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留學還 “香”嗎?

圖蟲創意 圖

美國學生和交流訪問者信息系統顯示，在過去的一年中，美國大學留學生的新生入學人數下降了72%。其中，中國留學生數量下降最為明顯。

除與美國實施的相關限制政策有關外，疫情暴發後，一些本意赴美留學的中國年輕人也紛紛轉變了方向，選擇去其他國家，或是國內就業。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感到，自己的留學背景似乎並不如以前那麼好用了，還要面臨不斷上漲的學費、不知何時才能結束的疫情、國內激烈的競爭環境等無奈的現實——

“出國留學好幾年，回國後發現房價大漲。”

“出國留學好幾年，回國後找不到合適的對象。”

“出國留學好幾年，回國後發現自己的專業已經不吃香。”

這讓不少人心裏產生了疑惑，出國留學還“香”嗎?

1名校光環？

過去一年對陳小可來説充滿了挫折：手握一張世界名校的學位證，找工作卻頻頻碰壁。儘管她已經將預期降得很低，不奢望高薪工作，但意想不到的是，就連合適的工作也如此難找。

2020年初，陳小可還在悉尼大學攻讀公共衞生碩士學位。疫情暴發後，她輾轉回國，先是在老家避過疫情最嚴重的時期直至盛夏，隨後前往上海實習。去年10月，悉尼大學給她寄送了學位證，滿打滿算下來，自己在澳洲學習的時間還不到一年。

再看看陳小可的簡歷，可以説非常出色：國內985本科、悉尼大學碩士、曾在頭部券商實習。在上海找工作的一年裏，陳小可試遍了所有的渠道：考公務員，應聘大學行政崗、國企以及外企管培生，或熟人介紹，將她的簡歷發給在企業做高管的老鄉，得到的回覆卻是，條件非常不錯，但是專業不對口。

最令她心裏難受的是在一次與同齡人的交流中，對方毫不避諱地直言，“名校生又能咋樣，還不是要回國‘內卷’。”

馬文婧是一名70後，目前在上海一家德資企業工作。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全國興起國際經濟、國際貿易專業熱，她以高分被西安交通大學國際經濟專業錄取。畢業後，馬文婧工作了幾年，又決定到美國讀個商科碩士，此時是2002年。

“我們那代人出去單純就是為了求學，更多是為開拓眼界。”馬文婧説，當時留學最大的痛點是申請不到獎學金、簽證不給過。為了給家裏省點錢，很多留學生還會拼盡全力申請助教職位。

2005年，馬文婧回國就業，她首選上海，當時月工資開到了一萬多元。“作為70後，我並不覺得自己很幸運，也沒有覺得哪個年代的人特別不幸，每個時代生人都有各自的機會和痛點”，“但如果你是在房價漲得最快的那段時間出去，回來後房價已經處在高點，這樣沉沒成本就有點大了”。

最近兩年，在為公司招聘新人時，馬文婧發現，有不少留學生都投遞了基礎崗位，同樣競爭該崗位的還有專升本、本科學歷的畢業生。她直言，如果自己那時碰到這種就業形勢，“實在是太難想象了”。

2競爭加劇

上世紀80年代末，趙鳳濟曾是國家教委(現教育部)派出的第一批公派留學生，站在特有的年代立場上，他對記者表示，目前留學生不吃香的原因之一是出國門檻大大降低，學生們的能力和水平參差不齊。

馬文婧也表示，指望出國留學“鍍層金”就能找到好工作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00後留學生劉悠樓，眼下正專注於教育創業項目。她發現，留學生找工作的話，做市場、銷售類別的工作門檻很低，而在技術型人才上則更需要專業對口、學術能力很強的學生。

國內某知名人力資源諮詢公司的招聘官DingDing(化名)告訴記者，從2020年開始，自己收到的求職簡歷“畫風”就出現了大轉變。“以前投簡歷的學生多是澳洲、加拿大回來的。而一線學校，如英國牛津、劍橋，美國藤校這種不太多，這一類畢業生更願意去金融、投行這樣的地方”。

而現在，DingDing能收到很多一線學校學子的求職簡歷。讓她印象深刻的一份簡歷是，男孩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應聘其公司分析師崗位。DingDing表示，分析師在諮詢公司屬於最基礎的工作。

DingDing分析，疫情暴發後，很多留學生通過在線授課的方式取得了學位，這也讓證書貶值了。雖説上網課也可以學到真才實學，但學生無法真正地經歷挫折和成長，而招聘官看重的，正是其留學生活背後折射出的經歷。

再者，DingDing明顯感覺到，國內名校畢業生水平完全不亞於留學生。她的公司在北京、上海、香港都開設了辦公點，留學生和國內學生的比例基本達到1:1，在薪資上，兩者水平都是一樣的。

