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中途退學的博士們,後來都怎麼樣了?

請為“科研動態”設置星標(具體操作見文末動圖),文章點一下“在看”,保持互動熱度,就能及時收到每期推送啦。

本文授權轉載自時代週報  作者:羅晶

博士,站在象牙塔尖,手握直上青雲的通行證。

在很多人看來,考上博士就是踏上“人生巔峯”。但對博士們來説,從象牙塔的圍城裏順利走出來,拿到畢業證書才算是“巔峯時刻”。

那些中途退學的博士們,後來都怎麼樣了?
“在讀博士的第三年就意識到,自己可能很難畢業,這樣的焦慮持續到第四年。”曾在長安大學讀博的曾墨帆説,那段時間就是上午乾坐着,也看不進任何書,晚上還失眠。

博士畢業有多難?教育部公開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畢業博士研究生人數為165296人,實際畢業博士研究生人數為56451人,未正常畢業率為65.85%。2018年,博士延畢率仍為64%,依然有超過六成的博士研究生無法正常畢業。

據國務院學位辦公佈的全國博士學位獲得者數據庫,博士學位獲得者平均學習年限為4.3年。

超期未畢業在讀博士研究生被列入學校清退名單。近期,30多所高校陸續公示,清退超過1300名碩博研究生,原因包括已超最長學習年限、未報到入讀、申請退學等。

讀博第五年,曾墨帆選擇與自己和解,他退學,回到原本的三尺講台,學生們的好

評成為他追逐的新目標。

“人生不會因為沒有博士學位,就沒有價值。”曾墨帆對時代週報記者説。

功名

博士,這一詞最早出現在戰國時期,代表着官職名,時至今日演變成最高學歷的象徵,功名與利祿的代名詞。

“當時考博士,更多是出於職業規劃的考慮。”2008年,曾墨帆以碩士畢業生的身份進入一本院校任教。為了在工作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他考上母校長安大學的博士生。

自認又笨又懶的曾墨帆低估了博士畢業的難度,一度走到了抑鬱的邊緣。

抑鬱的程度如何?“一個上午什麼都做不來,晚上也睡不着。”曾墨帆説,家族有精神分裂症的病史,雖説這是在較大壓力下才會發作,自己的抑鬱情況和這相比肯定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也説不清楚哪天壓力過大,就觸發了精神失控的按鈕。

曾墨帆的經歷並不是個例。2019年,Nature 牽頭的一項研究表明,36% 的博士生曾因博士學業焦慮或抑鬱,21%的受訪者稱自己曾被欺凌,21%的人表示曾遭遇過騷擾或歧視。

退學?

那些中途退學的博士們,後來都怎麼樣了?
這是曾墨帆想嘗試的退路,身邊也有這樣的“榜樣”——同門李堃。

在一眾親朋好友的反對聲中,李堃在2014年5月放棄了這所211、“雙一流”高校的博士學位。

退學之前,李堃的經歷都很順遂。本科畢業後考入青島公路系統事業編制,2004年入職,月入5000元的穩定工作讓人豔羨。2006年,他覺得工作枯燥了,決定辭職考研。考研成功後又如願考上了博士研究生,“既然考上了,以後當個大學老師也不錯。”

2009年,李堃開始了博士研究生的生涯。越深入學術領域,他越感到無趣。書上談的交通運輸理論,他只想用雙腳去實踐。在和導師最後一場談話,他拿出了新疆、西藏、尼泊爾地圖,“我想騎行去這些地方,連保險都買好了。”這時候,他的導師才發現再也勸不了,惋惜之餘唯有尊重他的選擇,並鼓勵他往後的人生要去找熱愛的事情,“日日精進”。

“他不純粹是為上學,像是藉着無拘無束的校園環境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比如鑽研文學書籍、詩詞歌賦,騎行和旅遊。學位證書反倒是附贈的,是次要目的。”曾墨帆也曾試過勸止李堃退學的想法,但他還是放棄了勸説,“對他而言,拿到證書是好事兒,拿不到也無關緊要。”

現在,無甚交往的人問起李堃退學原因,他一般會回答“做不出論文”,這省去解釋的麻煩;普通的朋友問起,他會直接回答“不想讀了”,這樣對方無從追問。只有特別好的朋友問起他才會説,“我的人生和這一紙文憑沒有太大關聯。”

一紙文憑,承載着功與名。只不過,有人視為一生所盼,有人看作一張素紙。

壓力

博士退學“是污點嗎?”

這是搜索引擎在“博士 退學”關鍵詞後搜索結果出現的關聯問題,相關的問題還有“博士肄業有多嚴重?”“博士退學的代價?”“博士退學對博導的影響?”

