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泰順人編過兩縣縣誌，五進士贈寫考績序，為尊嚴與三品武官抗禮
陳能雄/文
泰順古代文人中，編修過兩個縣縣誌的人，目前所知只有張慶暘。他被時人譽為浙東英豪，“才步班馬（班固、司馬遷），文追屈宋（屈原、宋玉）”。他每到一個地方任職都成績顯著，為文人士子所欽敬。在福清時，當地五位身居要職的進士聯名為他寫考績序。他風骨崚嶒，為了打破不合理的慣例，敢與權傾一方的正三品武官分庭抗禮。
張慶暘（1505-1580），字孟暄，號霞川，明代泰順龜巖（今三魁鎮張宅村）人。十歲時，他父親張充出任湖廣沔陽州判，隨父乘舟前往沔陽讀書，同行的泰順小夥伴有族中兄弟張璉、張伯科、張祿、表兄劉耿等。一次尋常的遠行，卻是泰順明代文化史上不可忽視的一筆，這些孩童中出了貢生三位、秀才若干名，有的成長為當時的文化精英。
年幼就飽受背井離鄉之苦，卻也獲得良好的教育資源，張慶暘等人在沔陽訓導徐璉的官舍中學習，得其言傳身教。徐璉仿照宋代朱熹《白鹿洞書院教規》制定完善的教學模式，普施教化，彰顯人倫，在教授張慶暘等人知識的同時，勸誨賢良孝悌之道。張慶暘晚年時寫的《重修羅陽書院記》就提到“白鹿書院”，他是這個教學模式的受益者。
張充關係密切的同僚中，有官至貴州參議的李楫、沔陽知州李濂，還有從事教育工作的沔陽學正樑幹、張策，經常在一起吟詩論道，這或多或少影響到張慶暘等人。自小從明師遊，張慶暘的知識面和眼界都變得更加開闊，他志向不凡，潛心篤學，經史子集爛熟於心，詩詞歌賦樣樣精通。
也因如此，張慶暘比常人更注重精神上的追求。父親張充歸鄉後，充任糧長，遇到家貧無力交納賦税的，就代為墊上，倒賠不少家財。張慶暘對此泰然處之，只知安心學習，從不過問家中經濟狀況。
嘉靖乙酉年（1525），張慶暘考入縣學，第二年就成為領公糧讀書的廩生，在歷次考試中名列前茅。乙未年（1535），他成為選貢生，還未治裝北上，就驚聞父親張充去世的噩耗。在人生邁向新起點時，無法與慈父分享成功喜悦，這是他最大的遺憾。他足不出户，居家守孝三年，在理想和現實中反覆思考，驀然感到肩上的擔子重了。
服滿後，有人勸他到太學裏繼續深造。張慶暘卻説：“我父親沒能等到我賺錢養家之時，如今劉母年將八旬，若再入太學就讀，還不知能不能用我的俸祿來奉養她老人家。”為了家人過上好日子，嘉靖辛丑年（1541）張慶暘步入職場，出任南直隸沛縣（今江蘇省沛縣）訓導。
張慶暘在沛縣講學育才，還參與當地一項重大的文化工程。知縣王治在修城池、遷學校之餘，有感於沛縣圖志湮沒、文獻無徵，就蒐羅舊志，與教諭馬偉、訓導張慶暘等人商議重修《沛縣誌》。嘉靖癸卯年（1543），張慶暘等人廣查譜牒，採輯遺典，採訪故老傳聞，稽古驗今，因革損益，刪繁去訛，輯成新的縣誌。
修志之餘，張慶暘與馬偉飽覽名勝，為“沛縣八景”賦詩。沛縣是漢高祖故里，留下兩位開國皇帝的遺蹟。劉邦登基為帝后，榮歸故里，置酒沛宮，宴請家鄉父老，即興唱了一曲《大風歌》，此處名為“歌風台”。
張慶暘為此台寫了首《歌風古碑》：
突兀台觀北，殘碑大漢秋。
篇章明日月，氣象接殷周。
苔色和煙老，歌聲與泗浮。
獨憐王霸雜，終古有遺謳。
詩中的“殘碑大漢秋”道出了大漢帝國的興衰。到東漢末年，羣雄蜂起，劉邦後裔劉備欲匡扶漢室，四處征戰，幾經坎坷，他屯兵徐州小沛（沛縣）時，就險些被袁術大軍攻滅。幸得呂布轅門射戟，解了劉備之圍。
張慶暘參觀了“射戟遺台”後，賦詩一首：
自古推雄傑，今看射戟台。
風雲長護合，泡泗近瀠回。
未息中原鼎，番憐汜水衰。
英英千載下，遺蹟漬莓苔。
字裏行間仍是一派興亡更替的滄桑之感，而張慶暘等人編撰《沛縣誌》，記錄沛縣的歷史留痕，今人撫摸着泛黃的冊頁同樣有一種滄桑感。他在沛縣成績顯著，督學御史陳午山（“午山”或為人物字號）、楊宜、淮徐兵備道王梴、秦柏台（“柏台”或為人物字號）交相嘉獎，舉薦他入沛縣名宦，一個訓導能獲此殊榮實屬不易。事業正值上升期，劉母卻離他而去，丙午年（1546）他回鄉守制三年。
