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第一次國民經濟大調整始末

●《紅牆知情錄》三部曲：尹家民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紅牆知情錄(一)——新中國的風雨歷程》

《紅牆知情錄(二)——開國將帥的非常歲月》

《紅牆知情錄(三)——共和國外交軼事及兩岸風雲》

到1960年夏，毛澤東感到了壓力。對他倡導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一些做法、口號，開始感到心中沒底，自信心有些動搖。

“狂熱”之後，共和國面臨空前飢餓

現在的人們很難想像，在40年前，1959年春，在中南海領袖們的家中，曾有過這樣一幕：秘書將自定口糧標準的通知，發到各個領導人的手裏，請他們按照自己的飯量定一下供糧標準。當時，國家將每個城市人口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限度，要求糧食定量低標準，並以瓜菜代替糧食。據當時中南海工作人員回憶：身高體闊的毛澤東主席，自報的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委員長報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來總理報了24斤。朱德副主席和毛澤東主席一樣，也是26斤。這一情況，傳到各單位黨支部和黨小組後，大家都認為中央最高領導人的定量偏低了，起碼應該和絕大多數男性幹部一樣，定在28斤。但是，中央最高領導人都堅持説夠了，已經寫過，不要變動了。於是，就這樣開始按照他們報的數量發給他們糧票。

1961年年底，劉少奇和王光美在廣州温泉山附近的樹林裏撿毛栗子、橡子和苦橘子，尋求解決大饑荒時期的代食品問題。此事對共和國領袖個人來説，不是什麼大事，再説國家再困難也不會讓領袖們餓肚子；但領袖們提筆的手卻十分沉重，他們比誰都清楚：百姓們的口糧緊張到什麼程度!在此之前，他們曾緊急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帶頭，國家幹部帶頭。而他們自己首先帶頭勒緊褲腰帶，和羣眾共渡難關。

面對工農業生產跌入谷底導致生活資料匱乏和飢餓嚴酷的現實，最難過的是發出大躍進號召的毛澤東主席本人了。他當時對全體國家工作人員宣佈：“我們要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過定量。”

這種局面不是一天造成的。早在1958年開始“大躍進”，1959年，毛澤東又錯誤地發動了廬山會議上的鬥爭，那場“反右傾”運動，導致極左思潮有增無減，在短短兩三年內，國民經濟嚴重不平衡，全國糧食大幅度下降，森林遭到嚴重破壞，農民飢餓，疾病接連爆發，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大大地挫傷了農民羣眾的勞動積極性。毛澤東聽到農村出現饑荒和餓死人的消息，憂心如焚，坐立不安。在北京，他幾個月不吃肉，吃飯時指着盤子裏的菜對工作人員説：“你們對我很好，可你們不要光從生活上關心我，而要注意節約。比如這青菜，你們都把葉子去掉，光叫我吃嫩的，那菜葉子不是浪費了嗎？”一次毛澤東辦公到深夜，肚子餓了，就叫工作人員去弄幾個芋頭煨熟送來。毛澤東吃了兩個，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工作人員發現毛澤東的呼吸不正常，一看是嘴裏還含着一個芋頭，急忙從他嘴裏往外摳……其實，不論説是“天災”也好，“人禍”也好，或者説在當時大多數人還不願或不敢把困難往“人禍”上聯繫時，中央領導們已經感到了農村形勢撲面而來的嚴峻。

1960年10月21日，連主管外交的陳毅，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也緊皺眉頭，忍不住大聲疾呼：“今年已經有幾個省開始缺糧，秋收以後就缺糧，寅吃卯糧，明年會更缺了，有個怎樣度過的問題。一個山東，一個河南，一個遼寧，一個河北，是最難過的，其次是山西，還有幾個省。58年、59年幾個大戰役，把我們的存底挖空了，把我們的存糧箱箱櫃櫃都拿來吃光了，又來了連續兩年的災害，所以引起困難，明年春天又來個災害怎麼辦？人民確實相當地疲勞了，相當地困苦了，情緒也很不好，勞動熱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願意搞生產，需要我們軍隊幫一幫。”陳毅的話反映出領導人普遍的焦慮心情。

