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通脹”的背後是教育的悲劇

今年中高考分數公佈，和我們預設的疫情影響分數下降的場景不同，各地高分考生紛紛井噴。

北京中考滿分580分、570以上的考生創造了紀錄，超過1400餘人（一説1300餘人），而去年僅有9人。高考也一樣，700分以上達到了80人，而2019年僅有24人。中高考都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

不止是北京。上海中考考生總量約8萬人，數學成績在141-150（150）分的有26988人，136分以上的總數達到3.78萬人，幾乎逼近所有考生的一半。英語成績在141-150分的高達15985萬人，136分以上的也高達3萬多人。

在河南，高考600分以上的考生達44162人，700分以上考生169人，但2019年高考狀元也僅有702分。在河北，600分以上考生也超過了3萬人，700分以上106人，均大幅提高，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

都是高分考生，分數的篩選價值越來越微弱，也不斷加劇着分數的競爭，已經不再是分分計較，中考甚至是零點幾分的計較。

選拔性考試變得越來越水平化、簡單化，甚至模式化，高分考生越來越多。

以前的中高考不是這樣的，作為一項選拔性考試，其區別度還是顯著的。也就是説，學業優秀與否，分數差距是很大的，第一名與第二名之間差距也不小。在中高考中，滿分是極其稀缺的，能有一兩個人或者幾個人已經了不起了。但現在，想當第一名，恨不得要求你門門是滿分或者逼近滿分。

為什麼會這樣？

總體上原因比較複雜，在我看來，大體有五方面的原因。

第一，把考試難度與負擔強行掛鈎，一直試圖通過降低考試難度來減負。

第二，求穩成為各地中高考的核心政治訴求，民意訴求，導致中高考考試不斷模式化，考試內容與題型甚至大面積固化。

第三，與招生改革的指導思想有關，相關部門一直希望以水平測試替代選拔性考試，破解應試教育，破解對分數的追求。

第四，家長對學生教育投入的重視，應試教育發達，客觀上也導致水平也在提高。

第五，隨着高等教育與高中教育的普及，中高考不得不承擔更多的水平測試的職能，不得不部分水平化。當然，今年疫情備考不充分，讓各級考試在命題上也不得不適當下調了難度，這是今年的特殊情況。

這裏面有客觀原因，比如面對高中與高等教育普及化，不得不承擔把所有考生評測出來的職能。但也有一些非客觀原因，更值得深入探討。

首先就是把考試難度與負擔強掛鈎。

上世紀90年代以來，輿論與大眾對以高考為代表的升學考試口誅筆伐，無限上綱上線，指責大學教授也不會做什麼題之類的標題比比皆是。考試試題難度被認為直接影響甚至決定學生的負擔，試題難度大，壓力就大。在這種錯誤的輿論壓力下，各級選拔性考試不斷退讓，追求穩定，降低難度。中高考試題因此越來越趨於模式化，甚至固化，“萬年不變”的送分題越來越多，考基本智商的題比比皆是。中高考越來越像託福、雅思等水平化考試，越來越遠離選拔性考試。

這是近年來各類升學考試中值得注意的一個趨勢，其背後無非是一個荒唐的邏輯：試題難度與學生負擔成正比，為降低負擔而不斷降低難度。

其實，考試的難度與負擔之間沒有必然聯繫，這是一個淺顯的基本邏輯，基本道理。如果談到負擔，其實只與你考試的期望值相關聯。再簡單的考試，想考第一都是比較難的，再難的考試，想考零分都是很容易的，而非試題的難度。但遺憾的是，很多人把這個邏輯顛倒了。

這一現象，還與我們近年一些招生改革的思想有關，與倡導甚至照搬英美的招生錄取方式有關，推行選拔性考試水平化、等級化，試圖以水平測試破解應試教育難題。

不同的考試，其定位與目的，效果和作用是不同的，簡單從功能上來説，一種是水平考試，一種是選拔性考試。原則上講，水平考試難度相對較低，從測量角度看，區分度較低，是粗顆粒的，只是一個大致分層。但是選拔性測試不同，它更強調對優秀人才的區別與選拔，要求區分度更高，是細顆粒的。

我們所熟知的美國的各種考試多數是前者。美國“高考”SAT實際上相當於我們的高中學業水平測試，美國的“中考”SSAT類似我們初中學業水平測試，同樣，託福也是一種語言水平測試。這類水平測試在分數的計量上也是不同的，比如老SAT滿分為2400分時，即便再低，一般也不會低於1200分，想低於這個分，稀缺度和考2380分以上一樣難，因此經常有人開玩笑説：你如果SAT能考到1100，我就請你吃飯。

