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説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
司馬遷在編撰《史記》時，秉承“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的理想，肩負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述往事以思來者，用他深厚的文學修養和高超的藝術手段來撰述《史記》，使得《史記》不但在史學界，乃至在中國文學史上都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有"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之稱。
但是，司馬遷也是人。雖然他在撰寫《史記》時，儘量以客觀公正的角度去記錄歷史，但對於歷史人物，他也有着自己的好惡。戰國時魏國的信陵君就是司馬遷的偶像，所以在寫信陵君時，司馬遷對魏無忌推崇備至。列傳中147處稱公子，這在另外戰國三公子中是沒有的。評價也極高：“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甚至説公子在，秦不敢入邊十餘年。
除了信陵君外，一代名將李廣也太史公最為鍾情的人物之一，而同時代在漢匈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的大將軍衞青卻沒有贏得太史公青睞。對比二人的傳記，不難看出司馬遷對李廣有着深深厚愛，而對衞青“以柔和自媚於上”則帶有幾分鄙薄。
“厚李廣而薄衞青”
“子長作一傳，必有一主宰，如《李廣傳》以‘不遇時’二字為主，《衞青傳》以‘天幸’二字為主。”司馬遷在《史記》中把李廣塑造成為一個可歌可泣的悲劇英雄形象，李廣的活動時時處處閃爍着人的本質力量和自我主體意志的光輝。
司馬遷對李廣的刻畫是細緻的，通過李廣的戰爭經歷向人們展現了一位驍勇善戰、智勇雙全的將領。當李廣率領百餘名騎兵遭遇匈奴數千大軍時，“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而夜取之，胡兵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李廣
在這段描寫上，司馬遷將李廣的智勇雙全刻畫的淋漓盡致，本來一場李廣軍處於完全劣勢的遭遇戰，在李廣沉着冷靜的指揮下，化險為夷，全身而退，令人對李廣的戰爭指揮藝術歎為觀止。而《史記》對衞青七次出擊匈奴的記載中，我們看不到這樣將人物特性表現的淋漓盡致的戰爭場面，對於衞青所取得的戰功多是在引用漢武帝詔書的內容。
司馬遷用“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户侯豈足道哉”表達了對李廣生不逢時的惋惜，用匈奴稱李廣為“漢之飛將軍”表達了敵人的李廣的恐懼，用李廣死後“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表達了人民對這位飛將軍的懷念。而對於衞青，則只有“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柔和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這樣的委婉批評。二人在司馬遷心中的地位，有着天差地別。
衞青
在《史記》中，李廣做到了“匈奴多畏其略”。他不在乎軍中規矩的約束，“無部伍行陣，不擊刁斗以自衞”；行軍不拘常法，在數倍於己的敵人面前“解鞍，令士皆縱馬卧”，能沉着冷靜的應對不利局面；在被捕的境遇下，“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李廣與士兵同甘共苦，“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身上滲透着毫無畏懼的力量和狂飆式的精神。
威震天下的李廣，卻終生不得封侯。對命運的不服，對現實壓迫的不屈，對自我價值的不甘，李廣最後以引刀自剄的方式，宣佈對命運不公的判決。司馬遷為李廣灑下了同情的淚水，太史公對於李廣的厚愛不言而喻。
李廣
在《史記》中，面對匈奴七戰七捷，為歷代兵家所敬仰的衞青的傳記，卻排在了對匈戰爭中並沒有多少建樹的李廣之後。而且無論是從行文的傳次前後安排還是對兩者人物性格的刻畫上，以至於對二人的評價上，李廣遠遠高過衞青。司馬遷為何如此厚此薄彼呢？
衞青和李廣的區別在哪
