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三年的薊州兵變，戚家軍為何被剿殺？是陰謀還是誣陷？
萬曆二十三年，朝廷頒佈斬立決詔書
“南兵鼓譟罪首叛胡懷德及偽軍師李無逸等凌遲、斬首有差，仍令梟示各邊鎮。”
今朝憶昔，原朝鮮抗倭征戰的英雄鋃鏜枷鎖， 淪為囚徒而血灑西市，黃泉作伴。
薊州之變在官方史料上記載極少，查看《明史·神宗本紀》卻沒有發現絲毫相關信息，或許在萬曆年間大大小小的兵變鼓譟事情實在太多，薊州之變並沒有納入到裏面。薊州之變發生時間處在萬曆三大徵援朝時期，反而是朝鮮國的史料透露出來些信息。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挾雙糧鼓譟，薊鎮督、撫、道臣擒其倡亂者正法，餘黨盡驅南還，奏聞兵部覆請，報可。”
薊州之變為什麼會引起那麼大的反響？因為此次兵變主人是鎮守北邊重鎮薊鎮的南兵，那到底這支南兵還算不算戚家軍舊部呢？
萬曆隆慶年間，譚綸戚繼光調派南兵前往北邊薊鎮戍邊開始，一直戚家軍在把持駐守。當時的援朝抗倭的戰爭的將領吳惟忠、王必迪都曾跟隨戚繼光抗倭、戍邊。
雖然抗倭英雄戚繼光於萬曆十六年辭世，但萬曆二十年這支入朝參戰的南兵，兵源相同都是來自義烏金華等江浙地區，這些戚家軍老將率領參戰，屬於正宗戚家軍品牌。
為什麼會發生薊州之變呢？我們進行對南兵士氣、兵源、兵制、作戰待遇、欠響進行深層次剖析：
一、 南兵戚家軍的生存危機，導致士氣蹉跎
今我南兵駐守慶州，與賊伊邇，兵寡力疲，不堪屢戰，況日夕哨伏，無時休息。毋論先後陣亡將四百人，感病物故貴國者已二百餘人矣，俱系良家子弟應募而來，望博功名，今踵籍而死，莫非皆貴國累也！
尚州、大丘又無房屋棲身，雨水霜雪，其苦不可勝言，奈何，奈何！況我浙江俱是富家子弟，召募而來，又與馬軍不同，皆是為名利而至，攻城略地，實肯向前。目今天寒地凍，其實難存。
我們仍然看到在援朝抗倭的時期，南兵吳惟忠所部基本上是以3000人，陣亡400人，染病病故的200多人，在平壤之戰中的傷亡高於其他北邊部隊，卻沒有得到兵源的補充。在朝鮮這樣天寒地凍的地方，沒有棉服被褥作戰物資補充，生存問題沒解決，也造成南兵士氣蹉跎，無心攻城作戰。
二、 南兵戚家軍來源於義烏，卻是無兵可徵調
從戚繼光組建戚家軍開始，從義烏徵調16000多人之後，朝廷也是屢次在義烏徵兵補充南兵的空員名額。卻造成了義烏這個縣十户九空，老弱病殘居家，務農力氣活沒人幹，從外地打仗能夠歸鄉卻是不足三分之一，在長期以往，義烏兵源將無兵可徵調。
“父不得恤其子，兄不得顧其弟，妻不得有其夫”，“以拯一方之倒懸”。
三、 明萬曆年間的募兵制變革，卻是一流想法，不入流的結果
自從明英宗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盛行募兵制，而廢除了朱元璋建立的營兵衞所制。但明朝是屬於軍與兵並存，非常獨特的軍事制度。其實判斷兩者的區別就是召募，還是世襲制。
召募之兵非強壯不入選，既無素娟之恩，有疾輙汰，又無歸老之計，既以車戰，亦無馬料，自非酌擬尺籍軍之食而稍優之，必不樂從。
那麼南兵屬於募兵制下的產物。，既沒有素餋之恩，也沒有養老金可以領。兩樣待遇都沒有，那麼我參戰不就是為了錢嗎？？可是明朝嘉靖年間，財政實力根本不可能支付得起這樣鉅額軍費，尤其是三大徵所產生的義務兵軍餉。
所以這個募兵制就是快速戰爭動員能力，但沒有做好後續一系列的保障體系，這樣是一流的想法，不入流的結果，故才出現那麼多次譁變事故。