美國盛行的這種水平化考試，是與其錄取制度配套的，即水平考試作為一個基礎學術評價，學校在此基礎上綜合評價後招生錄取。這些成績是基礎，但不是唯一依據。

中國則不然。因為誠信等原因，最後不得不回到分數這個唯一的剛性依據上來，這時，盲目套用美國的水平測試，那幾乎是一場災難。人家用一個粗框架的水平測試作為一個評價基礎，我們卻需要把這個東西作為唯一，怎麼能不出問題？

近日江蘇文科第一名（嚴格講並非第一名），因為歷史科目B+無緣北大清華就是這個原因。其實按江蘇的規則，她無緣大部分的985高校，不止是清華北大。

2008年江蘇高考改革，考試上的基本模式就是選拔性考試（語數外）+水平測試。這一分裂的混搭組合，目的是降低分數的殘酷競爭，但卻造成了更多的混亂，不得不廢棄。

除此之外，我們的考試越來越簡單，還有一個潛在原因，搞“分數GDP”，讓多數考生與家長都有分數的獲得感，皆大歡喜。比如某市曾經在一年之間就讓高考分數平均分上漲了100分左右。

近年各地在“分數GDP”的競爭上也越來越激進，尤其是中考，幾乎一個比一個容易，無法區分。越來越多的人是高分考生，家長學生臉上都有光。這個做法很有點消滅薄弱校的做法，掛牌子，改名字，於是大家都名校，皆大歡喜。

如果這樣的做法是可行的，對人才選拔與培養有利，沒有什麼不可以，但遺憾的是，多數是適得其反。

考生的成績越來越高，表面上家長和孩子都皆大歡喜，豈不知害苦了教育。

首先，考試簡單化、水平化、模式化，大大降低了考試的區分度，完全破壞了選拔人才的功能，帶來了更激烈的分分計較。

我們雖然不斷推進招生改革，包括綜合素質評價，但因為誠信等種種現實困難原因，在公平強大的訴求下，綜合素質評價只能是“一參考”，最後升學考試多數還是要回到分數這把剛性的尺子上來。這時，分數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已經不再是分分計較，而是零點幾分的計較。1分2分有區別嗎？當然沒有。破解分分計較的辦法，帶來的卻是更殘酷的零點幾分的計較。

更糟糕的是，考試越來越水平化，甚至固化，分數越來越高，區分度越來越低的分數，對於人才選拔的意義越來越小，尤其是對拔尖人才，甚至起反作用，選拔出的更多可能是中間人才，未必是頂尖人才。

這也導致一些名校不得不放棄依賴高考分數的選拔，越來越多地走特殊類型招生，希望通過其他尺子，彌補缺乏區分度的尺子。自主招生近年大行其道就是這個原因。

近年著名高校在浙江搞的三位一體，表面上是綜合評價，即60%是高考分數，10%是中學評價，30%是學校自己的評價。但核心還是需要靠高校自己的筆試與面試做一次再甄別，以選拔出最優秀的。

2019年，在清華大學三位一體測試考場，很多考生提前交卷，一個關鍵原因就是題目難度，考生自知沒戲，索性提前交卷準備下午其他學校的測試。有一個女生面對記者提問時説：真難，題型都沒有見過。其實，這句話可以反向理解：高考的題型與內容都是見過的。

近年各地高考狀元普遍不再來自當地名校，呈現全面分散化的現象，有人高興地認為這是優質教育資源均衡的結果，豈不知這是考試簡單化、水平化的結果。這種低難度，水平化甚至固化的測試，最後較量的是熟悉程度，是謹慎不出錯，拼的不是能力，而是不丟分。因此，更多的人都有可能勝出。

這種升學考試，最後褒獎的不全是最優秀的人，多數是最擅長刷題的人。對於極其優秀的學生，反而增加了大量無效負擔，為了幾分的區別，很多孩子不得不花上一年甚至更久的時間重複訓練，才能確保進入一個理想的學校。從這個角度上看，這種考試，恰恰是對優秀學生增加了無效負擔。

其次，與各級考試難度下降，考試模式化、固化相伴，在應試教育的現實狀況下，各地也出現了學生學業水平下降的新問題。

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江蘇的2008年高考模式。2008年江蘇的高考考試改為語數外（不分文理）+水平（等級）測試。前面的還是選拔性考試，後面的測試則直接表述為A+，A等。這個方案的出發點非常理想，也很可愛。

