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舉考試為及早培養合格的治國人才，專門設立童子科，鼓勵和促進兒童從小立志從事舉業，榮登顯宦。隨着童子科的逐步完善及影響日漸擴大，童子科考試自然也就影響了童蒙教育的發展。
1.童子科的設置。
唐代童子科與漢魏南北朝時期的”童子郎”、“童子奉車郎”、“童子”等名號有着直接的淵源關係。東漢順帝尚書令左雄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童子郎。”中自此，能通經的童子便以“童子郎”之名徵召人仕。漢魏晉南北朝時，童子科正處於萌芽階段，童子郎成為針對兒童的一種選舉方式。然而在此後數百年間，僅有臧洪、公孫、司馬伯達等數人得拜童子郎，可謂鳳毛麟角，其影響並不大。南朝梁天監七年（508）九月，置“童子奉車郎”，岑之敬年十六拜為“童子奉車郎”，庾質八歲拜為“奉車郎”，此類“童子奉車郎”、“奉車郎”，應系從東漢童子郎發展而來的。
古代童子郎畫像
這與唐代科舉制下的“童子科”有質的差別。唐代童子科是通過考試選拔天才兒童人仕，系科舉考試一個常科科目。唐初高祖就下詔，要求百官重視兒童教育。武德七年（624）七月詔日：“寧州羅川縣前兵曹史孝謙，守約丘園，伏膺道素，爰有二子，年並幼童。講習《孝經》，鹹暢厥旨。義方之訓，實堪勵俗。故從優秩，賞以不次，宜普頒示，鹹使知聞。如此之徒，並即申上，朕加親覽，特將褒異。”高祖將此事頒佈天下的目的是鼓勵士大夫積極教導幼童早習儒家經典，從而儘快培養出新政權所需之官員。從幼童“講習《孝經》，鹹暢厥旨”，就可以“並即申上，朕加親覽，時將褒異”，“故從優秩,賞以不次”，説明唐初童子仍是由地方向皇帝薦舉，童子科作為常科科目尚在形成之中。
唐高祖李淵
貞觀年間，童子仍通過舉薦而被徵召、見用。如賈嘉隱七歲時就“以神童召見”，十一二歲的時候（貞觀中）就被舉為童子甲。這説明貞觀年間童子科尚未設立。賈嘉隱是通過童子的名目，以舉薦的形式人仕的。《舊唐書.楊炯傳》雲：“（楊炯）神童舉,拜校書郎。”徐松《登科記考》卷二謂炯舉神童在顯慶六年（661），這是筆者所見最早明言登神童舉者。據《舊唐書●裴耀卿傳》記載：“耀卿數歲解屬文,童子舉,弱冠拜秘書正字,俄補相王府典籤”。又王維《裴僕射齊州遺愛碑》記耀卿八歲，“神童舉,試《毛詩》、《尚書》、《論語》及第”。徐松以裴耀卿天寶二載（743）年六十三歲推之,其登第之時在垂拱四年（688）。以上兩例説明唐前期已有“神童舉”及第者，“神童舉”以童子為對象，在高宗朝時已發展為常科科目。
”神童“賈嘉隱
唐代初期，童子科當與科舉考試的其他科目一起進行，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持。高祖武德四年（621）科舉考試由考功員外郎申世寧主考，“自是考功之試，永為常式國”。但到開元二十四年（736），因考功員外郎李昂與考生髮生衝突，為考生反唇相譏，廷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郎專之矣”。此後,科舉考試歸由禮部主持，童子科也不例外。大曆三年（768）四月二十五日敕：“童子舉人,取十歲以下....仍每年冬本貫申送禮部。同明經舉人例考試訖聞奏。”國開成三年（838）十二月敕規定:諸道應薦童子等，“有官者合詣吏曹,未仕者即歸禮部”。兩道敕文均明確記載童子科由禮部主持考試。
2.童子科為童子人仕開闢了捷徑
唐代童子科及第便可授官，如楊炯神童舉及第便拜校書郎。隨着中晚唐童子科及第人數的增加和選舉員額的不足，即使童子及第後不能馬上授官，也往往到其弱冠之後參選授官。理論上説童子科及第者小小年紀就能人仕，必然會造成其及第後不思進取，一.意參選人仕，於是便出現童子歲數和參選偽濫的現象。如張童子九歲便童子科及第，十一歲“益通二經。有司覆上其事，繇是拜衞兵曹之命”。由此聲名大噪，“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他不免沉浸在讚美和應酬之中。韓愈對此表示擔憂，他認為張童子應該“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此童子日後果然未見有大的發展。這種情況到五代更加嚴重往往是童子“及名成貢院，身返故鄉，但刻日以取官，更無心而習業”。雖説童子科出身“濫蠲徭役，虛佔官名”，其負面作用不小，但對個人來講，又確實能獲得諸多好處，這也無疑增強了士大夫對童蒙教育的重視，希望子弟及早成才的心理可以説在當時已經非常普遍。為鼓勵聰穎童子向學、從事舉業，一些開明君王還通過賞賜加以鼓勵。玄宗曾下《賜蒲州童子敕》雲：“蒲州童子吳豸之,薄綴小篇,兼記古事,不稍優異,無申獎勸。宜賜其父絹十匹,令更習學,便有成就。”
唐玄宗李隆基
在童子科的影響下，中晚唐人應舉往往自小從應童子科開始，童子科及第，或釋褐為官，或繼續參加進士等更高的科目；若不第，長大再應明經或進士等科。如翁襲明“早舉童子”不第，遂持之以恆，長大後再參加進士等科的考試國。這都充分説明童子科對唐代童蒙教育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