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宗法制度的核心即為嫡長子繼承製，傳説為周公所創。這種制度不同於上古時代的以功勞為重要標準的禪讓制，屬於西周王國的創新改革，但是這種變革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家天下的治理體系，完全是為西周王室所服務的。可以説，這種制度的初心就是自私的。
《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 宗法社會以嫡系長房為“大宗”，餘子為“小宗”。這種嫡長子繼承製其實是非常完備的體系，周天子的繼承者必須是嫡長子，其他王子則從出生就註定不能繼承王位，即使所謂的“小宗”，是為別子。即是從嫡庶之分和長幼之序中，決定了國家管理機制的根本，嫡長子為絕對繼承者，其他別子在嫡長子繼承王位後，就成為嫡長子的臣僚。
這些別子不能在朝廷中與嫡長子爭奪王位，他們的出路，除了受命大臣，就是分封諸侯。當這些諸侯在諸侯國建立公室，便也要建立宗族，就會被奉為宗族的始祖。這些別子的爵位也是由其嫡長子繼承，這個嫡長子的家族也稱之為大宗，其他兒子就被稱呼為小宗。
以宗族體系為基礎，西周王朝建立起了嚴謹的宗法制度。各諸侯國以此為基，治理諸侯國。但權力的誘惑力太大，大宗與小宗的產生，其實註定了這種制度的短命。
《逸周書》有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旁天子而立於堂上”，這裏似乎為我們證明了某種不同於司馬遷的觀點，即唐叔虞可能並非周成王的幼弟，其年齡可能比周成王較大，而且極有可能在武王朝代就已經建功立業。
在《墨子》中有，“唐叔與呂尚邦齊晉”，顯然説的是唐叔虞與姜子牙在西周初年的地位相差無幾，可是姜子牙是外臣，而唐叔虞是真正的王族血統，且其封國更近於周王城，那麼晉國本身與周王室血脈相連，更容易傳承周王室的禮樂制度。
《國語·鄭語》:“若周衰,諸姬 其孰興?”對曰：“其在晉乎”顯然晉國作為周王室最有影響力的諸侯國，是最能代表西周禮樂文化的，對宗法制度的遵從應該也是最為忠誠的。那麼，事實呢？
《左傳》中有段記載，曾經追述魯衞晉等國受封時的情況，對魯衞而言，皆為“啓以商政，疆以周索”，而唯獨對晉國的政策是“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完全沒有提及周王朝的制度，這顯然與西周王國改天換地的初衷相違背。
這就得説到唐晉之地的現實情況，所謂“晉居深山，戎狄之餘鄰”，也就是説此地是集夏人、殷人、周人和戎狄雜居的地方，地緣因素所形成的政治關係相當複雜，如果晉國開國的幾代君主，開始就以周人制度治理晉國，必然會促成動亂，這也可能是西周建國初期唐晉之地發生叛亂的根源。當唐叔虞獲封唐地，啓以夏政，疆以戎索，終於穩定局勢。
唐叔虞在晉國即為第一大宗，其子孫以嫡長子繼承製的方式，延續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晉國幾代耕耘，發展壯大，子孫繁衍生息，大宗與小宗相輔相成，非嫡長子受封各地，開枝散葉，數十年間倒也未曾發生動亂，兄弟之間和睦共處。在困難重重之中，晉國的宗法體系終於在西周的制度基礎中建立起來，可是晉國開國之初的夏政戎索，並未完全消散，這種政策的痕跡在晉國的鄉野之間潛藏，直到曲沃小宗的出現，終於對西周宗法制度形成挑戰。
《晉世家》記載，晉穆侯卒，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任性的晉穆侯倒是安心的去了，哪裏想得到自己的弟弟竟然不顧嫡長子繼承製，把自己的諸侯爵位給篡奪了。這場動亂直接引發晉國曆史上的第一場大動亂，太子仇以正統之名，發動族人功伐晉殤叔，並最終奪回侯爵之位，是為晉文侯。但是，對晉文侯而言，晉國的大宗與小宗之間的動亂，已經不可避免的翻開了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