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晉國大宗和小宗之爭:家族權力的過渡,從來都是充滿了腥風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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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宗法制度的核心即為嫡長子繼承製,傳説為周公所創。這種制度不同於上古時代的以功勞為重要標準的禪讓制,屬於西周王國的創新改革,但是這種變革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家天下的治理體系,完全是為西周王室所服務的。可以説,這種制度的初心就是自私的。

《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 宗法社會以嫡系長房為“大宗”,餘子為“小宗”。這種嫡長子繼承製其實是非常完備的體系,周天子的繼承者必須是嫡長子,其他王子則從出生就註定不能繼承王位,即使所謂的“小宗”,是為別子。即是從嫡庶之分和長幼之序中,決定了國家管理機制的根本,嫡長子為絕對繼承者,其他別子在嫡長子繼承王位後,就成為嫡長子的臣僚。

這些別子不能在朝廷中與嫡長子爭奪王位,他們的出路,除了受命大臣,就是分封諸侯。當這些諸侯在諸侯國建立公室,便也要建立宗族,就會被奉為宗族的始祖。這些別子的爵位也是由其嫡長子繼承,這個嫡長子的家族也稱之為大宗,其他兒子就被稱呼為小宗。

以宗族體系為基礎,西周王朝建立起了嚴謹的宗法制度。各諸侯國以此為基,治理諸侯國。但權力的誘惑力太大,大宗與小宗的產生,其實註定了這種制度的短命。

《逸周書》有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旁天子而立於堂上”,這裏似乎為我們證明了某種不同於司馬遷的觀點,即唐叔虞可能並非周成王的幼弟,其年齡可能比周成王較大,而且極有可能在武王朝代就已經建功立業。

在《墨子》中有,“唐叔與呂尚邦齊晉”,顯然説的是唐叔虞與姜子牙在西周初年的地位相差無幾,可是姜子牙是外臣,而唐叔虞是真正的王族血統,且其封國更近於周王城,那麼晉國本身與周王室血脈相連,更容易傳承周王室的禮樂制度。

《國語·鄭語》:“若周衰,諸姬 其孰興?”對曰:“其在晉乎”顯然晉國作為周王室最有影響力的諸侯國,是最能代表西周禮樂文化的,對宗法制度的遵從應該也是最為忠誠的。那麼,事實呢?

《左傳》中有段記載,曾經追述魯衞晉等國受封時的情況,對魯衞而言,皆為“啓以商政,疆以周索”,而唯獨對晉國的政策是“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完全沒有提及周王朝的制度,這顯然與西周王國改天換地的初衷相違背。

這就得説到唐晉之地的現實情況,所謂“晉居深山,戎狄之餘鄰”,也就是説此地是集夏人、殷人、周人和戎狄雜居的地方,地緣因素所形成的政治關係相當複雜,如果晉國開國的幾代君主,開始就以周人制度治理晉國,必然會促成動亂,這也可能是西周建國初期唐晉之地發生叛亂的根源。當唐叔虞獲封唐地,啓以夏政,疆以戎索,終於穩定局勢。

唐叔虞在晉國即為第一大宗,其子孫以嫡長子繼承製的方式,延續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晉國幾代耕耘,發展壯大,子孫繁衍生息,大宗與小宗相輔相成,非嫡長子受封各地,開枝散葉,數十年間倒也未曾發生動亂,兄弟之間和睦共處。在困難重重之中,晉國的宗法體系終於在西周的制度基礎中建立起來,可是晉國開國之初的夏政戎索,並未完全消散,這種政策的痕跡在晉國的鄉野之間潛藏,直到曲沃小宗的出現,終於對西周宗法制度形成挑戰。

《晉世家》記載,晉穆侯卒,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任性的晉穆侯倒是安心的去了,哪裏想得到自己的弟弟竟然不顧嫡長子繼承製,把自己的諸侯爵位給篡奪了。這場動亂直接引發晉國曆史上的第一場大動亂,太子仇以正統之名,發動族人功伐晉殤叔,並最終奪回侯爵之位,是為晉文侯。但是,對晉文侯而言,晉國的大宗與小宗之間的動亂,已經不可避免的翻開了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