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神兵如天降：乙毗射匱可汗重新控制焉耆及郭孝恪滅焉耆之戰
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擊敗了唐朝擁護的乙毗沙缽羅葉護可汗（咥利失可汗弟之子），重新統一了西突厥，原先臣服於乙毗沙缽羅葉護可汗的焉耆等國因為國小勢弱（“沙缽羅葉護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也先後臣屬了乙毗咄陸可汗。同年，乙毗咄陸可汗扣押唐朝使者，侵擾西域諸國，又並派兵進犯伊州，唐安西都護郭孝恪率二千輕騎出烏骨（哈密西北）擊破之，乙毗咄陸又遣處月、處密諸部圍攻天山（在焉耆北）。郭孝恪擊退西突厥，乘勝進佔處月俟斤（部落首領）所居之城（今新疆烏魯木齊東北），並一直追至遏索山（在今烏魯木齊西南），收降處密兵眾而歸。後來乙毗咄陸又攻破米國（位於今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撒馬爾罕南），奪取了大量人口與財富，不分給部下，引起部眾怨恨。西突厥五弩失畢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啜等派代表至長安，請唐朝廢黜乙毗咄陸，另立西突厥可汗。唐太宗冊封前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之子為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咄陸看到自己眾叛親離，大勢已去，於是逃往吐火羅。
雖然唐朝最終擊敗了與其爭奪西域霸權的乙毗咄陸可汗，扶持了乙毗射匱。但是新汗繼位後仍然選擇與唐朝分庭抗禮，並通過和親拉攏、武力滲透等手段來實現對親唐的西域諸國或部族的控制，逐步恢復西突厥的領導地位，其中對於焉耆和龜茲的爭奪，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面對西突厥與唐朝兩大強權在西域的角逐，實力弱小的焉耆，在乙毗射匱可汗的威逼利誘之下，不得不依據自身利益和安全形勢調整外交方向，重新倒向了西突厥。
同時，焉耆態度的轉變也與唐朝在高昌實施的一系列舉措密切相關，高昌滅國，其地被唐朝夷平為郡縣。為避免同樣的噩運，延續龍姓王朝在焉耆的統治，謀求國家的獨立與長存，焉耆不得不再與西突厥結盟，選擇了親近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中斷了與唐朝的邦交關係，為拉攏焉耆，乙毗射匱可汗讓其國相阿史那屈利啜為其弟迎娶了焉耆王龍突騎支之女莫言花，通過政治聯姻，強化了對焉耆的政治控制，西突厥與焉耆約為了唇齒之國，焉耆也斷絕了對唐朝貢，成為對抗唐朝的前沿陣地。對大唐而言，位於西域往來交通線咽喉之地的焉耆是唐朝在征服高昌之後，繼續向西進入塔里木盆地的必經之路，焉耆的反覆無常更激起了唐太宗的怒火，因此天可汗已決心對焉耆用兵。
雖然焉耆國小兵弱，並無與大唐正面交鋒的實力，但其背後有西突厥和龜茲等強國撐腰，此戰成敗關係到大唐經營西域的整體戰略，以及西域諸國的人心向背。唐軍遠離本土，孤懸在外，一旦戰事遷延日久或有所不利，必然危機到西州和安西都護府的安全，西突厥等也將捲土重來，因此這也是絕不容有失的一仗，所以領兵的將領可謂至關重要，“將者，三軍司命也，全軍安危繫於一人”。而此時的大唐正值貞觀盛世，名將薈萃如星河般燦爛，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安西都護郭孝恪上書請求討伐焉耆，這位大唐經營西域的名將即將在焉耆書寫下輝煌的功業。
郭孝恪（？－649年），許州陽翟（今河南禹州）人，少年時便有奇志，不事生產，被父兄視為無賴。隋末率鄉族歸順瓦崗，與徐世勣（即李世勣）同守黎陽。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隨徐世勣歸降唐朝。武德二年，竇建德攻破黎陽，李世勣被迫投降竇建德，但仍忠於唐朝，與郭孝恪商量脱身之計，郭孝恪道：“我們應先取得他們的信任，再圖脱身之計。”後趁竇建德擄掠之時，兩人率數十騎投歸唐朝。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東征王世充，竇建德擔心王世充滅亡後禍及自身，於是率軍來援。郭孝恪對李世民進言道：“平定王世充指日可待，竇建德遠來，糧運不便，這是天要亡他。大王應固守虎牢，屯軍汜水，到時隨機應變，殲滅他們就很容易了。”是役，唐軍大獲全勝，戰後李世民大宴眾將，並道：“郭孝恪曾獻擒竇建德之計，功勞在眾將之上。”遷升其為上柱國，歷任貝、趙、江、涇四州刺史，任內頗有政績。後入朝，任太府少卿、左驍衞將軍。
