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立太子往往被視為“定國本”，並且有一套“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規矩，明朝尤是如此。可明萬曆年間，卻有一個非嫡非長的朱常洵謀立太子，從而引發“國本之爭”。後來，朱常洛被立為太子，朱常洵生母鄭貴妃仍不肯罷休，便又引發“妖書案”、“梃擊案”。由於羣臣堅決反對，朱常洵只好做一個藩王。但讓人沒想到的是，此後他更加貪得無厭，慾壑難填，而大肆搜刮的結果是眾憤難平，最終死於農民軍的怒火之下。
福王朱常洵畫像
國本之爭
明神宗的第一個兒子是宮女王氏所生。後來，神宗封王氏為才人，到長子朱常洛降生，又晉封她為恭妃。由於王皇后一直沒有生育，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自然是情理中事，從皇太后到諸大臣都堅持這一點。然而，本應確信無疑的事情，卻因為鄭氏及其子朱常洵的出現而被打亂了。
就在朱常洛出生的第二年，鄭氏入宮，初封淑嬪。她不僅嬌豔冠絕後宮，又知書識字，為人機敏，把神宗迷得神魂顛倒，很快又封她為貴妃，地位高於王恭妃。三年後，鄭貴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神宗立即冊封其為皇貴妃，地位僅次於皇后。當時，輿論大譁。
按照“母以子貴”的慣例，王氏的地位應在鄭氏之上，因為朱常洛是長子。眾大臣認為神宗的做法很不妥。反過來按照“子以母貴”的説法，眾臣懷疑神宗和鄭貴妃有立朱常洵為太子的意圖，於是爭言建儲之事，奏章雪片般送進宮裏，長達十五年之久的“國本之爭”就這樣拉開了序幕。
最先挑起此事的，是户部給事中姜應麟，他要求為王恭妃正名分，並冊立朱常洛為太子以斷絕野心之人的非分之想。神宗大怒，下令把姜應麟貶到邊遠的地方做了個小吏。此後，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皆因此獲罪遭貶，禮部尚書沈鯉也因此被罷官。
雖然神宗欲“廢長立幼”的念頭已很明顯，但禮法對明朝士大夫而言是不容挑戰的信仰，一些正直的大臣便又聯名上疏，請求立朱常洛為太子。這時，首輔申時行想左右逢源，他在神宗面前贊成廢長立幼，在羣臣面前又裝作恪守禮法，神宗對他大加讚賞，但羣臣還是看穿了他的小算盤。迫於羣臣壓力，申時行最終也只能上疏奏請神宗亟定建儲大計。
如此一來，神宗雖不耐煩，也只能應允兩年後舉行冊立皇太子儀式，同時又要求羣臣不能再嘮叨，否則就要等皇長子十五歲後再説。第二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上疏，奏請準備冊封太子的儀物。神宗怒其冒犯，也找到了拖延的藉口，詔令冊立太子之事延期一年進行，並奪張有德三個月俸祿。
此後，首輔從申時行變成王錫爵，又從王錫爵變成沈一貫，到朱常洛虛歲二十，建儲之事依舊沒有着落。神宗也被立儲之事搞得心力交瘁，他知道此事已不能再拖。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十五日，神宗冊立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同時冊封朱常洵為福王，長達十五年的國本之爭終於有了結果。
詔書頒佈之日，神宗命人取出裝有他與鄭貴妃當年起誓立朱常洵為太子的密盒。玉盒是密封如初，可打開一看，裏面的誓書卻已被蟲子蛀得成為紙屑。神宗不由驚道：“原來天意如此！”也可見即便是皇帝，也並不能為所欲為。
這場國本之爭，從表面上看是神宗主張立朱常洵和羣臣主張立朱常洛之間的禮法之爭，實際上藏在背後的還有不同派別的官僚集團為謀取權力和地位，利用這一政治事件相互傾軋的真實內幕。因為此事被罷官免職的官員數不勝數，他們下野後在民間繼續組織勢力議論國事，又進一步擾亂了大明王朝的統治秩序，加速了政權的滅亡。