嘉靖己酉年（1549），張慶暘要進京補選官職，恰好少時一同求學沔陽的張璉這年也膺選考職，兩人結伴上京。張璉不幸卒於京師，張慶暘悲痛不已，為他收殮招魂。張慶暘補授福建省福清縣訓導，順道扶柩還鄉，諸事料理完後才去赴任。
在福清，他明道術，重行誼，勸學不倦，在他眼中每個學子身上都有閃光點，都有可取之處，做到人盡其才。遇到貧寒學子，就盡力資助，從不計較束脩多寡。因此，他受學子愛戴、同僚器重、鄉紳敬仰。當時，官至廣東按察副使的福清人陳仕賢閒居在家，早就耳聞張慶暘的美名，讀過他家的《十慕錄》，暗自揣測他必是家學淵源。一日，張慶暘登門拜訪，兩人相談甚歡，陳仕賢知曉他父親張充的事蹟後，愈發欣賞，提筆為張充寫墓誌銘。
陳仕賢有一位同族兄弟叫陳一貫，兩人先後考中進士，先後任杭州知府，都清廉愛民，被杭州百姓尊為“二陳”。陳一貫也很佩服張慶暘的學識，為他寫了一篇《贈霞川先生九載考績序》，序文落款名字還有陳仕賢、吳從義、毛秉鐸、施千祥。五人同為嘉靖年間進士，且都是清廉名臣，其中吳從義與施千祥官至參政，毛秉鐸官至副使。五大進士聯名贈送考績序，這等於向朝廷舉薦賢才，可見張慶暘當時在福清文人士大夫中的聲望，這背後是一份份沉甸甸的成績單。
陳一貫在序文中説，張慶暘掌教沛縣、福清九年，“邇來弟子四百餘員”，桃李芬芳。在嘉靖壬子科中新考中的五名福清籍舉人，大多出自他門下。面對這樣一個德藝雙馨的老師，陳一貫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希望張慶暘連年升遷，一方面又期望他能繼續留任，以沾惠家鄉學子。
嘉靖甲寅年（1554），張慶暘升任山東鰲山衞武學教授。鰲山衞是明朝防備倭寇的軍事重鎮，設有文、武衙門，為讓軍士子弟接受良好教育，開設儒學。鰲山衞地處海濱，風浪侵襲，張慶暘剛到此處時，見學舍傾頹，聖廟圮毀，心憂文運，當即捐資修建門斗。他勸好禮之家出錢出力，在聖人廟中創建“敬一亭”，以宣揚當朝嘉靖皇帝《敬一箴》的思想：做任何事都要“敬畏專一”。
張慶暘帶領眾人在聖人廟開闢一個“演藝圃”，修繕明倫堂、欞星門、戟門、泮池，堂宇煥然一新。他為鰲山衞的教育事業做了許多好事，有口皆碑，但也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鰲山衞從明初設立一百多年來，衞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鎮撫司鎮撫、千户、百户等都有軍籍，世代沿襲，先後有王姓、何姓、朱姓等十八個姓氏家族擔任過鰲山衞指揮，民間有“十八家指揮”的説法。
相比那些家族關係盤根錯節的世襲武官而言，張慶暘這個“外來文官”顯得勢單力薄。鰲山衞過去有個慣例，衞指揮使接見衞學教授援用“府禮”，教授到衞指揮使的府邸只能從角門進去，須行參謁之禮。當時的鰲山衞指揮使是何棟，正三品武職，官銜比張慶暘高几級。
百年來也不止張慶暘一人享此“待遇”，要是其他教官忍忍就過去了。可是，張慶暘傲骨嶙峋，無法接受這種屈辱之禮，他説：“武事文教本無干屬，豈宜遊腳門而甘屈膝乎？”就算何棟品級比自己高，一文一武並無多大幹連，怎能如此卑躬屈膝呢。於是，他與何棟分庭抗禮，何棟檢舉他無禮，兩人申文到三院，“文武鬥”驚動高層。
所幸，山東巡按監察御史段顧言明曉事理，他佩服張慶暘的膽色，説道：“教官此舉，看來與那些畏縮汗顏的人不同啊。”段顧言批示：以後禮照縣行，教官拜訪衞指揮使可從便門進去，兩人在後廳敍話，座位上下相向。教官起身離開時，衞指揮使要送出甬道。他命海道陶大有與萊州知府，把批文鐫刻於碑上，立在學宮內，永為定規。
以往的教官在畏縮守舊中，年復一年遵循着禮節舊例，張慶暘到來後直面權威，一舉改觀，這既捍衞自己的尊嚴，也讓後來的教官挺直腰桿。
