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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一南撰寫的、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浴血榮光》一書是金一南少將繼《苦難輝煌》之後,又一部把中共黨史放在國際大背景下描繪的力作,講述了在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第一代中共領導人如何探索革命救國之路,與共產國際博弈,化解黨內鬥爭,排除困難在夾縫中成長,在逆境中壯大的艱難歷程。以下為本書節選。(孫琳)
周恩來與毛澤東改變中國命運的談話
我們上節講到毛澤東同志給中央寫了封信,他要留下來堅持在蘇區鬥爭,歡迎中央再回來。當時中央的總負責人博古,非常年輕,大約28歲,看見這封信以後不知道怎麼辦,便拿着這封信直接去找周恩來,他説:“老毛提出不走,你看怎麼辦?”周恩來迅速看完這封信,跟博古講了一句話:“我去找他談。”
周恩來同志當天騎着馬從中央所在地瑞金趕到了毛澤東同志的住地找他談話,核心就是勸毛澤東同志跟着走。那個談話進行了一晚上,那天晚上週恩來與毛澤東之間談了些什麼,誰都不知道。
當天警衞回憶當夜雨下得很大,雨水順着屋檐往下流,流到斗笠上,斗笠濕了,從斗笠流到蓑衣上,蓑衣濕了,蓑衣的雨水流到綁腿上,綁腿濕了,鞋子濕了。
領導人在裏面的談話遲遲談不完。他們開門進去給領導倒水,門一開,兩位領導同志一句話都不説了,就看着他們,等他們倒完水退出去,門關好了才又開始説。所以警衞也沒有聽見這兩位領導同志在裏面談了什麼。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周恩來同志騎馬返回瑞金,見到博古同志,就講了一句話:“他同意跟着走了。”
我覺得這句話雖然非常簡單,卻意義極其重大,是改變中國命運的一句話。我們可以設想,毛澤東同志如果不跟着走,在蘇區能保證他的安全嗎?而如果毛澤東同志不走,那我們的長征是什麼樣的長征?紅軍能不能從困境中走出來?我們的結局又將如何?
恩格斯講過一句話:“歷史的必然通過大量的歷史偶然去實現。”不是説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它就是必然會成功,在這個過程中會經過許多路口,需要跨過許多急流險灘。
我們從這個問題上看周恩來,他不是對黨和軍隊的命運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嗎?而且像這樣的事情周恩來終生對任何人都沒有講過。
周恩來晚年病重的時候,葉劍英元帥當時就認定:周總理肚子裏要説的話很多,你們身邊工作人員一定要隨時準備好筆,把他説過的話一一都記錄下來,哪怕在昏迷中説的話也要把它記下來。周恩來同志身邊的工作人員,確實按着葉帥的要求準備好了紙筆,要把周恩來説的任何話都記下來。
結果一直到周恩來去世,警衞也好,護士也好,他們準備的筆都沒動過,紙還是一張白紙,一個字都沒有記錄。周恩來同志一輩子都是這樣以組織為核心,以組織的生命為核心,以組織的利益為核心。
他完全犧牲了自己。
這麼多年,我們一直講周恩來同志的貢獻,但一直都講得不夠。
周恩來同志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稱讚他。但也不光是稱讚,詆譭周恩來的話也有,像周恩來同志的“世故主義”,周恩來同志如何如何“不講原則”,周恩來如何“和稀泥”,這方面講的人也很多。
我覺得不管是稱頌的或者是詆譭他的人,都沒有認識到在中國革命若干重大歷史事件關頭,周恩來同志作出的關鍵性貢獻。當時的黨中央不知道少了毛澤東的長征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當時的毛澤東同樣也不知道自己留下來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所謂的歷史真實,不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安排好了的,我們走到這就是遵義會議,走到這就是延安,走到這就是天安門,沒有這樣的安排。全是什麼?全是人的努力、奮鬥、犧牲。
共產黨一步一步這麼走過來,在這其中周恩來表現了極大的歷史自覺。他通過組織,通過協調,把黨的力量最大可能地凝聚在一起,把一個散射的手電筒的光芒變成一束激光。
組織協調工作當然不光是周恩來同志一個人做的,但是周恩來同志是黨內最傑出的組織協調工作者。這點,我覺得是毫無疑問的。在長征之前那個晚上週恩來與毛澤東的談話,它的結果決定中國革命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