博士説不出的壓力,搜索引擎能回答。

家人是壓力來源之一。曾墨帆父親從小對他要求嚴格,得知他考上博士,開心得把兒子當作家族驕傲。當他把退學的想法告訴父親時,父親第一反應是“你不夠勤奮!”父親覺得,兒子讓自己丟了面子。

直到曾墨帆焦慮的情況愈加嚴重,父親才正視了他的情緒問題,擔心他哪天會想不開做出意料之外的事,反過來寬慰他,不再指責。得到父親和伴侶的理解後,曾墨帆在博士第五年退了學。

導師是另外的壓力來源。很多博士研究生愛把導師稱為“老闆”,因為他們掌控着論文能否發表、畢業能否順利通過等“生殺大權”。

放棄北京大學博士學位的周辰坦承,退學的部分原因,就在於與導師的溝通不暢。2016年,本科學計算機畢業的他被錄取為計算機與生物交叉方向博士研究生,專業要求將已有方法運用到生物科研(多為實驗數據分析),從而完善對生物問題的解釋。生物基礎並不牢固的他在無數次研究中產生了自我懷疑:連基礎知識都不紮實,還談怎麼創新?

周辰試過尋求幫助。然而,導師工作地點在上海,北大隻是他招收博士的其中一個研究機構,加上實驗室規模大,一人之力難以兼顧這麼多學生。周辰整個博士一年級時間,幾乎是一個人在宿舍度過的。

“我認為導師是需要在科研方向上給學生啓發、解惑,轉專業學生尤其需要這樣的幫助。但那一年,我只能在宿舍天天看論文,也沒看個道道來。”經歷了無盡的自我懷疑與否定,周辰在讀到博二的尾聲時決定退學。

多樣

9月22日,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副會長王戰軍在教育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1949年在學研究生人數僅有629人,到今年預計突破300萬人。研究生包括碩士研究生與博士研究生,1978年我國招收的第一批博士生僅18人。到2019年,招收博

士生數突破10萬人。

當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時代,陳舊觀念更需要被打破。

博士學位仍然是“最強大腦”的象徵,但博士不再是高不可攀。不久前,杭州市餘杭區某街道辦一張2018年的招聘公示火了,列表中被錄取的50名應屆生不乏清北博士;每年,深圳的高中招聘教師,都有清北博士位列候選人名單,被稱“神仙打架”;近兩年公務員考試,清北畢業生報考的情形見怪不怪。

多元的選擇,恰是這個時代的標誌。

38歲的李堃從博士退學已經6年了。今年4月,他從上海辭職回到老家鄭州,帶着他“用博士經歷培養的素養”經營理財類公眾號賺來的20萬元。在鄭州,他拿着5000元月薪樂呵樂呵地運作自媒體工作室,計劃着等疫情結束後,就用攢下的錢去騎行旅遊,這是他在讀博的時候就喜歡做的事,獎學金攢夠三四千,騎上單車滿世界跑。

同窗裏,沒人把李堃看作失敗者、逃跑者。

“試想一下,同門成天都在為論文、為學位焦頭爛額,苦思冥想。其中一個異類該吃吃該喝喝,該旅遊旅遊,沒事還主動去找導師聊人生,帶着同門滿大街小巷找好吃,攢同門的麻將局子。你説這樣的人誰能不喜歡呢?”曾墨帆説。

讚賞不止來自同門好友。李堃在知乎上發表關於《博士讀一半決定跑路了,丟人嗎?》的回答,截至9月25日,得到7692個贊同和1000條評論。大部分評論都認為,他做了別人不敢做的事情,“很酷”。

曾墨帆從博士項目退學後,依然在大學執教。“也算是與自己和解。”他説,不讀博意味着在高校上升空間狹窄。碩士或講師沒有申報科研項目的資格,但要評上副教授必須得有項目,升職之路就這樣陷入死循環。

儘管職稱評級、晉升等都會比博士等級的慢一大截,但他內心更為篤定了。“現在依然看不下去那些數學公式和模型。我還是喜歡教書,把書教好就行。每年的學生評教,我還是高分的那個。”他想通了,好好地教書育人,也是一件對社會有貢獻的事,也能讓父親感到驕傲。

最近,周辰申請到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碩士學位,還拿到了滿意的工作Offer。雖然因疫情關係被迫在家待了大半年,但他還是選擇勇敢跳出舒適圈。他對現狀甚為滿意:“畢竟薪水蠻高的,也可以專心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的曾墨帆、周辰均為化名)

學研天地視頻號,歡迎關注

版權聲明:本文源自 網絡, 於,由 楠木軒 整理發佈,共 3203 字。

轉載請註明: 那些中途退學的博士們,後來都怎麼樣了? - 楠木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