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眾多開國將帥中，劉伯承元帥是公認的軍事理論水平最高者。
其實，在很早的時候，他就有“黨內吳孫”的美譽了。
早在1912年2月，剛好是弱冠之年的劉伯承考入重慶蜀軍政府開辦的將校學堂，系統地學習了各門近代軍事課程。期間，他又抽空熟讀了中國諸多古代兵書；南昌起義後，他奉派赴蘇聯學習軍事，先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後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對西方的戰略、戰術，都有深刻而獨到的瞭解和認識；學成回國，在中央蘇區首府瑞金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新中國成立後，親力親為，到南京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中高級軍官，有“我軍院校的開拓者”和“我軍院校之父”之稱，對國防和軍隊建設影響深遠。
當然，劉伯承元帥的軍事造詣，並不僅僅停留在理論上。在實戰中，他也是戰績斐然，無往而不利。
他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護法戰爭和北伐戰爭，有“川中名將”之稱。
在血中豐都時，他右眼被流彈擊中，為了不影響腦神經，他拒絕打麻醉針，忍住巨痛，先後做了兩次手術。觀者觸目驚心，尊之如神，認為是關雲長再世。為他做手術的德國軍醫沃醫生更是直呼他為“軍神”。
劉伯承重返戰場，雄風不減，很快又有了“獨目軍神”的雅號。
儘管在軍事上大放異彩，但那個時期的劉伯承並不快樂。
劉伯承的長子、曾任裝甲兵部隊作戰部副部長的劉太行，曾説起父親跟他提過的一件事，説，某天，父親從一農户家走過，屋內有孩子正在啼哭不休，有老人嚇唬孩子説：“莫哭莫哭！再哭‘劉瞎子’就把你抓走！”那孩子的哭聲戛然而止。從窗前走過的父親聽了，內心一陣悲哀。他萬萬沒有想到，“劉瞎子”的威名會成為了老人們用來恐嚇孩子的工具！他痛定深思，不再願意陷入那些混亂的廝殺中去了。
也正是這樣，他脱離了軍閥混戰，積極尋找光明，最後光榮入黨，為中國的革命歷史做出了偉大貢獻。
劉伯承元帥次子、原解放軍總裝備部科技委委員劉蒙少將曾做客某檔訪談節目，他説，在戰爭年代，社會上流傳有一個説法，即國共兩黨僅有兩個半軍事家，這其中只有一個軍事家是公認的，那就是他的父親劉伯承。
劉蒙還舉了一個非常有説服力的例子。
他説，解放以後，要立人民英雄紀念碑，以紀念從鴉片戰爭到1949年解放這109年的歷史。當時，由毛主席指定，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共製作七幅浮雕畫面，其中設計了兩幅含鴉片戰爭在內的以清朝為背景的畫面，兩幅含武昌起義在內以國民政府為背景的畫面，剩下的三幅畫面是以我軍我黨為背景的，第一幅是南昌起義，第二幅是抗日太行，第三幅是渡江戰役。“這三個重要的歷史事件，父親都是軍事指揮負責人。”
的確，劉伯承在南昌起義中擔任了參謀團團長，整個負責軍事指揮；在太行抗日是晉冀魯豫軍區的司令；在渡江戰役中是兩個半野戰軍總指揮，是總指揮部的總指揮。
不難看出，劉伯承元帥在我軍歷史上的地位異常重要。
事實上，有人把彭德懷、林彪、劉伯承、徐向前、粟裕譽為毛主席麾下“五虎將”。
可以説，毛主席對劉伯承元帥的倚重程度非可小可。
早在1929年春，時值革命低潮，設在上海的黨中央曾想調遣毛主席和朱老總到上海工作，毛主席當時就想到要讓惲代英、劉伯承來代理他和朱老總在紅四軍的工作。
長征路上，劉伯承強渡大渡河成功，毛主席大讚劉伯承是“神龍下凡”，他説：“四川人都説劉伯承是條下凡的龍，江水怎麼能擋得住龍呢？”
重慶談判期間，國軍閻錫山部進攻上黨地區，劉伯承一戰上黨，殲敵十三個師三萬五千餘人；再戰邯鄲，殲滅敵人兩個軍，給國民政府袞袞諸公當頭棒喝，給在重慶參加談判的毛主席奉上兩顆定心丸。
毛主席當時高興萬分地對周恩來等人説：“伯承下了一場及時雨！”
當然，毛主席對劉伯承元帥的最高讚譽，就是“生不願稱王，死不願封萬户侯，伯承是共產黨人的楷模”這一句。
對於毛主席的種種讚譽，劉伯承曾在1942年12月16日的五十壽辰上謙遜地説：“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所給我的。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的。”
劉伯承這番話，乃是肺腑之言。
話説，1930年夏，劉伯承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成歸來，先是在上海協助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但僅僅過了一個多月，臨時中央機關無法在上海立足，在博古的牽頭下遷到了中央蘇區。
博古年輕氣盛，當時只有23歲，一到瑞金，就成立了以他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局，攬過了中央蘇區的領導大權。
博古一介書生，不懂軍事，只好把既有實戰經驗、又有堅厚軍事理論支撐的劉伯承推上前台，讓他出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
劉伯承大公無私，他滿懷提高紅軍戰略戰術水平的熱情和願望，當仁不讓，就把自己學到的軍事理論源源不斷髮表在中革軍委機關報《紅星》、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中共中央局機關刊物《戰鬥》等報刊上。
遺憾的是，劉伯承畢竟是初來乍到，對紅軍當前形勢瞭解不夠，發表了不少偏頗之見。
其中有針對毛主席、彭德懷、林彪等人“遊擊主義”的理論文章，他批評這是“一種狹隘守舊的經驗主義戰術”，説這種戰術不能打正規戰，不能實行大兵團集羣作戰。
劉伯承並未意識到，他的這些文章對毛主席的工作造成了極大麻煩——毛主席所代表的“積極防禦戰略”被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的“積極進攻戰略”代替了，毛主席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被撤。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也因此出現了。
不過，劉伯承作為一代軍神，他很快就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與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據理力爭，要他停止打正規戰、攻堅戰、消耗戰，並且在《戰鬥》雜誌上發表了《現在游擊戰要解答的問題》、《到敵後展開游擊戰爭的幾個教訓》等文，呼籲運用游擊戰。
結果，劉伯承被撤銷了總參謀長職務，降任第5軍團參謀長。
劉伯承深躬反省，對毛主席的高超軍事才能越加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遵義會議上，他堅決擁護毛主席的主張，隨後，積極協助毛主席組織指揮了四渡赤水，一路爭當先鋒，搶佔皎平渡、大涼山開路、強渡大渡河。
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南下與北上之爭中，劉伯承堅決執行毛主席關於北上抗日的方針，不屈不撓地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鬥爭。
解放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野戰軍在安陽召開了慶功大會，黨政軍羣各界派出代表送給劉伯承一面繡有“常勝將軍”四個大字的橫匾。劉伯承連連擺手，一個勁地向大家解釋説這是“在毛主席、朱總司令領導下取得的勝利”，自己不敢有“貪天之功”。
上世紀50年代初期，《大百科全書》原本在“劉伯承”條目下寫“革命軍事家”，劉伯承不同意，要求把“革命軍事家”改成“革命軍人”，説自己的勝仗，都是“在毛主席軍事思想指導之下”取得的。
不得不説，劉伯承元帥是毛主席最忠誠的追隨者，他對自己早年撰寫的批評“遊擊主義”的文章懊悔不盡，抱憾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