“大躍進”帶來的另一個惡果是，工礦企業從農村大量招工，城鎮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萬人，比1951年增加近一倍。這一方面大大減少了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需要向農村大大增加糧食徵購，而糧食卻沒有那麼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指出：“近兩個月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售，庫已幾乎挖空了，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就有脱銷的危險。”6月6日，中央在一份文件中説：“入夏以後，北京、天津、上海、遼寧等大城市和工業區的糧食庫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銷7天，天津只能銷10天，上海已經幾乎沒有大米庫存，遼寧10個城市只能銷八九天。”周恩來的秘書李巖回憶：“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總理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農村的形勢更令人焦慮不安。在繼續“大躍進”和準備條件過渡的雙重壓力下，基層幹部花樣翻新，演繹出許多違法亂紀的悲劇來。廬山會議前一度有所收斂的共產風、瞎指揮、強迫命令風再次捲土重來，而且變本加厲。

毛澤東首次承認“大躍進”錯誤，中央決心“轉入主動”

“大躍進”時期，浮誇風盛行。圖為天津東郊區新立人民公社用所謂“移秧並用”的方法，虛報畝產，並説稻子上可坐人，供人蔘觀。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經濟問題和國際問題。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一清早花了兩個小時，寫出一篇《十年總結》。説是“十年”，其實主要是三年“大躍進”的總結。在下午的閉幕會上，毛澤東就三年補充計劃指標和《十年總結》又講了一次話。

他對國家計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滿意，認為這“後三年的指標，仍然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就是對於留餘地，對於藏一手，對於實際可能性，還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當事人還不懂得”。他説，昨天常委和幾位管經濟工作的同志交換了一下意見，認為這個調整方案還得調整。

這次會議，指標一壓再壓，會議的過程成了壓指標的過程，用鄧小平的話説：“我們這幾天都是搞的改良主義。”

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作了自我批評：“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説，高指標要下決心改，改過來就完全主動了。“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他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

毛澤東寫這個總結，雖然只用了兩個小時，但醖釀的時間很長。遠的不説，大體從1959年11月的杭州會議，毛澤東就開始試圖對新中國成立後的十年經驗進行總結。後經1960年1月上海會議，3月天津會議，又經過一系列小型會議的交談，到這次上海會議，他認為時機已經成熟，為了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解決黨內高層領導的認識問題，於是一氣呵成，寫出這篇重要文獻。

《十年總結》是毛澤東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統回顧和總結三年“大躍進”的文字，也是他第一次承認自己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有錯誤。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沒有也不可能認識指導思想上的“左”的錯誤。

上海會議上，毛澤東請周恩來談談農業情況。

周恩來出訪回國還不到半個月，但他對農業形勢已經心中有數。他明確提出，這些年來高指標、高估產帶來了嚴重後果。他説：“兩年災荒之後，明年就很難保產了，要很大的人力去克服。所以估計1962年的計劃，就要放在一個比較保險的可能的數字上，來爭取實現或超過。”

周恩來又説：“這次搞得徹底一點，像主席《十年總結》説的，一次把這個主動權拿過來。”

毛澤東贊同：“就是想得點自由，不然總是捆綁手腳，自己不得翻身。我當了這麼多年解放軍，結果自己又沒有解放。”

周恩來接過毛澤東的話，建議降低糧食、棉花和養豬的指標。他提醒大家：農業指標如果提高了，不僅直接影響人民生活，而且影響輕工業的原料，轉而又間接影響到人民生活，所以它比重工業感覺更靈，這是三年農業被動得比工業感覺更厲害的原因，大家反映吃不飽，我們就不安。

毛澤東問：“那麼究竟怎麼來轉這個彎子呢？”

周恩來説：既然不能完成，主席昨天也講了要轉入主動，必須在今年的黨代會上埋伏一筆，使今年年底的實際數字到明年公佈時能夠得出為什麼減產的結論來。他還説：不但要為今年着想，而且要為1962年着想，全部轉入主動，就是1962年提的指標跟原來八大的建議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議還少一點都可以，這才能轉入真正的主動，不然還是不能主動，因此，後三年的補充計劃，無論是農業指標還是工業指標，就要把它降低，其目的為使我們留有餘地。