這個方案引起各方非議只是一方面，比如今年所謂文科第一名無緣北大清華的結果。更糟糕的是，水平測試帶來江蘇考生在物理等等級測試科目上水平的大幅度下滑。

北京某著名大學對江蘇生源的長期監測表明，原來數學物理成績遙遙領先於全國，高居該校第一名的江蘇生源，2008年新高考後，數學物理成績下降顯著，尤其是物理，在實施新高考5年後，江蘇考生的物理成績在學校新生摸底測試中，從第一名跌至第19名。

其根本原因就是考試的模式，語數外不分文理，數學難度不得不降低，而後面的更徹底是非常粗顆粒的水平（等級）考試，難度大幅下降。考的簡單了、少了，學生學的就少了，導致江蘇考生在這些學科上的水平大幅度下滑。因此，該校近些年對於江蘇考生不再像以前那麼青睞了。

功利文化是瀰漫性的，一旦考試這個指揮棒簡單了，學的就必然少了，從這個角度説，從為國家人才培養的角度看，我們需要高度警惕，中高考考試水平化，簡單化，是否會帶來人才培養質量的普遍下降？

最後，如果説區分度降低，難以選拔出優秀人才還可忍受的話，那麼選拔性考試簡單化、水平化、模式化，則直接強化推動了應試教育的發展，這是我們堅決不能接受的。

一方面推動中高考等選拔性考試逐漸水平化，簡單化，另外一方面，為了追求所謂的平穩，命題不得不模式化，甚至固化，各地中高考所考核的知識點與題型大多連年保持不變，這幾乎等於考試試題三年早知道。對於理科科目，區別只是切入點與參數的變化。

要保證在這種考試中脱穎而出，關鍵在於不出錯，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訓練，連續不斷的重複訓練，因為重複訓練是最有效的，這也就是全國瀰漫性的應試教育難以根除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曾在某地一所重點中學看到一個班訓：作業按時交，必上211。這個班訓鮮活地反映了目前考試的特點或者説不足。考什麼，其實大家都知道，核心是紮實訓練，不出錯，因為這種重複訓練是有意義和有效的。

衡水中學等地方中學全面崛起，雖然有多種原因，但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這種考試模式，讓紮實的重複訓練有了重大意義。這可能是一些專家在批判考試難時始料未及的。

同時，區分度降低，也前所未有地強化了分數的價值，分分必爭成為一個普遍而現實的問題。即便是在北京，考生不足7萬人的情況下，一個高分分數段有幾十人甚至上百人比比皆是。

在一些考生大省，比較高的分數段1分動輒200-300百人，甚至近千人，而一所高校在當地招生量才有多少？反觀低分分數段，1分段往往只有幾個人。最後推動的只能是應試教育的加劇。

在我們還無法全面推行綜合素質評價，對於大多數人只能以考試成績為核心錄取依據的背景下，這種選拔性考試水平化、固化，恰恰強化了應試教育。畢竟，刷題是管用的，效果是明顯的，就如託福、GRE一樣。

中高考越來越容易，無意間也抬高了更多家長與考生的期望值，加劇教育的劇場效應。

中高考分數全面上漲虛高，表面上皆大歡喜，大家都收穫滿滿成就感、獲得感，但也誤導了很多的家長與學生，人是有區別的，尤其是中考虛高，導致很多家長與考生對自己做出誤判，無意間推升了教育的期望值。

中考分數幾乎沒有區分度的情況下，人大附中與其他中學的錄取分數幾乎沒有區別，於是讓很多家長誤以為自己孩子很優秀，一不留神沒準就能上北大清華，於是拼命上補習班，希望把最後一公里補上來，客觀上反而加劇了家長的期望，進而推動了教育的劇場效應。

因此，中高考難度加大，拉開差距後，一個積極的意義就是讓一部分家長與考生有清醒的認知，選擇適合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拼命補習、訓練，全部追名校。新加坡在這方面的做法給了我們很好的啓示，從小升初考試開始，就讓一批家長徹底放棄了精英道路的追求。

升學考試這種選拔性考試簡單化、水平化，在還不能全面推行綜合素質評價的背景下，對中國教育是弊大還是利大？在我看來，答案是明確的。

是時候採取措施予以糾正了。中高考試題要打破水平化，簡單化，甚至固化的傾向，加強區分度。尤其是打破固化的傾向，每年試題無論考核的知識點還是出題形式上，需要加大變化，最大程度減少重複率，讓所有人無試可應，反而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應試教育，減輕學生負擔。

試想，如果試題難度加大，沒有了太多“萬年不變的題”，無試可應時，還會出現大面積應試嗎？大家都乖乖回頭去學習了，而不是刷題。

最後還想提醒，考試無論容易還是難，對所有考生都是公平的，所有的家長和學生都不必焦慮。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陳志文觀察”。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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