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8年），唐以阿史那社爾為昆丘道行軍大總管，契苾何力、郭孝恪副之，合兵十餘萬征討龜茲，至貞觀二十二年，唐軍攻破龜茲都城，龜茲王被俘，其國相那利隻身逃走，留孝恪守之。不久，那利引西突厥和本國兵馬萬餘人，回襲唐軍，並與城內降兵勾結，攻打郭孝恪，亂箭齊發，郭孝恪中流矢而死，其長子郭待詔一同戰死。唐高宗即位後，追贈其為安西都護、陽翟郡公。其次子郭待封在唐高宗年間隨薛仁貴徵討吐蕃，因不忿自己居於薛仁貴之下，故交戰期間不聽主帥部署，致使薛仁貴被吐蕃四十萬大軍合圍在大非川，此役唐軍大敗損失慘重，郭待封戰後因罪而貶為平民。
話接前文，貞觀十八年，唐太宗以郭孝恪為西州道行軍總管，將步騎三千，討伐焉耆，關於此戰的具體時間《資治通鑑》中記載，貞觀十八年九月“辛卯，上謂侍臣曰：‘孝恪近奏稱八月十一日往擊焉耆，二十日應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計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畢，驛騎至”。可見此戰開始於八月十一日，八月二十日抵達焉耆，數日之內即告擊破，九月辛卯日捷報已抵達長安，誠可謂兵貴神速。
八月十一日，唐軍離開西州，出銀山道往擊焉耆。銀山道是天山南路中由高昌至焉耆之間的一段古道，長約七百里。《西州圖經》中提到“銀山道，右道出天山縣系，西南向焉耆國七百里”。大軍出發前，恰有焉耆王弟頡鼻葉護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遂以頡鼻弟慄婆準為遠征軍嚮導。七百里行軍，沿途天險重重，《新唐書》志30西州交河郡記載：“自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經礌石磧，二百二十里至銀山磧；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呂光館；又經盤石百里，有張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經新城館，渡淡河，至焉耆鎮城。”此即行軍之路，這條道路的地勢從“天山西南入谷”開始變得險要起來。據《西域圖志》記載，該山谷“兩崖壁立，人行其間，如一線天，為古車師（亦即唐朝的西州）西境關隘”，而焉耆都城地勢也極為險要“所都週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繚其外”，正是憑藉着險峻的天險和易守難攻的地形，焉耆守軍防備鬆懈，並不以唐軍來犯為意（焉耆的心態與高昌王麴文泰何其相似）。3000唐軍一路穿越天險絕壁，克服西域惡劣的氣候條件，倍道兼行，在八月二十日的晚上抵達焉耆都城，郭孝恪即命將士趁夜渡水，待天明時，突然出擊，登上城牆，鼓角齊鳴，焉耆城內大為慌亂，唐軍趁機出擊，擊敗焉耆守軍，並一舉俘獲了焉耆王龍突騎支。
關於此戰斬獲敵軍數量，諸書記載不盡一致：《資治通鑑》記載：獲首虜七千級；《冊府元龜》記載：斬首虜七千級；新舊唐書均記載為斬獲千餘級。結合焉耆“户四千，勝兵二千”的記載，斬七千級的戰果似乎有些太大，斬千餘級的戰果相對可信。郭孝恪擊破焉耆後，並未留唐軍鎮守，而是“以慄婆準導軍有功，留攝國事而還”，並將焉耆王龍突騎支及其妻子帶回了大唐，當時唐太宗正巡幸洛陽，於是郭孝恪將龍突騎支一行送至洛陽，太宗赦免了突騎支，並以此教導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繫頸束手，漂搖萬里；人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
對於唐軍的本次討伐，焉耆背後的龜茲與西突厥均迅速做出了反應，龜茲不敢直接與大唐正面交鋒，只是斷絕了對唐的朝貢。而西突厥重臣屈利啜與焉耆關係密切，乙毗射匱可汗也不想輕易失去焉耆，於是西突厥派出了近萬名援軍，兵臨焉耆都城之下，此時距郭孝恪離開已有三日，焉耆無力抵抗西突厥，其留攝國事的執慄婆準被屈利啜俘虜囚禁。屈利啜囚禁慄婆準後，獲知唐軍兵少，立刻率五千勁騎繼續追擊，在銀山追及唐軍，郭孝恪回軍與西突厥交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而還。至此，貞觀十八年的唐軍討伐焉耆之戰以唐軍大獲全勝而告終。
回顧此戰，人數較少的唐軍在反擊中把西突厥打得一敗塗地，而唐代安西都護府管轄面積約有300萬平方公里，管轄範圍非常遼闊，但大唐在安西的駐軍卻不多，《舊唐書·地理志三》記載:“安西都護府，鎮兵二萬四千人”。可見僅僅兩萬餘唐軍就牢牢控制了遼闊的西域。這是因為唐朝西域駐軍都是精鋭中的精鋭，個個身經百戰，還裝備了造價昂貴的明光鎧和陌刀。明光鎧被認為是冷兵器時代防護性能最好的鎧甲，尋常刀劍根本無法對身着明光鎧的士兵造成任何損傷。而唐軍騎兵使用的是冷兵器時代攻擊力最為兇悍的兵器馬槊，長度在一丈八尺以上，全長超過四米，作為騎兵衝鋒時的衝擊型武器，鋒鋭所至，人馬俱透。除此之外，還有被稱為騎兵的剋星的陌刀，據唐代兵書《太白陰經》記載：“陌刀，威力巨大，鋒刃所加，流血漂杵”。可見精良的裝備強悍的戰鬥力造就了唐軍強悍的戰鬥力。