大家都贊成毛澤東的總結和周恩來的意見。

劉少奇説：“完全贊成指標這麼改，毛主席這個總結很重要，已有的經驗就需要學習。農業指標我們三年被動，能夠在這一次轉入主動就好了。”

鄧小平也認為這次會議提出爭取主動“是很大極大的好事。”他還強調：毛澤東的《十年總結》十分重要，“是提到認識論來解決這個問題，從思想方法上來解決這個問題。”他接着説：“真正決定問題的，就是我們在座的人。”

中央主要領導人開始統一了思想，就為下決心調整計劃指標、爭取主動、扭轉困難初步奠定了基礎。

赫魯曉夫突然撤走專家，中國經濟“雪上加霜”

上海會議結束不久，從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傳來消息，中蘇兩黨發生正面交鋒，國際鬥爭更加複雜化。

彭真率領中共代表團於6月28日回到北京。

毛澤東6月29日離開上海，經蚌埠、濟南於7月2日到天津。當天晚上，在專列上聽取專程從北京趕來的彭真、康生等人的彙報，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達北戴河，準備在這裏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7月5日開始，8月10日結束，共一個月零六天。會議主要討論國際問題(中蘇關係)和國內經濟問題。

在這些日子裏，毛澤東邀集中央常委的幾位同志和有關負責人，連續開會研究對蘇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書》如何做出答覆。7月18日，李富春就國內經濟問題向會議作報告，會議開始轉到討論國內問題。20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各地彙報今年完成生產任務的情況。26日，周恩來主持會議，專門討論當前最突出的糧食問題。28日，毛澤東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進一步研究糧食問題，同時還討論了尖端技術問題。

正當會議剛剛進入討論國內經濟問題時，突然又發生蘇聯撤走全部在華專家的嚴重事件。當時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共有1300多名，分佈在經濟、國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個企業和部門。他們全部撤走，使中國一些重大的設計項目和科研項目中途停頓，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設項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試驗生產的廠礦不能按期投產。這對正處在困境中的中國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

7月31日，在毛澤東主持下，周恩來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貿問題向會議作報告。在赫魯曉夫咄咄逼人、對中國採取高壓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瞭解到這種情況，迸發出一種勒緊腰帶還債的激憤情緒。有人説，“要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有人説，“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澤東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煙，目光掃視着每一個發言的人，最後以堅定的口吻説：“明年還清這個賬!”

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發表講話，講了一個小時。講到國內問題，他突出強調了要抓好糧食生產。他要求搞好田間管理，搞好秋收、秋種，儘可能地多打糧食，多種糧食。民以食為天，吃飯是第一條。針對農村人民公社急於過渡和刮“共產風”的情況，他提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至少五年不變，搞一個死規定，五年以後再説。一定要有個人所有制的部分，給社員一點自留地，過去批轉貴州省關於食堂辦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個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體、小自由”，1958年武昌會議決議裏寫了的，不要忘記這一點。他説，今天我講的這些，不是什麼發明，也不是我個人的意見，而是我們過去共同決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複一下。

毛澤東重申這些政策，預示着黨的農村政策將會有一個新的調整。

細心的人們注意到，毛澤東在會議上只講了這一次話，講的時間也不長。在一個多月的北戴河會議期間，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這是以往所少見的。顯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常常一個人坐在沙發上長時間沉默不語。睡覺也不好。他曾對值班人員説，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對他多照顧一下。可以想象，國際上有來自蘇聯等方面的壓力，國內出現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難的經濟局面，他在6月上海會議上提出爭取主動權的問題，並沒有實現，依然處在被動狀況中。如何克服當前困難，擺脱被動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他也確實太疲勞了。

出於對毛澤東的愛護，保證他的身體健康，黨的總書記鄧小平在會議結束時宣佈：“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離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對蘇共《通知書》的答覆，我們把文件搞好了，主席過問一下，日常工作我們處理了。”

毛澤東：“我贊成，休息一個時期。”

