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學問之道？簡單地説，就是做人、做事、做學問的目標、準則及方法，古人稱為“道”。古人總是要思考或探索具體事情背後的“道”。
筆者這裏講的“學問”，作為動詞是指學習和詢問（知識、技能等）。語出《易·乾卦·文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清顧炎武《日知錄·求其放心》：“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作為名詞是指知識、學識。《荀子·勸學》：“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就“學”與“問”的關係而言，清人劉開在《孟塗文集·問説》中説得好：君子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非學無以致疑，非問無以廣識。好學而不勤問，非真能好學者也。理明矣，而或不達於事，識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細，舍問，其奚決焉？賢於己者，問焉以破其疑，所謂“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問焉以求一得，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等於己者，問焉以資切磋，所謂交相問難，審問而明辨之也。《書》不云乎？“好問則裕。”孟子論“求放心”，而並稱曰“學問之道”，學即繼以問也。子思言“尊德性”，而歸於“道問學”，問且先於學也。
他感嘆三代而下有學而無問，故特別強調“問”，批評人們不好問的原因是心不能虛。心不能虛，好學之心就不誠，學問也肯定做不好。
另外，把“學問”顛倒過來，“問學”也是一個重要概念，是求知、求學、踐行的意思。《禮記·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鄭玄的《禮記注》最早對上段話中的“尊德性”和“道問學”作了解釋：“德性，謂性之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也。”意思是説，“德性”的本質是“至誠”；“道”是取徑、道路；“道問學”即是指人通過自身修養的途徑達到以聖人為標準的“誠”的境界。
因此，“道問學”的初旨也帶有強烈的實用性、踐履性。大意是，君子既要重視道德修養，又需躬行實踐，最初的經典旨在規訓人的內心及其言行，二者並沒有對立的意思。朱陸鵝湖之會，朱熹有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簡約之意，二陸有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之意，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
後人遂對朱陸之爭主觀上給予“德性”“問學”的區別，此後，“尊德性”與“道問學”所闡釋的關於性命與經典之爭，不斷地影響後來的學術史，及至清代，更由此誘導出了“漢宋之爭”這一重要的學術命題，形成了性理之學與考據學之爭。
民間大儒段正元則這樣解釋《禮記·中庸》這段話：“是言人之學問，由先天而後天，由後天返先天；由心思意想而到踏實認真，由踏實認真而到至神至妙，由至神至妙而到至平至常，由至平至常而到廣大高明，由廣大高明而到精微純粹。天地人一體，精氣神一貫，智仁勇合德，方能代天宣化。”
在傳統學問之道中，“問”的意義與重要性有時不亞於“學”，孔子喜歡“大哉問”的學生。為什麼《論語》是經典？《傳習錄》成為經典？
其中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孔子、王陽明學生問得好。學生問得好，老師才能答得好；問得好，才會引出重要的問題；答得好，師生對話才能成為經典。
換句話説，提問必須是有層次、有深度的問，提問者就某一重要問題思考探索了很久，但百思不得其解，這樣把問題問出來，就算老師回答不上來，也可以顯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禮記·學記》有一段話説得很好：“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説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善於提出疑問請教的人就像劈堅硬的木頭，先劈容易劈的，再劈難劈的節疤（先問容易的問題，再問難題）。等到時間長了，疑問就很容易得到解答；不善於提問題的人則與此相反。善於對待別人提問的人像撞鐘一樣，敲得輕，響聲就小，敲得重，響聲就大，等到他敲到自然從容的時候，聲音才全部發出來；不善於答問的人則與此相反。以上這些講的是進入學問之道的途徑和方法。
段正元以《大學》之道來詮釋學問、問學説：“明明德為學問，親民為問學。”他又以儒家仁智勇三達德來詮釋學問、問學説：“智仁勇三者，成己成人，希賢希聖之學問、問學也。聖人云智仁勇三者，所以行之者一也，我雲所以成之者二也，即內而成己，外而成人。希賢即成己學問，希聖即成人學問。智仁即成己，勇字即成人。學問之道，先成己而後成人……成己為學問中事，成人為問學中事。何為問學？即問事也。問事不行，而再學焉。故勇字為問學，無勇字辦不到。”學問、學問，究竟怎麼學？怎麼問？古聖先賢和現代儒學大師、國學大師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經驗。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