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又到畢業的季節，今年的就業形勢更為嚴峻。是學校背景還是個人特質決定了一個人的職場生涯？人們眾説紛紜。985 廢物、小鎮做題家等名詞，反映着許多年輕人的迷茫和自嘲。
黃燈在廣東F學院教了十多年文學類課程，她發現，自己教過的學生多達四千多名。這些年和學生大量的瑣碎的交往，以及對他們畢業後的跟蹤，讓黃燈意識到，二本院校學生的經歷，其實折射了中國普通年輕人的狀況以及最常見的一些成長路徑。
和學霸們“一線城市、高知父母、國際視野”不同，她教的學生大多出身平凡，來自不知名的鄉村，從毫不起眼的城鎮走出，身後有一個打工的母親或一個下崗的父親，以及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務農、養殖、屠宰、流動於建築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點小生意，是他們父母常見的謀生方式。他們可能是村裏的第一個大學生，是寂寥村莊的最亮光芒和希望。來到繁華的都市後，他們對改變命運的高考充滿了感激，並對未來小心翼翼、躍躍欲試。
根據她的觀察，不同級別的大學，學生的去向對應着不同的城市和層級。頂級大學對應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點大學對應的是一線城市、省會城市，一般大學對應的是中小城市、鄉鎮甚至鄉村。在當下的社會格局中，任何羣體若要跨越不屬於自己的城市和階層，需經歷怎樣的內心風暴和艱難險阻，只有當事者知道。
她想起給他們上過的“外國文學史”。在二棟五樓的教室，迴盪着一羣大一新生對《紅與黑》於連的命運總結：“於連是同社會奮戰的不幸的人。”“於連是受壓迫的小資產階級青年的典型形象，是資產階級個人奮鬥的典型。”她沒有想到，這些遙遠時空的故事，竟會如此貼近學生的感受。
以下文字摘自她即將出版的新書《我的二本學生》之“四任班長”，已獲作者授權。
從大一到大四，班上一共選舉產生了四任班長。讓我驚訝的是，儘管人數不到三成，但選出來的班長竟然都是男生。
曾剛是第一任班長，畢業以後就進入了一家銀行；王國偉是第二任班長，在銀行工作一年後，考上了公務員，現在四會監獄辦公室當文員；吳志勇是第三任班長，沒有考研、考公務員，也沒有進入銀行，輾轉了很多單位，現和哥哥在天河區開了一家飲食店；石磊是最後一任班長，畢業以後，在廣州居留多年，在諸多單位輾轉後，最後決定考公務員，現在梅州國税局上班。回過頭看，四位班長畢業以後的選擇和現在的處境，實際上代表了十年前二本院校大學畢業生所面臨的機遇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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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剛的特點是適應社會的能力強，很早認同社會的一些現實規則，在校讀書期間，就和老師的關係極為親密。從個人素養看，儘管筆頭能力比不上隨後的兩任班長王國偉、吳志勇，但他口頭表達能力強，也願意和人交往，懂得怎樣和別人處理關係。畢業以後，他選擇了一家銀行，很快就進入了較好的工作狀態，也很快成家立業，在廣州買房立足。他屬於最能適應現實的年輕羣體，往往也能最快、最直接地獲得較多的發展資源和現實利益。
和曾剛比起來，石磊的成長路徑頗為不同。石磊在大四那年選為班長，也是062111班最後一任班長。他出生於潮州市，是家裏的獨生子，父親經營一家攝影店，母親為家庭主婦。石磊家屬於廣東常見的城市出生、自主經營的市民家庭。因為從小衣食無憂，他一直懵懵懂懂，直到大四那年才意識到要畢業了，需要找一份工作。而班上大部分同學在大一、大二就給自己做了可靠的職業規劃。
因為事前沒有太多的準備，而他學業上的唯一優勢又是英語，大學畢業後，他錯過了含金量頗高的秋招和春招，最後進入了廣州遍佈街頭的各類培訓機構。“四年之內換了六家單位，大一點的機構，諸如新東方又進不去。”