鄧小平：“小事就不要過問了。”

毛澤東：“少看文件。”

鄧小平：“這樣比較好。”

從6月間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以來，毛澤東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國際問題方面。進入10月以後，一些農村餓死人等嚴重情況，越來越多地反映到毛澤東那裏。問題的嚴重程度使他吃驚。毛澤東的心思和注意力又更多地轉回到國內。雖然中央決定毛澤東休息一個時期，但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根本無法做到。他照樣很忙，找人談話，批閲文件，會見外賓。當他看到反映農村嚴重情況的報告時，心情極為沉重，常常睡不着覺。從10月開始，毛澤東開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對護士長説：“國家有困難了，我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同渡過難關，不要給肉吃，省下來換外匯。吃素不要緊。”護士長怕他營養不夠，影響健康，每天都給他計算攝入食物的熱量。身材高大的毛澤東的體重這時下降到75公斤。

李富春提出“八字方針”，國民經濟調整初露成效

1960年的最後一天，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同來京開會人員在北京飯店聚餐，除舊迎新。毛澤東特地囑咐，請張平化、劉建勳、楊尚奎等各省負責人同他坐在一桌，以便直接聽聽他們對眼下經濟工作的意見。

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會議繼續進行，討論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晚上，毛澤東聽第四次彙報。由李富春彙報這項計劃。李富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他説：去年計劃有四條經驗：一是計劃不全面，是工業交通計劃，忽視了農業；二是計劃指標偏高；三是權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對計劃的執行檢查不夠。毛澤東插話説：“不僅沒有注意農業，而是擠了農業，工業戰線過長，面過寬。”

關於1961年鋼產指標，這是一個牽動全局的問題，討論得最多。李富春彙報説，開始想搞2150萬噸，後來逐步下調，現在降到2000萬噸。

毛澤東有些疑慮：“是否搞那麼多，能不能辦得到？首先要保證農業，而後鍊鋼。”

李富春説：“下午開了個小組會，提出幾種方案。第一方案1950萬噸，第二方案1900萬噸。”

毛澤東仍然緊鎖眉頭：“看來1900萬噸比較穩妥，究竟搞多少，還要看煤、礦石、運輸的情況。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則還要吃去年的苦頭，到第四季度扔開一切搞鋼鐵。我想，今年仍然搞1870萬噸，恐怕也難避免去年的苦頭。聽説還有一個方案，就是1980萬噸。”

中南局書記王任重説：“是中南組葉劍英提的，搞1800萬噸鋼，提高質量，集中力量搞農業。”

毛澤東説：“我擔心就是1870萬噸，也還可能出現去年的緊張情況。那樣搞，實際上是個浪費。有幾年了嘛，1959年就有點緊張，只是沒有去年那麼緊張。去年為什麼那麼緊張？就是因為由1350萬噸一下子提到1870萬噸。”

劉少奇直言：“看來，去年由1840萬噸後來又增加到2040萬噸，是犯了錯誤的。”

鄧小平補充道：“再加上大興水利，大調勞力，就把農業擠了。”

李富春説道：“還有兩個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產的面鋪寬了，分散了力量。”會議成了漫議，中央主要領導人都發了言。彭真説：“這三年，生產資料增長了三倍，輕工業生活資料只增長了一倍。”毛澤東也説：“總之，今年就是要縮短重工業的戰線，延長農業輕工業的戰線。”劉少奇説：“指標搞低些，努力去超過。”毛澤東又説：“這三年都是指標定高了，後來退下來。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從9月開始大搞，1959年廬山會議整風反右以後，又大搞，1960年又搞了一年。這三年大搞鋼鐵，擠了農業。因此，我懷疑就是1870萬噸，是否也會緊張。”

現在回頭看，雖然領袖們對鋼產指標有着種種懷疑，但毛澤東等人對工業戰線的困難形勢完全估計不足。在鋼、鐵等工業產品產量問題上，他們基本上還沒有跳出高指標的框框。

毛澤東問李富春：“今年的方針是怎麼提的？”

李富春答道：“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毛澤東又問：“這個方針是什麼意思？”

