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永馨身上有很多個第一——培養了我國第一批特殊教育本科生和研究生、撰寫了第一套特殊教育專業教材、創立我國高校第一個特教專業，填補了高等師範教育特殊教育的空白……
“我當時便稱我的第一批學生是‘黃埔一期’，前五期學生是‘黃埔108將’，他們現在很多仍在特殊教育一線工作，有的已經成為教授、校長。”9月5日上午，樸永馨接受新京報記者的專訪，提起昔日的學生，他眼神裏滿是笑意。
“一五計劃”時期，應國家對特教專業教師的需要，樸永馨和同學銀春銘一起去蘇聯學習特殊教育。1961年，從國立莫斯科列寧師範學院（現為國立莫斯科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畢業。回國後，樸永馨便投入特殊教育事業中，轉眼就是半個多世紀。
回憶特教專業創立時的艱辛，談政策變遷……87歲高齡的他思路清晰、邏輯縝密。
樸永馨見證了我國特殊教育事業的發展與變革。言談中，他多次提到“平等”二字。樸永馨認為，特殊教育教師最重要的是要熱愛行業、尊重孩子、愛孩子。
如何評價我國特殊教育專業的發展？他用一句話形容：70年前，我們不在國際特殊教育事業的隊伍裏，而現在，我們已經可以在這個隊伍中和其他國家平行前進。
北京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創始人樸永馨教授。 新京報記者 李木易 攝
應國家需要留學蘇聯學習特殊教育
新京報：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特教行業更是急需專業老師。“一五計劃”時，你就被派到蘇聯留學，當時我國的特殊教育情況是怎樣的？
樸永馨：1948年，國民政府發佈的最後一份“教育年鑑”中提到，當時我國特殊教育學校有42所，從事特殊教育的教師是360人。舊中國，特殊教育並非大中小學體系中的重要一環，而是被歸為社會教育，由教會、福利機構提供，屬於慈善、救濟性質，當時42所學校中，僅有一所國立、七所市立。
1951年，周恩來總理簽署了《關於學制改革的決定》，其中將特殊教育變成新中國國民教育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改變。
如今，根據教育部公佈的數據，2021年，全國共有特殊教育學校2288所，特殊教育專任教師將近7萬人。以高等學校為例，專門招收殘疾人的高校我國有23所，比如北京聯合大學特殊教育學院、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天津理工大學聾人學院等，這組數據在國際上都是比較高的。
新京報：看以往的報道，你在蘇聯求學時讀了四個特教專業？
樸永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家便提出要建立高等學校的特殊教育專業，我們被派到蘇聯留學就是要回來在大學中建設特教專業的。因為當時我國高校沒有，國外大學中有這樣的專業。
1956年，我和銀春銘到了國立莫斯科列寧師範學院學習特殊教育專業。蘇聯那時有針對聾啞、弱智、語言障礙、盲人的四個特殊教育專業，但我們只有兩個人。其實，我們可以選擇學一個特教專業，再選一個數學或語言的普通教育專業。但我想，要把人家特教的東西都學來，回國好用。
我們商量後，決定放棄普通教育專業，只學習特教專業。第一年跟着聾人特教專業學習一年級知識，升入二年級後我一邊學聾人特教二年級知識，一邊學習另一個特教專業的一年級知識，就這樣到了第四年，我申請到列寧格勒出差，到那裏學習盲人特教專業知識。如此，我們在國外學習了五年，把四個專業都學下來了。
回國後我本可以直接回到北師大建設特教專業，但我選擇先到一線實踐，再回到高校陣地。於是，我進入北京第二聾啞學校從事一線教學。
三十多年前，樸永馨在英國倫敦馬克思墓前拍照留念，這裏也是他久仰之地。 受訪者供圖
在特教專業成立之初也曾經歷“招生難”
新京報：上世紀60年代的一線特殊教育情況和現在有哪些不同？
樸永馨：現在招聘教師都標準化了，要求老師熱愛工作、有學識等等，這些在教育部發布的文件中都有明確要求。此外，現在對教師的學歷也有很高要求，好的學校會招研究生進入特教領域教學。
而我們剛開始的時候連教學標準、大綱都沒有。當時，缺老師就上街道辦去問有沒有來登記找工作的失業人口？合適就招進學校當老師。不指望教書，能看孩子就行。那時來當老師的有初中畢業生、家庭婦女。
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下逐漸把教學工作開展起來，之後一待就是近20年。其間，我也做了很多科普、調研的工作，也為一線學校做了點貢獻。
直到“文革”後期，我提出想回到高校建特殊教育專業，因為國家一直有這個需要，北師大和教育部當時都很支持。1979年，我正式調到了北師大。其實，國家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對特殊教育教師待遇有傾斜，比普通教師的工資高15%。我調到北師大做老師後，反而降了兩級工資（笑）。但我想，降工資也幹，我可以在高校建設特殊教育的陣地。
