨慕，能穿的人都以此為榮，然而穿久了才發現，化纖的穿着也並沒有那麼舒服。
各國的變法或者改革，有兩種方式，其一，自上而下的，由君主自發的；其二，國君有意願，任用一位代理人主導的。而這其中，魏國、韓國、楚國、秦國、燕國主要是代理人模式，而齊國、趙國更多是自上而下。
而變法的內容主要有兩方面，其一，廢除舊的井田制度，解放更多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口，土地帶來財富，而人口帶來兵源；其二，廢除舊的繼承製度，以政績和軍功獎勵平民和下層人民。
而作為原來國家的主宰，貴族集團，甚至於國君宗族，也是靠着向政府隱瞞人口和土地來聚斂財富，靠着祖上的蔭封掌控上升通道。因此，變法不可避免的會觸及到他們的利益。而他們，是有發言權的。
變法執行者就像現在的職業經理人，而宗室和貴族就像是股東。當變法進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股東們與職業經理人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採用代理人模式的五國除了沒什麼舊勢力的魏國，都曾面臨過這樣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一直存在着，一直到新君即位。相比於變法君主強烈的意志和掌控力，當股東與職業經理人發生重大分歧的時候，新董事長（國君）的選擇，往往更能決定變法者的命運，以及國家的走向。
至於國君的選擇，我們來看看幾位變法主導者的結局就知道了。五位變法主導者，申不害、李悝終老；樂毅被燕昭王之子燕惠王因讒言而罷黜；吳起在悼王死後，被反攻王宮的貴族們殺死；商鞅被即位的秦惠文君車裂。
也就是説，除了申不害和李悝，其他的要麼被罷黜要麼被殺。而李悝和申不害的死亡都早於器重他們的國君。同時，戰國變法中，韓國是變法最不徹底的一個國家，因此申不害對舊貴族得罪的不那麼厲害。而對於樂毅、吳起、商鞅來説，威脅都來自於即位之君，而這其中都有舊貴族的影子。
這一點説明，從古至今都沒有變過，當職業經理人和股東對着幹，往往都是職業經理人被掃地出門。
所以，從外部環境分析，在那個劇烈變革的時代，新舊勢力交錯縱橫，即位新君縱使有心，也往往無力。變法者，往往成為君王安撫舊貴族的祭祀品，或者新舊勢力爭鬥的犧牲品。而商鞅的結局，只不過是其中最慘的而已。
除了大局勢方面，變法者本身就容易犧牲；商鞅身在秦國，因此秦國的結構是商鞅身死的直接原因。
商鞅本身是衞國人，長年生活在魏國，受到李悝的影響很大。而商鞅選擇秦國的過程遠沒有電視劇《大秦帝國》裏説的額那麼光鮮，公叔痤死後，他聽説孝公求賢，要恢復穆公霸業。他主動求見孝公的寵臣景監，三見以霸道説服了秦孝公。
商鞅變法是戰國變法的集大成者，最徹底者，也是最激進者。商鞅變法主要有獎勵軍功、重農抑商、移風易俗、縣制户籍等。商鞅變法的內容和變法後的國家統治方式現在也可以看到一些影子，大致如下：
1、無論士民百姓還是貴族，幾乎只能通過軍功成為國家的統治階層，沒有可以繼承的爵位和財富；
2、國家就像一家工廠，只允許百姓生產統治者喜歡的東西。不僅如此，還有“合法”地不定時拿走百姓的財富，這樣才能讓大家為了生存和富有，更加努力的創造財富和國家需要的東西，比如士兵。
3、百姓被分割為小家庭，沒有強大的宗族來干預國家的統治。百姓只能聽國家的，還必須要相互檢舉揭發，人人自危。
這樣的結果就是，百姓貧窮，君王掌控一切，官僚階層都是職業經理人，但最大的好處是，國家很強大，而且很喜歡戰爭。
這就是戰國時期七國追求的終極目標，但為何只有秦國能做到這麼徹底的變法呢？其他國家不想嗎？
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
秦國因為地處偏遠，所得的土地都是歷代君王從戎狄手中得來，所以秦國的文化與周相去甚遠，更像是被戎狄的中原人。因此造就了幾大特點，其一，文化落後，戎狄風俗明顯；其二，因為長年征戰，宗室力量被削弱很多，秦國的貴族集團是七國中最弱的。
這是為什麼商鞅變法能夠成功，而其他國家不能成功的關鍵所在。因為風俗近蠻夷，因此商鞅帶來的先進的國家機器能夠輕易地掌控那些沒有宗族庇護的散民；因為貴族力量弱，因此變法損害到他們利益的時候，他們沒有足夠的力量阻止變法的順利推行。
但這也是商鞅最終身死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為變法順利，因此商鞅在秦國的威望越來越強，在孝公死後，他本身就代表着法。士民百姓口口不離商君之法，因此商鞅威望已經隱隱然蓋過剛剛即位的新君嬴駟，這不能不引起嬴駟的警覺；因為舊貴族不敢妄動，因此商鞅輕視他們的力量，敢於對一切阻礙變法的舊貴族勢力開刀，完全不顧他們的感受，這導致商鞅在秦國上層樹敵甚眾，其中有一些人物權力很大，也很危險，比如公子虔-商鞅身死的直接導火索。
覺察到危險的商鞅返回封地。同樣是因為商鞅變法的順利，在封地商鞅也並沒有太多特權，商鞅並不具備對抗中央政府的能力，反叛被很快平定。商鞅，也被五馬分屍，夷三族。
因此可以説，商鞅成也變法，敗也變法。惠文君即位後，其實已經很危險，有一個叫趙良的勸商鞅功成身退。但商鞅絲毫沒有覺察到。這個時候，只需要一點點助劑，而舊貴族的聲音，不適時宜的傳到了秦國的朝堂上。至此，商鞅再無退路。
而嬴駟，作為國君，殺商鞅可謂是一舉三得。其一，建立威望，我才是這個國家的主宰，即使是強力如商鞅，也不行；其二，掌握真正的國家權力；其三，再借商鞅之死，一舉剷除本就已經勢力弱小的舊貴族集團。
至於《大秦帝國》中秦孝公死前因個人情感，處處維護商鞅，甚至願意以商鞅繼任君位。孝公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就秦國內部而言，商鞅必然在惠文君手上終結，只是死還是罷黜的問題。
或許這就是職業經理人的宿命吧。但其實，並不是沒有人認識到這些，然而，商鞅之後，還有很多人不懼生死。就單單拿秦國來説，商鞅之後，張儀、範睢、蔡澤、呂不韋、李斯作為秦國出色的職業經理人，前赴後繼，撐起了整個大秦帝國，而本身結局大多不善。
既然明知宿命，為何還有前赴後繼呢？因為時代的進步總是需要犧牲的，他們雖然身死，但是每一次時代的進步，卻成全了更多人的更美好的生活。雖然他們可能是為了功名利祿，可能是看中青史留名，但結果，確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