四、作戰待遇相比北兵差，搶不到平壤先登之功
統兵大將軍李如松在佈置平壤之戰，平壤地形來決定以西面為進攻主力，以北面為牽制，以南面為奇兵。南面的含毯門主攻將軍駱尚志，北面的牡丹峯南兵將領吳惟忠。吳惟忠帶3000人仰攻地形絕對優勢的日軍，還缺少炮火支持，正常人看來，是不可能打下牡丹峯的，因此吳惟忠這一路，基本就是牽制作用的炮灰，先登之功更是不要想了。
李如松明明知道牡丹峯難啃的骨頭，預料到南兵無法攻下的結果，仍然讓南兵攻打牡丹峯造成主將吳惟忠身負重傷，南兵作戰勇敢沒有，不僅付出巨大犧牲，還造成首級軍功沒有，先登軍功沒有。但統兵大將李如松家丁又撿了人頭又打了伏擊賺的盆滿缽滿，這怎麼能讓南兵心服？讓南兵沒情緒？
五、欠餉，欠兵餉，才是此次薊州兵變的根本
“兵名雖有南北之分。留守初無輕重之別，距離家萬里，異國從徵，若非厚利又何以結其心，而使之效力也。理應一視同仁，不論南北，每軍一名月給月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衣鞋銀三錢，共三兩六錢，”
基本上這次援朝抗倭之戰，無論南北兵都是年薪+餐補+衣服鞋子補助是銀子43兩。可基本的人員包乾費用並沒有給到位。
東征最高指揮官經略宋應昌《移朝鮮國王諮》：留守之兵，去家萬里，遠戍異鄉，彼其心豈無父母妻子之繁，非厚利結其心，何以責其效？
南兵不是世襲，不是公務員，我只是募兵，捨出命來參戰就是為了更好生活，為了老婆孩子，不然誰會遠離家鄉千里參戰，只有利益與金錢才是最大的動力，而不要跟我講家國大義。
可每次到領響之時，都是假話大話套話矇騙南兵，不僅不足額還不發放了。
南兵將領為南兵向朝廷討餉，卻是一而再三都沒有回應，南兵不滿與不穩已經產生。
還有南北兵的衝突趨勢就一直在看漲，不僅僅是作戰待遇，糧食供應，軍功分配等方面，南兵派系王必迪與李如松為首北兵派系都存在隔閡與衝突，統兵大將李如松派遣軍隊旗牌官到南兵軍營視察，造成雙方衝突被殺，李如松派遣軍隊進行絞殺南兵，這也是薊州兵變的原因。
但薊州兵變之後的處理卻是不同，或許朝廷遵循萬曆皇帝的旨意，既然南派領頭人張居正去世，連累着戚繼光這個忠實跟隨者，還對一系列南兵進行打壓分解，最後徹底瓦解各地南兵，世間再無戚家軍，這就是悲劇。
從此之後，明朝後期都是北方兵馬佔據與扼守北邊重要關隘，不斷地對明朝這條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進行吸取營養，但卻對後金是屢戰屢敗，不斷地被蠶食掉山海關之外的關外之地，甚至在北邊的將領拿着明朝滋養的力量，投靠了後金王朝，做了一個交易的中間商。
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明清薩爾滸之戰，以明軍慘敗為結局，這次戰爭是明清興亡史上一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爭，也表明了大明王朝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
參考及引用資料：《宣祖實錄》、《神宗實錄》、《穆宗實錄》、《經略御倭奏議》、《移朝鮮國王諮》、《大明會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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