當然，其中也不乏正直敢言的人才，如御史錢一本，他所上《論相》與《建儲》二疏都寫得非常的率直。雖然錢一本被削官為民，但他的奏疏也給了神宗以極大的震動，為神宗下定決心立朱常洛為太子建立了思想基礎。
明神宗朱翊鈞畫像
妖書案與梃擊案
即便太子之位已定，但鄭貴妃仍不肯罷休，她繼續為兒子活動，不利於太子的謠言反而更多，宮廷內外的鬥爭也更加激烈，於是又引出了“妖書案”和“梃擊案”。
早在萬曆二十六年就曾出現妖書《憂危竑議》，為立朱常洵為太子大造輿論。萬曆三十一年又出現《續憂危竑議》。這本書是以託名“鄭福成”的人與來客問答的方式寫成的，大意是説：皇帝冊立現太子是迫不得已之舉，用朱賡入內閣正隱含“更”換太子之意。書中還隱晦地講述了鄭貴妃與諸大臣之間有勾連，圖謀廢長立幼，所謂“鄭福成”即鄭貴妃的兒子福王必當成功之意。
當時神宗已用盡手段圖謀立朱常洵，最終仍不得不立朱常洛，心中深信此乃天意。當“妖書”一出，神宗怒斥其為胡鬧，並下令特務機關迅速查明主犯，捉拿嚴辦。於是，一股聲勢浩大的搜捕風就此掀起，朋黨之爭和個人恩怨也藉此發泄，不少官員含冤受罪，搞得烏煙瘴氣。其中數皦生光最慘，最終被凌遲處死，“妖書案”由此草草了結。
事實上，神宗壓根就知道罪魁禍首是誰，但他無意去查清，牽出個替罪羊，對臣民有了個“説法”，這事也就讓它過去了。正因如此，沒過幾年，又發生了“梃擊案”。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夜，天剛黑下來，一個漢子手持棗木棍悄悄潛入慈慶宮，打倒內侍後向太子寢室奔去。內侍連忙喊人，侍衞聞聲感到，轉眼間將那刺客擒獲關押。第二天一早，太子入宮向神宗彙報此事，神宗先後令巡皇城御史劉廷元及刑部郎中胡士相、刑部員外郎趙會楨、勞永嘉三人審理此案。這羣人很是奸猾，知道這事涉及鄭貴妃，便稱罪犯張差一時瘋迷，想要就此結案了事，但刑部主事王之寀懷疑另有陰謀。
五月二十一日，十三司再次會審，張差這才供出了另外五個同夥，其中就包括鄭貴妃的內侍龐保、劉成，是他們授意自己去打太子的。審到這裏，背後主使是誰已顯而易見。神宗得知案情後，為了掩蓋真相，便以張差瘋癲為由將其處死，後又秘密杖殺龐保、劉成，其餘案犯發配邊陲，這樣就算結案了。
神宗雖然包庇鄭貴妃母子，但對侵犯太子的人也絕不姑息，由此可見，鄭貴妃已無法動搖神宗心中關於太子人選的想法了。可以説，經過這兩起案件後，太子朱常洛的地位反而更加鞏固。
明光宗朱常洛畫像
慾壑難填
因為鄭貴妃備受寵幸，朱常洵也就成了神宗最鍾愛的兒子。萬曆二十九年冊立太子後，廷臣們建議福王應該立即到洛陽就藩，否則會對太子地位不利。但神宗因為沒能立朱常洵為太子已經很失落，便有意將朱常洵留在身邊，對廷臣們就推説要等到為其完婚以後。
後來這場盛大的婚禮共花去三十萬兩白銀，可謂極盡奢華。接着，神宗在洛陽為朱常洵營建王府，又花去白銀二十八萬兩，富麗堂皇之極。在營建王府的過程中，不斷有人上疏，要求朱常洵赴藩，但神宗都以王府尚未建成加以搪塞。按明朝祖制，諸王成年後，必須立即就藩，神宗溺愛福王竟至不顧祖制。羣臣懷疑神宗有再立福王的意圖，於是君臣之間新一輪的論爭又開始了。
萬曆四十年（1612年）四月，洛陽福王府建成。工部奏請福王就藩，內閣擬旨，神宗壓下不發。此後，拖了一年又一年。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五月，福王又向神宗索要四萬傾土地，神宗竟答應了福王的請求，責令河南、山東備足。當時兩省根本沒有這麼多地，神宗是故意給大臣們出難題，藉此拖延福王就藩的時間。大臣們紛紛上疏反對，首輔葉向高在疏中直言，如此做法必使百姓無田可種，同時直接揭穿神宗想以此為藉口拖延福王就藩時間的用意。單獨給某藩王四萬傾莊田同樣違反了祖制，在羣臣的一片抗議聲中，神宗被迫讓步，減到兩萬傾責令河南、湖廣、山東三省分攤。
等莊田問題解決了，鄭貴妃又提出明年冬天是皇太后七十大壽，福王理應祝壽以後再就藩。這樣，就又能拖將近兩年。可惜天不遂人願，次年二月，皇太后病逝，福王留京的藉口沒了，神宗這才令福王就藩。