自《史記》問世起，就有許多學者為衞青鳴不平。歷史上的衞青戰功累累，這是不可否認的。但司馬遷並沒有展現衞青的謀略、才能，而是側重寫衞青的成功大多源於他“以和柔自媚於上”，戰功的取得是君主庇護的結果；而李廣的戰功靠的是謀略、膽識、箭法和機智，體現了李廣最為獨立的個體獨特存在價值。
李廣想在衞青身上體現的，是衞青在天子恩寵下建功立業，是衞青在對君主意志的臣服中，自我主體意志的消解。
元朔六年二月，大將軍衞青從定襄出兵攻打匈奴。當時衞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均隸屬大將軍衞青節制。蘇建帶着三千多騎兵遇上了匈奴單于的兵馬，雙方交戰一天多，蘇建全軍覆沒，隻身一人逃回到衞青那裏。
衞青徵詢軍正閎、長史安和議郎周霸等人意見，商量如何處置蘇建。周霸説："蘇建棄軍而逃，該斬"；而軍正閎、長史安都説:"兩軍交戰，兵力少的一方即使堅決拼搏，也要被兵力多的一方打敗。蘇建以幾千軍隊抵擋匈奴單于的幾萬人馬，軍隊傷亡殆盡，也不敢對朝廷有背叛之心，自動歸來，不應當殺。"衞青説："我以皇親身份在軍中當官，不愁沒有威嚴。即使我的職權允許我斬殺有罪的將軍，憑我尊寵的地位也不敢在國境外擅自誅殺，而應將情況呈報天子，讓天子自己裁決，以此表示做臣子的不敢專權"。於是衞青將蘇建送往漢武帝巡行所在之地，讓武帝自行發落。後來蘇建出錢贖罪，免除死罪，廢為平民。
漢武帝
蘇建全軍覆沒，對衞青來説，“使臣職雖當斬將”，完全可以按照軍法將其斬首。然而衞青卻做出了歸請天子裁奪的選擇，司馬遷通過這個事件的詳細描寫，深層的反映出衞青對君主權力的臣服，和缺乏獨立自我意志的深層表現。
衞青平時“以和柔自媚於上”，不思以國家社稷為重，獻媚於君主寵姬為求自我地位與權勢的穩固。“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説的是大將軍衞青侍奉宮中，漢武帝蹲在牀邊召見他。但是汲黯進見時，武帝不戴好帽子都不敢接見。武帝曾經坐在武帳中，汲黯近前呈奏政事，武帝沒戴帽子，遠遠看見汲黯來了，就躲到帳子中，讓別人代替批准了他的奏報。汲黯被尊敬、禮遇和衞青的獻媚相對比，突出表現出衞青在君主意志面前的渺小與微不足道。
李廣
司馬遷善於通過人物的小事表達對人物的認識，衞青功業的建立依存於的天子的權利而存在，成了君主意志的象徵，這是人的自我意志與自由被君主意志所消解。這種寫法，深層次的揭露了君主權力對人的價值、意志和自由的毀滅。衞青自始至終也沒有認識到自己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獨特的存在價值，喪失人作為具有獨立主體意志的個體對自我價值的表達。
司馬遷的政治理想
《史記》的寫作主旨是 “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充分表明，司馬遷是一個有着自己的獨立人格的人，他有着自己一整套有關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等方面的追求。
司馬遷
西漢王朝到了漢武帝時期達到了鼎盛。但在這種盛世之下，司馬遷敏鋭地覺察到了隱藏的危機。熟悉歷史的司馬遷，對歷史的興衰有着自己的見解，對盛世王朝下所隱藏的政治經濟危機心急如焚。他看到了漢武帝好大喜功，為了支撐對外戰爭而與民爭利，看到了王朝內部官員的腐朽，人民生活的困苦，心中憂慮不已。秦朝的滅亡並不遙遠，他彷彿看到了大漢王朝滅亡的影子。
漢武帝通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思想意識上加強了對士人的控制，整個思想界的自由之風在漢武帝的打壓之下戛然而止，春秋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的學術春天一去不復返。面對專制主義加強的趨勢，司馬遷發出“成一家之言”的吶喊，正是對這種思想界專制主義加強的反抗。司馬遷對於李廣的厚愛而對於衞青的菲薄，正是作為有着獨立人格的歷史學家，做出的反抗的一種體現，這種一厚一薄正是闡述一家之言的具體載體。
司馬遷主張用人“尚賢”，期望任人唯賢，任人唯能，反對任人唯親。李廣的成功，是依靠的自己能力，通過一場場戰鬥真刀實槍搏來的。李廣因為“殺首虜多”而升為漢中郎，再從隴西太守到騎郎將，轉徙各，“以力戰為名”，先後以驍騎將軍、右北平太守、後將軍、前將軍等職務出擊匈奴，直到最後引刀自剄。李廣不媚權貴，是憑自己能力打出來的將領。
大將軍衞青出身為奴隸，之所以能夠平步青雲官至大將軍，完全在於皇帝的裙帶關係。衞青的姐衞子夫得到漢武帝的寵愛，作為漢武帝小舅子而從奴隸變為中大夫的衞青，根本就不能與李廣相比。元朔元年，衞子夫被立為皇后，“青為車騎將軍”，此時的衞青功績尚不足以得到這麼高的封賞，這個車騎將軍究竟是自己的能力使然還是因為其姐封為皇后的緣故?