李富春説：“調整就是調整各方面的關係，有調整、充實，才能鞏固、提高。”

實際上，“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有個完善的過程。在北戴河會議初期討論運輸問題時，李富春曾根據前段時間的生產情況，提出應該對工業進行整頓、鞏固、提高，但是，這個想法提出後，計委內部爭論很大，有人認為沒有必要這樣做。1960年8月30日，李富春等到西花廳向周恩來彙報工作，周恩來支持李富春的意見，並將報告中提出的對1961年國民經濟實行“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增加了“充實”二字。9月5日，他又將“整頓”改為“調整”，使它的含義更加明確。9月30日，周恩來簽發中共中央批轉國家計委《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第一次正式並且完整地表述了這八字方針。

毛澤東説：“是四面八方了，你這個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隊在兩個戰役之間的休整一樣。”毛澤東又問大家：“大躍進的口號能不能在1961年提？”

鄧小平回答説：“今年元旦社論，沒有提大躍進，提的是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

也有人説：“大躍進，作為一段來算賬，還是大躍進。”

毛澤東作了結論：“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養生息。”

李富春繼續彙報。當講到搞建設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時候，毛澤東説：“這句話説了好幾遍了，就看靈不靈。要收回一些權力，把權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區三級，下面收縮一下，這樣，就不會層層加碼了。”

陳雲接着説：“我們不是講共產主義風格嗎？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僅省市區要通盤考慮，中央局也要通盤考慮。”最後，毛澤東要李富春把今天講的這些，明天在全體會議上再講一下，大家議一議。

經過五次彙報會的討論、醖釀和思考，在中央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1月13日，毛澤東發表了以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主旨的講話。他説：“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開得比過去幾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頭腦比較清醒一些。比如關於冷熱結合這個問題，過去總是冷得不夠，熱得多了一點，這一次結合得比過去有進步，對問題有分析，情況比較摸底。當然，現在有許多情況，就中央和省一級來説，還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們回去之後，要搞調查研究，把小事撇開，用一部分時間，帶幾個助手，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在城市要徹底調查一兩個工廠、一兩個城市人民公社。”“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

歷時20天的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了。這次會議為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的召開作了充分準備。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八屆九中全會，着重聽取和討論了李富春所作的《關於安排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意見》。李富春提出，國民經濟經過了三年大躍進，出現了新的不平衡和新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從1961年起，在兩三年內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即調整各個部門之間已經變化了的相互關係，鞏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發展和變革中獲得的碩大成果，充實新發展起來的一些事業。

全會通過了這個《意見》，並在會議公報中正式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佈：從1961年起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其主要內容是：大力恢復農業；加強國民經濟的集中統一管理；減少職工和城鎮人口；穩定、調劑市場供應。如在農業方面，中央於1960年11月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後，於1961年3月和5月先後在廣州和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和修訂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在全國農村試行。《緊急指示信》和《農業六十條》的基本精神是，重申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所有制，是現階段農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同時，要求堅決實行退賠政策；減少糧食徵購，減輕農民負擔；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規定適當的購銷政策，加強各行各業對農業的支援。與此同時，中央決定在最近二三年內應更多地把經濟管理大權集中於中央和中央局，反對1958年以來的地方主義和分散主義。同時減少職工人數和城鎮人口，要求1961年分別完成960萬和1000萬兩項指標。並實行大力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恢復和發展日用工業品和手工業品，在穩定18類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的同時，對部分消費品實行高價，以及增加流通渠道等措施。上述調整措施的出台，對扭轉嚴重的經濟困難局面具有積極作用。加上自然災害的減輕，農業生產微露轉機，1961年糧食產量比上年增長2.6%，基本保證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當時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的局面基本上得到了扭轉，國民經濟開始復甦，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特別是在調整農、工、城市人口指標的同時，黨還調整了與知識分子和各種政治派別的關係。儘管這種努力在當時“左”傾思想為指導的情況下不可能全面徹底地解決問題，但都畢竟是一個共和國領袖們與人民羣眾同甘苦，共患難，不屈不撓，同時也卓有成效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