離京之日，神宗又將歷年來礦監、税監進貢的珍寶佳玩賞給福王。臨出宮門，神宗緊緊拉住福王，殷殷叮囑他三年必須回京一趟。就藩車隊延綿數十里，相望於道，好不威風。
這還沒完，就藩後不久，福王又向神宗提出新的要求，想得到江都到太平沿江的雜税和四川的鹽井榷茶税。神宗居然立即答應，還下詔特許福王府自派官吏在封地內督租徵税。於是，府王府的屬官和太監以此為名，四下出動，在河南、河北、山東、兩湖地區大肆騷擾，與朝廷税官已無區別了。廷臣們當然反對，但神宗一意孤行，反將上疏直言的官員貶職。從此，福王更加肆無忌憚，在封地之內敲詐勒索、殺人逞兇，無法無天，當地官員也不敢過問，百姓苦不堪言。
後來，福王又想到一條斂財的妙計。食鹽原本由國家專賣，福王請求獲得淮鹽一千三百引，在洛陽設店賣鹽，牟取暴利。不僅如此，福王還派太監直接到鹽場調鹽，實際拉走的遠不止一千三百引。以此所獲利益，幾乎讓福王富甲天下了。
明熹宗朱由校畫像
因欲而生，也因欲而亡
與商民爭利，與商賈為伍，本就有失皇家體統，況且還騷擾地方，激起了民怨。但神宗一味偏袒，結果讓福王的慾望更無止境。搜刮來的大量錢財，福王肆意揮霍，終日以酒色為樂。不過，好日子很快也就到頭了。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去世，終年五十八歲。朱常洛即位，是為明光宗。光宗死後，長子朱由校即位，是為熹宗。
明熹宗天啓七年（1627年），陝北澄縣的王二領導饑民揭竿而起，拉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到崇禎即位後，陝北、陝中一帶的農民起義愈演愈烈，逐漸形成以李自成和張獻忠為首的兩支規模浩大的農民起義軍。在這種情勢下，河南的起義隊伍也紛紛出現，少也有數百，多則上萬人。
同時，官軍也進駐洛陽開始鎮壓。當時，軍官層層盤剝，底層士兵連飯都吃不飽，看到府王府富麗堂皇，福王的生活仍醉生夢死，心中自然憤憤不平，大多不肯出力。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很恐懼，勸福王散財濟貧，以鼓勵軍民，穩定軍心。但這無異於割福王身上的肉，結果被福王斷然拒絕。
崇禎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率部入河南，奪永寧，陷宜陽，聲威大震。河南各地土地集中，賦役沉重，民不聊生，李自成進入河南後又提出了“均田免糧”的口號，老百姓紛紛響應闖軍。福王震驚之餘，明中央也派總兵王紹禹等率部進入洛陽。福王這才清楚認識到形勢嚴峻，於是籠絡一眾軍官，希望他們能擊退敵人。
數日後，李自成大軍攻打洛陽，洛陽城危在旦夕。福王這才忍痛出錢，招募敢死隊突襲闖軍軍營，闖軍猝不及防，稍稍退去。愚蠢的福王居然以為從此就平安無事了，誰知沒過多久，農民軍又捲土重來，將洛陽城圍得水泄不通。王紹禹見大勢已去，開北門放農民軍入城，福王逃往迎恩寺，次日被農民軍抓獲。
由於福王平日裏搜刮民脂民膏，貪婪成性，百姓對其恨之入骨。憤怒至極的人們將嚇得瑟瑟發抖的福王砍頭示眾，並將其屍體和鹿肉一起蒸煮，置酒大宴將士，號稱“福祿酒”。然後，又放火焚燬了福王府。就這樣，曾經富甲天下、不可一世的藩王，成了老百姓的鍋中肉，曾斥資二十八萬兩白銀打造的豪宅，也在三天三夜後變成了廢墟。這便是縱慾過度、任性胡為的下場！
明末農民起義
福王其人，若説本性就是大奸大惡之人，也不全對。與太子爭位，既因鄭貴妃的野心，也是朝廷中朋黨之爭的犧牲品。就藩後，他貪婪成性，驕奢淫逸，最終人財兩空，也算咎由自取。如果他生在大明鼎盛時期，也許還能在封建體制的庇廕下善終，但他卻生在了明王朝急速崩潰的當下，實在是可悲。
由此也可見，錢財確實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無奈的是，它又是衡量生後死前人成功與否的標誌之一。是不是很矛盾？是以凡事看開些，並且盡力而為，也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