與此同時，一些房地產中介、保險公司開始將招聘門檻提高。上海中宏保險公司銷售主管汪夢向記者展示了團隊成員的學歷背景：清一色的國內985和歐美名校。

汪夢表示，保險行業並不看重專業背景，更注重個人能力，而高薪水也吸引海歸人士紛紛入行。

有次她跟同行聚餐，對方畢業於國外一流大學，手機響了，她主動展示給大家看，是月工資到賬信息：5萬餘元。這也讓汪夢更加確信，自己從銀行跳槽到保險業是正確的抉擇。

3轉戰歐洲

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於今年2月發佈的一項研究顯示，在對華留學生的收緊政策之下，每年1.9萬名中國留學生中，大約有3000到5000名會終止學業。美國駐華使領館於今年5月4日恢復正常簽證申請，但從5月到6月中旬，已有500多份簽證申請被拒絕。

英國曼切斯特大學商科專業本科生劉悠樓發現，從去年底開始，很多打算到美國留學的人都轉道來了歐洲，大家把疫情和求學當成兩碼事。歐洲，尤其是英國的名校對留學生依舊散發着吸引力。

劉悠樓説自己就沒過過幾天正常的高中生活，由於父母工作都很忙，留學前後的瑣事都是自己打理的，從擇校、申請到買機票，父母除了出錢，沒有過問細節，他們完全信任劉悠樓的能力。多年來，雙方都已經習慣了這種親子關係，“甚至已經到英國待了半年，我媽都不知道我在哪個學校唸書”。

“我特別偏科，語文英語可以考很高，但是數學經常不及格。如果在國內高中努力拼三年，或許最終只能上一個普通的985，而且精力都花在題海戰術上了。”劉悠樓認為這種投入產出比並不划算。

“但如果留學，在可以上很好的學校的同時，我還能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更多的時間去開拓眼界。”劉悠樓説。而她口中“想做的事”事實上在高中時就已經有所涉獵，即幫助高中生進行教育背景提升(類似於留學申請中介)。

去年7月，劉悠樓申請休學，回國創業，一紙文憑在她眼裏沒多大分量。她的微信名是YOLO，即“youonlyliveonce”(人生只有一次)。劉悠樓認為，在年輕時能接觸到的環境，比文憑帶給她的東西要多得多。

1995年出生的陳卓出國目的則更“純粹”一些，他看重人生的眼界和寬度，個人發展也不是高薪和一線城市不可，正因為這種鬆弛的心態，他選擇在26歲時出國讀博。

陳卓本科和碩士都在國內雙一流大學就讀，他是工科生。2019年底，讀研二的他申請出國讀博，並於今年7月初抵達巴黎。之所以選擇在法國讀書，是因為在他申請的學校中，法國導師回覆的郵件最熱情。

這種友好、熱情想必也是教育體制的差異所導致。相對而言，法國博士圈的競爭不會很大。陳卓表示，自己也着實感受了法國科研圈的“佛系”氛圍，每天吃過下午飯後就有保安來實驗室“攆”人，這在國內科研圈是無法想象的。

陳卓全然沒有畢業後留在法國的想法，法國應屆生起薪大概在每月3000歐到4000歐的樣子，而巴黎一套20平方米的出租屋月租就達到了950歐，只夠應付生活。

陳卓還發現，法國買房可以零首付，只要申請者有正式的工作，銀行很願意放貸。“如果你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也許留在巴黎是不錯的選擇”，只是大部分留學生都沒有這種打算。

“現在國內發展很快，不一定需要海歸，但絕對需要螺絲釘，所以我現在就是個螺絲釘的心態，不會覺得讀了博士學位就能怎樣。”陳卓説。

4身不由己

“一般只有家長才會考慮留學回報率的問題，學生倒是不怎麼想。”周宇在事業單位工作，年近50。幾年前，普通家庭收入的她咬緊牙關將兒子小張送出國讀書了。小張今年剛從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畢業，在經歷了殘酷的校招後，終於在今年夏天入職華為。

周宇在西南小城生活了一輩子，她曾有機會到北京上大學，但因父親阻撓，最終只能在家門口一所大學讀了中文。這是她一生的遺憾。

自然而然，周宇對教育的期待轉移到了下一代身上。小張從來沒有叛逆過，也很孝順，奈何再怎麼努力，學習成績只能躋身中流，最終只考上了省城三本大學的英語專業。

深知專業“雞肋”，小張入學不到一年，一家人就產生了緊張感。“如果再不有所行動，那他將來想進普通事業單位都成問題。”不得已之下，他們看上了本科學校的出國項目，兩年在本校讀，兩年在國外讀，兩邊都能拿上學位，是留學中的高性價比之選。