張何兩人只是禮節原則上產生歧義，無關私情恩怨。何棟心胸坦蕩，沒有因此心生芥蒂，反而因張慶暘據理力爭而心生欽服。嘉靖癸亥年（1563），張慶暘即將南歸，何棟與即墨縣營把總朱衣等武官請當地名士王九成撰寫序文，贈送給張慶暘，文辭中流露出依依不捨之意。
此前，張慶暘早有退隱之意，九年前他由福清去往鰲山衞，順道回鄉一趟，與親友觀賞三魁鯉魚墩風光，在一篇《鯉石説》中寫道：“予不樂宦途久矣，將歸養焉。”他在鰲山衞公暇之時，寄情山水，與原保定府通判王九成握手論道，吟著為樂，著成《東遊勝覽集》。王九成説張慶暘“文班李杜（李白、杜甫）”，生來就是文人秀士隊伍中的人，嚮往李白那樣的詩酒生活。
期間，他三次考績上等，升遷在望，卻仍想歸隱林下。特別是嘉靖庚申年（1560），隨從中有一位趙姓親戚病逝，他想護送靈柩回南，愈加堅定辭官念頭。
察院宋公愛惜人才，不願放他回去，批示道：“教官操履清潔，文學優長，正宜表率一方，豈容休致。”萊州知府等官員又在一旁極力挽留，張慶暘這才繼續留任三年。等九年秩滿，本當候選新職，張慶暘又遞上辭呈，還沒等上級批准，就解組歸鄉了。
當時的即墨知縣湯明善對張慶暘的翰墨極為推崇，説他書法“繼軌鐘王（鍾繇、王羲之）”，而這樣的浙南才俊卻急流勇退，“仕而無負所學，止而能遂其志”。為官之時盡展所學，退隱之際逍遙自適。正如膠東舉人趙元璧送別張慶暘的詩句：“別來鰲山桃李遍，歸來雁蕩菊松存”，幾年來春風化雨，他滋潤鰲山衞的滿園桃李，歸鄉之日，身上的松菊品性依舊高潔如初。
張慶暘退隱是志趣使然，也與時勢有關，更因血液中流淌着一股故土使命感。當時倭寇侵擾東南沿海，泰順三魁也慘遭荼毒，鮮血染紅燕水。在倭寇劫掠三魁的前一年，象徵着龜巖“眼睛”的蓮花井連續三日水赤如血，村民説從那以後張宅村很多年未出人才，由張充開啓的數十年興盛文運自此轉衰。張慶暘從父親那裏接過接力棒，以重挽家族文運為己任，親自講學授課，教誨子侄，殷殷不倦。
他建橋以催氣運，修譜以記祖德，改祠以安先靈，帶領族人將宗祠改建於龜巖秧地，也就是現在張宅村張氏宗祠坐落的位置。他的宋朝先祖——大安人張懽創建於福鼎的古林寺失火，他帶頭捐資重修。他任勞任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恢復先祖遺蹟和榮光，以傳續文脈。
他把書齋取名為“霞川書屋”，捧卷品茗，閒時優遊山水，逍遙吟嘯，為龜巖八景賦詩，仕陽仙洞尖等地留下他行吟的足跡。沒有公事，他不履衙門，但泰順知縣區益、吳敦本、王克家、劉本學非常器重他，多次延為鄉飲大賓。王克家聘請他與毛一蘭、胡良工纂修《泰順縣誌》。
張慶暘發揮餘熱，在羅陽書院中細查典籍，秉筆修志，校正文字，他寫了一首詩：
城南高處屹危樓，自愧無才忝校讎。
萬疊好山環局秀，兩溪綠水夾松幽。
分明石鼓藏書地，無異匡廬聚講邱。
夜半書聲動奎壁，羅陽千古説瀛洲。
詩中描繪羅陽書院附近濃郁的書香氣，也只有在人文薈萃的年代裏，才會興起修志著書之風。縣誌初稿輯成後，王克家請樂清才子侯一元、侯一麟兄弟訂正刪潤。侯一元曾任江西左布政使，侯一麟是當時著名的詩文大家，侯氏兄弟編撰過大量的温州文獻典籍，而張慶暘、毛一蘭也才情不凡，名手雲集，堪稱泰順史上最強的修志陣容。縣誌在萬曆元年（1573）成書，分輿地、廨宇、賦役、祀典、官師、人物、雜誌、藝文八卷，義例序述燦然可觀，邑中人士皆言“信史”。
從編家史到修縣誌，吉光片羽留駐於張慶暘筆下，他的名字也在歷史溪流中激起迴響。他去世時，泰順知縣劉本學、典史楊燦以特牲庶饈之儀、情切意真之文悼念祭祀，劉本學稱他是“文章德望，超軼時英”。三百多年後的民國，沛縣人仍能透過他纂輯的《沛縣誌》的扉頁想象他昔日風華，並在新一輪修志中給他八字評語：“篤學能文，志趨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