新京報：不論從專業建設還是教材編著，你推動特教事業完成了多項從“0”到“1”的突破，其間遇到了哪些困難？
樸永馨：説實話，我也夠大膽的。教育學、心理學、教育史是教育專業的主要科目。1986年，北京師範大學成立特殊教育專業，招生時，我連教材都沒有（苦笑）。
只有我一人設計專業課程。特殊教育學、特殊心理學、特殊教育史三門專業課，我不可能那麼快把專業教材都編出來，只能先做提綱，親自給學生上課。這三門專業課都是我一人上。
當時不僅沒有教材，連辦公室都沒有，後來在系主任辦公室給我放了一張桌子。就這樣，我早晨去打掃衞生，系主任辦公的時候，我就去圖書館工作，就這樣逐漸編好了講義和教材。
新京報：特殊教育專業剛成立時，是不是招生很困難？
樸永馨：對。北京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專業第一批招收了15名學生，但第一志願填報這個專業的學生沒有幾個。看到專業名稱叫“特殊教育”，有的學生問“是不是專門培養特級教師？”，還有的問“是不是培養特務間諜？”（笑）
當時也有學生願意來，但家裏不同意。我記得有個女生，她對象家裏説，“你要搞這個，倆人就得吹”，人家就只能不幹了唄。確實有艱難的過程。
當時，社會上對殘疾人還有很深的誤解。學生們招來之後，先做入學思想教育，普及相關理論，讓他們瞭解特殊教育的內容，瞭解特殊教育教師的責任。
我讓學生到福利院、特殊教育學校實地觀察殘疾人的生活和學習，也激發青年人的熱情。我當時對他們説，你們想開墾處女地，特殊教育就是新興學科。他們中很多人目前還在從事特殊教育。
希望建設中國特色的特殊教育學科理論
新京報：你見證了特殊教育事業哪些重要的發展階段？
樸永馨：1988年，第一次全國特殊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 “發展殘疾人教育事業，實行普及與提高相結合，以普及為重點”的方針，為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特殊教育體系明確了發展方向。根據這次會議精神，特殊教育學校、普通學校附設特殊教育班和在普通學校隨班就讀成了我國殘疾兒童少年就學的三種主要形式。
我記得那次會議上，決議期間，我提出了兩個意見，一是特殊教育不要只侷限於小學教育，二是特殊教育不要只侷限於盲、聾、弱智三類，要涵蓋情緒障礙、語言障礙等情況，國家都採納了。
1998年，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在中國殘聯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提到“自有人類，就有殘疾人。”這即説明社會發展中有人類就有殘疾人，他們也是平等的人，也有權利有義務，這是我們特殊教育建設的理論基礎。
我在幾十年的特殊教育工作中領悟到的重要一點是，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殘疾人、怎麼對待殘疾人，這是特殊教育發展中很重要的問題。
從法律來看，1982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特別體現了對殘障人士以及特殊教育的關心：“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在《憲法》中寫進特殊教育為今後制定各種法律提供了根據。
從黨的文件來看，黨的十七大將“關心特殊教育”首次寫進報告中。之後，黨的十八大、十九大報告中又分別提出“支持特殊教育”“辦好特殊教育”，讓全國特教人備受鼓舞。特殊教育教師雖然是一個很小的羣體，但在地位上有了提升，在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會議、教師評選中都能看見特教教師的身影。
新京報：在特殊教育高質量發展方面，目前還有哪些壁壘有待突破？
樸永馨：對於中國特色的特殊教育學科的形成，我思考得較多。我去英國、以色列、美國參與特殊教育的會議、論壇，作為中國特殊教育領域的工作者，我已經能夠比較平等地參與國際討論。但是，目前我們很多時候還在講外國理論，沒有形成一個能夠被國際公認的、中國特色的特殊教育學科理論。
沒有理論支撐，實踐就是盲目的實踐。我們擁有特殊教育專業的高等學校不僅要培養特教教師，更要進行理論研究，高等學校要承擔起這一責任。
此外，在特殊教育專業方面，隨着殘疾人進入中學、高中，甚至大學，我們要重視特教中的學科教育。比如聾人的高中數學、地理、物理，聾校畢業的教師教不了，盲校教師僅會盲文也教不了這些學科。高等教育中的學科教育和特殊教育如何結合也需要研究。
我也一直關心少數民族地區特殊教育問題，鼓勵學生到西南、新疆去。就像擺脱貧困一樣，普及特殊教育，一個都不能少。
新京報記者 劉洋
編輯 繆晨霞 校對 賈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