“我從沒把送他出去的錢和投資成本掛鈎，也對能不能收回成本的論調有些鄙夷。”周宇説。

而全球疫情暴發中斷了小張繼續讀研的計劃，他果斷回國。“挺好的，(出國)長了很多見識，感覺身邊的人都挺優秀的。”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小張正在東莞參加華為的入職培訓，擺在他面前的是更激烈的成人社會競爭。

“看看以前本科的同學們，大部分就業情況都不好。”思及此，小張覺得，無論當初花了多少錢，這一趟值了，不然就是無路可走。

對於“身不由己”，陳小可也深有體會，她的本科同學，很多都是抱着“轉專業到臨牀”的想法，只有這樣，才可以扭轉人生的路徑去當醫生，若不成，只能到社區衞生所、衞健委等單位就業，“不是説這樣的單位不好，而是説就業選擇面實在太窄了”。

陳小可説，公共衞生專業從學制、培養方案上來説和醫學生沒什麼不同，很多同學入學後沒有做好思想準備，輪到解剖試驗時就磨磨唧唧不敢上台。因為無法轉專業，很多同學的人生軌跡就此改變，這才是實打實的“身不由己”。

和他們相比，陳小可身上的“對抗性”並不強。

“我沒什麼複雜的想法，只是覺得有學上，然後畢業後有工作就行了。”陳小可自稱是一個平淡的人，對人生的追求也是。她從小是“被迫型學霸”，得有人逼着才行，當年高考是人生的高光時刻。

專業也是隨便選的——公共衞生。她還記得那個高考完的盛夏，她和父母坐在桌前，桌子上攤開着擇校指導書，他們先按照分數鎖定了能上哪些較好的大學，又在那些大學裏挑挑揀揀，最後才做出了這樣的選擇。這也和大多數高考生的擇校邏輯一樣：大學的排名優於專業。

“當時我爸説沒關係，進去了還能再轉專業。沒成想，我們那屆剛好碰上改革，轉不了了。”上了學後，眼看着轉專業無望，陳小可索性過了兩年快樂日子，不是跟舍友出去逛街就是去旅遊，直到大三的某一天才突然回過神來，大學生活已經過了一大半了，而她對未來依舊迷茫。

“既然不知道想幹什麼，那就出國鍍個金吧。”陳小可對這個專業説不上喜歡，但也不討厭，為了圖省事兒，就繼續申請同專業的碩士，至於為什麼沒有去英美高校，原因還是為了省事，澳洲的語言要求並不高。

“澳洲本來就處於留學鄙視鏈底端，説白了，大家都是來拿學位的”。“當地也很歡迎我們這種國際生，既可以提高學校的國際化指標，又可以擴充當地財政。”據陳小可觀察，其實周圍人，包括自己，對於留學這件事想得很明白。

5慶幸

“大家可喜歡看那種留學花了160萬，回來月工資4500的故事了。”1995年出生陳杰森説，而他一般會與説這種話的人劃清界限。他本科在一所三本大學的計算機專業就讀，後來又到美國匹茲堡大學讀了信息科學的碩士。

這份留學經歷讓他離開浙江老家在上海落了户。陳杰森覺得目前的生活“還挺舒服的”，之所以這麼順利，也是因為目標明確，選擇對了專業，在日後為自己省去太多時間成本。

2019年夏天，華為專門在匹茲堡辦了招聘會。陳杰森記得，當時會場人擠人，和國內招聘會沒兩樣，還能看到不少印度裔面孔。他的面試體驗不是很好。“感覺面試官好像就是先刷一遍你的簡歷，然後再根據你學校排名給你劃一個薪資的檔次，僅此而已”。

受第一印象驅使，陳杰森與華為擦肩而過。之後又在國內獵頭的推薦下拿到上海某“大廠”的offer，這份工作對標華為，年薪30多萬。

想想當時的本科同學，陳杰森就會產生一種無比慶幸的情緒——他們的工作實在是太普通了，“有在老家的移動公司上班的，也有考公務員的，單位的級別都不是很高”。看着他們，陳杰森會想，如果自己當時沒有去美國唸書，自己又會身在何處？

從法國讀博回來的陳卓時常想起父母勸他的話：“出去玩幾年挺好的，我們也不需要你養老。”陳卓有時會想，自己之所以在26歲還敢選擇出國留學，這種安全感也許是來自父母的兜底。與那些畢業後還要還助學貸款的國外同學相比，中國孩子真是太幸福了。

“畢竟，大多數中國父母又出留學的錢又給買房的，全世界哪裏還有這麼好的父母呢。”陳卓感慨道。

(應採訪對象要求，馬文婧、陳杰森、陳小可、周宇、小張、劉悠樓為化名。實習生陳浚武，梅佳斌、蔣黎莉對報道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