離開學生宿舍後，他一直住在龍洞的迎福公寓，在學校附近逗留了一千多天，並且依舊履行着一個班長的職責。幾年來，班上來來往往到廣州的同學，都以他租住的房子為據點。
畢業後折騰的四年，在石磊看來，是他人生的低谷期。2014年，他突然意識到，若再這樣下去，他的人生看不到任何確定的希望。廣州待不下，家鄉潮州那個古老卻沉悶的城市，除非學經濟或管理專業還有點就業機會，別的專業，幾乎沒有太多發展空間。擺在面前的選擇逐漸明朗：只有一條路，回家考公務員。他非常認真地備考，僅僅複習了一個月，幸運地考到了梅州國税局。
毫無疑問，這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儘管一次過關純屬偶然，但這次偶然卻給他的人生帶來了確定。他很快結婚，父母一輩子打點攝影店，最大的意義就是在兒子成家時，心安理得地拿出所有積蓄，給兒子的新房當首付。結婚不久，他很快就有了孩子，儘管他將每月的日子描述為“信用卡先還兩三千，然後支付寶、螞蟻花唄再還兩三千，房子供兩三千”，但以前的迷惑煙消雲散，不明朗的前途突然清晰。因為有英語特長，日子安定後，他念在職研究生的計劃，已經成了小家庭的共識，並被提上日程。
大學畢業時，他並不喜歡體制。他曾經為了迎合父親的心願，回到家鄉參加公務員的裸考，但他故意不做任何準備，隨隨便便地應付，不過是以一種明朗的結果，給自己一個留在廣州的理由。而廣州四年的輾轉，僅僅一個二本院校的文憑，並沒給他掙得一席之地。獨生子女揹負的傳統責任，讓他意識到確定的人生軌跡對父母的重要意義。説到底，還是回家考公務員，讓他並不堅挺的大學文憑獲得了飽滿的汁液，成為支撐他此後人生的堅實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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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三任班長，吳志勇的人生選擇和石磊有幾年完全重合，他們甚至在畢業後，共同居住在迎福公寓多年。志勇性格沉靜，但不屬於那種本分的人，在校唸書期間，有一段時間不願意上課，曾是輔導員頭疼的角色。因為同學信任，被選為班長後，他立即毫無怨言地承擔起了班上的事務。
畢業後，他和很多同學不同，沒有選擇進入銀行，而是堅持進了一家社工機構，在NGO組織中任職，儘管收入極低，還是堅持了三年多。考慮到他家庭的經濟狀況和他這個年齡所面臨的實際壓力，2010年左右，通過朋友的介紹，我竭力推薦他進入珠三角一個經濟發展不錯城市的公安局。他聽從建議，辭掉了社工機構的工作，但沒想到僅僅在公安局待了不到十天，就斷然辭職，還是回到了社工機構，並堅持了很長時間。
細數他畢業以後的職業，做過網店，在網上賣過時裝，後來還曾加入一個美容機構，專做文繡行業的培訓師。他的朋友圈會有一些與自己職業相關的內容，但憑對他的瞭解，我知道，很多場合他不會喜歡。在最近的一次電話聊天中，我得知他已放棄了文繡項目。他和我談起文繡行業時説：“都是套路，都是包裝。成本只要二三十元的項目，可以包裝為成千上萬，甚至上百萬的項目。美容搭配玄學，諸如文眉，一定要和人的運勢聯繫，這樣，上鈎的人就會很多。”
畢業多年，他性格中的敏感、自尊還是如此顯眼，沒有被生活打磨得哪怕圓滑一點點。但生活還得繼續，尤其在結婚生子以後，看得見的壓力和開支，已成為他每天睜開眼就能感受到的現實。經過八九年的摸爬滾打，他深切體會到人必須首先活着、必須為生存打拼的殘酷律令。想起在社工機構的多年生活，他不後悔，卻覺得遙遠而不真實。
