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沾上世俗的污斑的眼睛看，我們的處境相當於一條長長的隧道里出軌的火車的乘客，所處的地方恰恰是：來自隧道始端的光線再也看不到。”——卡夫卡《冷眼看世界》
自古以來，揭竿起義者都是衰敗末世的最失意者。由於走投無路的緣故，由於野心無處安放的緣故，他確實帶着某一階層特有的激情、原始的力量開始謀劃、發動了一場幹勁十足的革命。作為底層人士，他了解底層生活中人們的落魄、掙扎，他輕易地識破羣眾的弱點、點燃他們的鬥志。
太平天國運動就是給予人們最純美的希望和最夢幻的藍圖的革命之一，其“帶頭羊”們卻仍舊囿於我們稱之為“階級侷限性”的俗套。封建統治的腐敗昏庸和持續激化的階級矛盾、外國資本主義帶來的新災難和彷彿應景的自然災害等等無不為洪秀全等人煽動、籠絡、團結一批受苦的廣大農工階層提供了最適宜的機會和背景，煽動受難的羣眾大概是革命中最輕易和順利的環節。
作為一位多次落第的士子，洪秀全打消“學而仕”的念頭，從偶獲的一本《勸世良言》中吸取了單一的神權思想和來自於基督教的平等觀，為了更好地被大眾理解和接受，他把此思想和中國農民的“平均思想”結合。此舉對於被剝削得毫無尊嚴和活路可言的廣大人民羣眾來説無異於內心最深處的渴望得到了回應，被允諾的活路和甜美的宗教即刻成為芸芸受苦眾生的興奮劑和安慰劑。
然而，所謂“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和“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絕對平均主義實在成為了不可能實現的農民烏托邦。
所謂“侷限”，它的根本意思並不是在批判某一階級，而是在訴説一種缺席的品質：不把局部的勝利和暫時的勝利當做最終的勝利；深知世界上不存在最終的勝利。
奴隸何以一躍成為奴隸主？因為那是一個庸眾行時的時代、庸眾賣乖的時代。人們急需用一種信仰替代早已腐朽的前一種舊俗，庸眾無法分辨庸眾，誤以為他們是救世主，無法自救的他們同時也只能把最後的指望放在這些可能的“救世主”身上。殊不知，這只不過是“用新的煩惱解決舊的煩惱”。
曾身為奴隸的揭竿起義者聲稱自己的夢想是“人人平等”，而實際上，他的夢想是成為新的奴隸主。換言之，他的夢想是——替代自己曾經噩夢中的施暴者。對於跟隨他的廣大貧苦大眾而言，他僅僅是噩夢的延續和加深罷了。
當奴隸成為奴隸主，他的殘暴與愚蠢幾乎是報復性的，孱弱如待宰羊羣的人們只能對這變本加厲的夢魘感到驚異。
他們巨大無比的貪慾和虛榮，權力意志的罪孽，他們爭奪並沒有真實價值的價值，結果，就漫不經心地毀壞了最初勾勒的藍圖，這就是醜化他們、滅亡他們的迷惘。
“創造”是一個向善的、未來式的褒義詞，唯有真正的開拓者才可以做到。而以洪秀全等人為代表的一批起義者毫無創造的氣質與眼界，他們所擅長的只是製造通往未來的障礙和隔閡，他們是舊噩夢的擁護者、再造者。
在無法創造的時代，避諱制度往往最複雜和可笑。不少省份的名稱也被實行的避諱制度所影響，被迫改名。避諱，就是避太平天國早期“六王”的名諱。這種從前代繼承過來的迷信，他們玩得倒津津有味。為避馮雲山的諱，將山西、山東兩省改為“珊西”“珊東”，將雲南改為“芸南”；為避蕭朝貴的諱，將貴州改為“桂州”，廣西的簡稱被“搶走”了，而作為太平天國運動的骨幹力量的輸出省份，廣西改為“桂福省”；更有改為“浙姜”“姜西”“新姜”的浙江、江西、新疆三省。奇葩得不行，這種將地理因素與文化因素全部棄之不顧的做法，令人汗顏。
無法創造的失敗者醉倒在最表面、最無關緊要的滿足裏。就連這些最花他們心思的東西也只是淪為笑柄的歷史塵埃，要求避諱的初衷將他們的腐朽本質透露出來，一個個迂腐、自大的虛偽封建者的形象躍然紙上。當初高喊的口號連海市蜃樓都稱不上，只是一種糊弄自己和他人的説辭，他們迫不及待地打發過去，轉身就露出本來面目。
無法擺脱的侷限使得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墮落下去。嚴謹地説，這並不是一個質變過程，因為促使其墮落的那些東西是他們根深蒂固的毒瘤。
忙於定都，放棄深入，安於現狀，太平天國的高層也只是忙於享樂的烏合之眾。他們將暫時的局部勝利當作一塊肥肉，爭相搶奪，吃相難看。
當眼前的成果到手時，當初的慷慨陳詞早化為烏有。高昂的只是最初的姿態，本性裏埋伏的怪獸隨時準備跳出來大快朵頤。洪秀全沉迷於後宮的聲色，楊秀清則痴迷於自己的權力，大擺排場並且制定出諸多更甚於清政府的等級秩序。
他們的“翻身起義”實在可悲可笑，最大的進步僅僅停留於表達出一種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空想和可能嚮往的階級平等、男女平等，停滯在表達的醉生夢死，毫無落實的打算、計劃和能力。
這場運動與其説是農民階級的覺醒，倒不如説是部分農民階級的假裝覺醒其目的是付出一點心力，隨即得過且過地及時行樂，生怕失去眼前的暫時幻象；而圖一時之快，過把癮便隨時可以混沌地死去。
而這種“過把癮”的狀態正是他們的悲哀，這種略帶心酸的貪圖、頭破血流的爭搶、登峯造極的享樂令人懷疑，他們也明白：這一切勝利都是過家家。
文/齋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