經此一戰，郭孝恪把大唐之威，遠播西域，唐太宗大為高興，專門下璽書褒獎其功勞，全文如下：
“卿破焉耆，虜其偽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耆絕域，地阻天山，恃遠憑深，敢懷叛逆。卿望崇位重，報效情深，遠涉沙場，躬行罰罪。取其堅壁，曾不崇朝，再廓遊魂，遂無遺寇。緬思竭力，必大艱辛，超險成功，深足嘉尚。”
西域沃土終化唐州：戰後焉耆都督府及安西四鎮中焉耆鎮的創設
唐軍擊敗屈利啜後，另一位西突厥貴族處那啜派出一名吐屯（突厥官名）統攝焉耆國政，並遣使赴唐朝貢，對於西突厥的居心，太宗洞若觀火，直接斥責來使説，大唐已經發兵擊破了焉耆，你是什麼人，還膽敢佔據它。嚇得這位吐屯直接返回了西突厥。西突厥的吐屯雖然退出了焉耆，但是焉耆國內的亂局仍在延續，《新唐書》記載：“焉耆立慄婆準，而從兄薛婆阿那支自為王，號瞎幹，執慄婆準獻龜茲，殺之”。（《舊唐書》記載：“處般啜乃執慄婆準送於龜茲，為所殺”）總之，親唐的慄婆準已經被除掉。
新王薛婆阿那支奉行親西突厥的政策。貞觀二十二年，阿史那社爾率軍討伐龜茲，阿那支大為恐懼，逃至龜茲，抵抗唐軍，戰敗後被阿史那社爾擒獲，歷數其罪狀而斬之。消滅阿那支之後，唐朝立突騎支弟婆伽利為王。（《舊唐書》記載：“求得阿那支從父弟先那準，立為王。”兩者疑為一人）至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焉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詔加突騎支右武衞將軍，遣還國”。突騎支歸國後，一直臣服於唐朝，此後，焉耆遂成為唐朝的忠實臣屬。“西突厥、焉耆、安國皆爭犒師。”唐朝又扶立龜茲王弟葉護，並招降了部分西突厥部落、于闐、安國等西域諸國，同時冊封內附的西突厥葉護阿史那賀魯為泥伏沙缽羅葉護，通過焉耆、龜茲兩次征討，唐朝成功瓦解了敵對的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政權。
唐滅龜茲之後，在焉耆設置了焉耆都督府，作為羈縻府州。焉耆國王同時作為唐朝的焉耆都督，隸屬於安西都護府，同時安西都護府由高昌遷到龜茲，“以郭孝恪為都護，統領龜茲、于闐、疏勒、焉耆四地，並修築城堡，建置軍鎮，謂之‘四鎮’。”這就是後來著名的安西四鎮。焉耆鎮，全稱焉耆鎮守軍，是唐朝經過三次行軍而佔據焉耆後設置的管理焉耆的重要軍事單位，是安西四鎮守軍之一，隸屬於安西大都護府。其故址即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縣南、博斯騰湖西岸的博格達泌古城。焉耆鎮守備長官稱焉耆鎮守使或焉耆鎮守軍大使，常駐兵力達3000人左右，主要來源於內地漢人，平時屯田，戰時荷戈，自備糧秣。作為戍守西域邊防的重要軍事力量，焉耆鎮對拱衞安西大都護府和維護焉耆國地區周邊的穩定統治以及保證絲綢之路中線的暢通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後，焉耆雖然多次受到西域各國的衝擊，置廢不斷，但一直作為唐朝疆域的組成部分。“貞觀、開元后，邊地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並始終臣服於唐朝並保持着朝貢等義務。
在焉耆設鎮體現了唐對焉耆的控制進一步加深，也是唐對焉耆的重視。軍鎮實際上是一種軍事組織，由羈縻府州到四鎮的設立，是唐朝在西域地區實行的一種“胡漢結合、軍政並行”的政治體系，以四鎮拱衞安西都護府，從而實現對西域的穩固統治，安西四鎮對於唐經營絲綢之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貞觀以後，安西四鎮時置時罷，常有變動。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根據當時實際形勢，罷四鎮，安西都護府也遷回西州。高宗顯慶二年(公元657年)，唐將蘇定方平定阿史那賀魯叛亂，滅亡了西突厥，將安西都護府治所遷回高昌故地。次年，安西都護府又遷回龜茲城，並升格為大都護府，四鎮也隨之恢復。至此，西突厥兩廂、十姓部落己全部歸附唐朝，唐朝最終實現了對西突厥的征服，包括天山以南的西域地區真正成為唐朝實際控制的領土。“
彼時，唐朝因威遠震，北境突厥亦歸聚於唐，（西）直大食國以下均為唐廷轄土。”唐朝的疆域已經越過葱嶺、碎葉川，遠達中亞，是唐朝歷史上的巔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