因為畢業的時間過於久遠，對志勇而言，像石磊一樣回到家鄉，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體制尋找穩定，已變得不太可能。骨子裏，他也不喜歡這種生活，哪怕處於現實的一地雞毛中，這種僵化的穩定，依然激不起他內心半點渴望。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和在外打工多年的哥哥，合夥開了一家飲食店。飲食店的工作極為繁忙，利潤也不豐厚，處在“不請人忙不過來，請人就沒有任何利潤”的境地。很多時候，他必須親自上陣，和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的快遞小哥一樣，為完成網絡和電話訂單，將外賣送到一個和他境況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
志勇出生在粵西北的一個普通山村，家境不太好，畢業八年後，“上有老下有小”的具體擔子，終於沉沉地壓在了一個男人的肩頭。孩子已經兩歲九個月，父母年齡已大，一家人的生活，就靠共同守着的這家店。電話中，他和我説的一句話讓人印象深刻：“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錢控制。”他和石磊的不同在於，他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便不會去嘗試那些東西，貧瘠山村給予他的倔強，讓他在進入喧囂的城市後，依然在個體的人格中保留了一份堅守。他始終難以對生活做出真正的妥協，而這種不妥協的結局，落實到個體的生存上，便是看得見的漂泊和彌散到下一代身上的與他人確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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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而言，王國偉的經歷和成長，代表了典型的農家子弟的成長路徑。
他性格靦腆，不愛多言，黝黑的臉龐，看起來非常樸實。剛進校的時候，他和其他農村來的孩子一樣，不是特別擅長和老師打交道，也不懂得去刻意經營人際關係。2006年10月18日，我在學校值班，在和學生聊天的過程中，意外得知國偉曾寫過幾十萬字的武俠小説，這讓我頗為驚訝。軍訓過後，他們的學習逐漸步入正軌，在隨後的新生作文訓練中，我發現他的武俠小説創作，已經有了較高的起點。後來才得知，因為痴迷寫小説，他第一次高考失敗，復讀一年後，才考上廣東F學院。他曾提到自己的寫作動機：“在讀過了金庸所有作品後，隨着年紀慢慢增長，所讀的小説越來越多，其情節越來越不能滿足我的慾望，於是，便萌生了自己創作的想法。”
儘管我不會評價武俠小説，但從他的文筆中，可以感知到良好的文字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真正被興趣吸引的人，是一個有目標和夢想的人，這在我教過的幾千名學生中，鳳毛麟角，難以尋覓。
王國偉出生在廣東四會一個叫鄧村的地方。那裏環境優美，“青山若黛、綠水如碧”。祖輩以種田為生，到爺爺那一代，開始做一些小買賣，此後父親一直延續爺爺的路子。父親高中畢業，除了種田，在孩子還未出生時，曾經向信用社貸款，經營起一家土製的磚瓦廠，但沒過幾年，因經營不善，磚瓦廠倒閉。此後，他重拾鄧村的古老手藝，經營了一家古法造紙的小作坊。在國偉的講述裏，父親和一般的農民不一樣，他不安分，動手能力極強，也願意嘗試各種營生，除了種田和造紙外，還會養殖、電工、泥瓦、針織……其中的收益，都用來供他和妹妹讀書。
1995年，為了孩子的前途，父親斥資在四會市區購買了一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這成為國偉求學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儘管在鄉村唸書的時候，他有更快樂的童年，放學回家可以幹農活、玩耍，到了晚上才花一個小時左右去複習功課，根本感受不到學習的壓力。
而進入市區後，他猛然感到學習壓力倍增，不但作業多了很多，同學之間的競爭壓力也加劇。突然的變化，讓他無所適從，更何況還要忍受和父母的分離，他曾經哭着求父親讓他重回鄉下唸書，但理智的父親，一眼就看到了城市和鄉村教育資源的差距。父母堅守鄉下的作坊和田地，為了兩個孩子的教育費用起早摸黑，將兄妹倆交給奶奶在城裏照顧，這種選擇，恰恰和內地外出打工農民的選擇相反。國偉始終記得，讓孩子走出窮鄉僻壤，是小學尚未畢業的母親一生最大的心願。
因為國偉的寫作熱情和天賦，這麼多年來，他是我唯一期盼能夠繼續深造念研究生的學生，我知道他一旦走向社會，必然會被現實和工作絆住。
有意思的是，他到大學後，相比高中寫作的狂熱，彷彿多了一份冷靜。國偉性格中的務實，在大學的平凡日常中顯露無遺。目睹了父母在生活中的掙扎，他清晰地知道自己大學畢業以後的首要任務，不是堅持武俠夢，而是解決生存。“夢想，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實現。我在大學期間，就知道自己不能把夢想照進現實，至少短期內不可以。我很清楚地認識到，大學畢業後，我的首要任務是要解決我和家人的生活問題。”
他很順利地找到了一份銀行的工作，為了攬儲，為了順利度過12月31號“銀行從業者的解難日”，他不得不過上陪酒應酬的生活。他不愛應酬，但必須應酬，到了年底，為了完成任務，“天天喝，天天醉，睡醒第二天再喝”。銀行的工作僅僅堅持了一年，儘管收入不錯，畢業第二年，他毅然參加了全省公務員考試，成為四會監獄的一名獄警。
他的務實，幫助他再一次成功實現了轉型，之所以報考這個單位，主要是因為它招錄人數比較多，容易考。儘管因為環境的變化，這份工作比之銀行風險要大，但他身心卻獲得了更多自由。“在這裏，我不用為了取悦別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另一個人，至少不用去應酬。更重要的是，這裏的工資更穩定些，並且能夠給我更多的時間去思考我的未來該向哪個方向前進。”
和石磊一樣，他一旦進入體制，工作穩定下來後，很快就結婚生子，並立即在四會買房買車。他高中時代的狂熱夢想是武俠小説，併為此練就了良好的文筆，但他大學並沒有沿着高中的夢想前進，而是通過大學的橋樑，獲得了進入體制的起點和機會。對一個農家孩子而言，進入體制獲得穩定工作，比之虛無縹緲的作家夢，顯然更能讓父母儘早挺直被生活壓彎多年的腰。
儘管國偉認為，“夢想離我漸漸遠去，生活如同一個複雜的課題，要我們用一輩子去研究”，但在讀書改變命運的故事中，王國偉是不動聲色的一個，也是最為真實的一員。
四任班長，從出身而言，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沒有一個家境特別優越，也沒有一個孩子在大學畢業後，得到過家庭的庇護和資源。對曾剛、石磊和王國偉而言，他們之所以能在社會立足，並順利過上讓父輩放心、安心的穩定生活，要麼是早早認清了現實的規則，順着社會去經營生活，要麼是經過現實的碰壁後，終於認清進入體制的優勢，選擇畢業後回爐考公務員。
唯獨志勇，客觀而言，從各方面的綜合條件講，四任班長中，他算得上佼佼者，但他畢業以後的九年經歷卻證明，現實留給他這樣一個普通的農村年輕人堅守夢想的空間，是狹窄而擁擠的。他內心不願屈從一條常見的個人成功路徑，但現實中，他還是不得不聽從父輩的召喚，結婚生子，選擇一種最為常規的活法。但這條常規的通道，在他放棄“考公”、考研之後，志勇猛然發現，他並沒有太多的選擇。
——完——
黃燈，女，湖南汨羅人，學者，作家。現任教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曾寫作《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引發2016年全國鄉村話題大討論，著有《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近期出版。
題圖，2018年11月，廣州珠三角高校畢業生招聘大會。來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