我們都知道，漢武帝后來寵幸李夫人，封李夫人之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出征匈奴和大宛，結果造成手下李陵被匈奴所滅，李陵投降匈奴。司馬遷正是在為李陵辯護的過程中，被處以宮刑。我們可以，司馬遷對李廣利是很痛恨的。漢武帝寵幸衞子夫而封衞青為車騎將軍，與後來的寵幸李夫人而封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如出一轍，可以説衞青很難得到司馬遷的好感。在司馬遷的眼裏，衞青和李廣利都是以外戚身份而得以出將封侯，同依靠真實能力的李廣比起來，他們在《史記》中的形象，自然遜色很多。
司馬遷的感情
司馬遷對悲劇英雄具有特殊的偏愛，從屈原到魏公子無忌，從項羽到韓信再到李廣，這些悲劇英雄都被司馬遷濃墨重彩的寫進了《史記》，並且給予了很多太史公着色。
漢家兵敗，司馬遷仗義為李陵辯護卻慘遭宮刑。當時滿朝上下，沒有一個人為司馬遷説話。司馬遷自己記載了當時的悲慘狀況：“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囹圄之中，誰可告愬”？他心中的悲憤之情可想而知，這足以讓他和歷史上的那些悲劇英雄在心靈上產生共鳴。
李廣是李陵的祖父，也是一位悲劇英雄。他為國家效力盡忠，滿門忠烈，是一位在匈奴戰場上立下汗馬功勞的宿將。但他的結局是自己飲恨自剄，兒子李敢被霍去病射殺，孫子李陵在殲滅數倍於己的敵人之後不得已投降匈奴，但是換來的卻是“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而衞青卻平步青雲，在皇帝、皇后的庇佑下扶搖直上，最後成為大司馬大將軍。衞青勝則加封，敗則有屬下頂包，怎麼能夠得到司馬遷的青睞？
漢武帝雖然威震天下，可司馬遷卻透過浮華的盛世，看到了王朝衰敗的痕跡。漢武帝連年戰爭，與民爭利，掠奪民眾財富，中家以上大量破產；又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加強君主專制，一改無為而治的國策，形成了強大的中央集權專制。司馬遷對此憂心忡忡，他只能通過手中的筆，告誡漢武帝不可重蹈秦朝滅亡的覆轍。
司馬遷反對匈奴對漢朝的進攻，但也反對漢朝對匈奴的進攻，特別是出於好大喜功而發動的戰爭。所以衞青儘管在對匈的戰爭中立下顯赫功勞，但在司馬遷心中，衞青的功勞越大，政府對人民的搜刮越厲害，國內社會就越動盪。因此衞青是漢武帝在武功上加強君主專制的執行者，是勞民傷財、禍國殃民的直接行動者。他們滿足了漢武帝的一己之慾，帶給廣大百姓的卻是民生凋敝，以及造成大漢王朝內部危機四伏。
結語
漢武帝雖然雄才大略，但是極度自負，不容易聽進去別人的意見，也好大喜功，鋪張浪費，為了換取其他國家來尊奉他，不惜花費大量金錢去賞賜這些國家，讓他們覺得漢朝有多富有多強大，嚴重地消耗了國力。
在漢武帝一朝，以衞青霍去病為代表的、滿足漢武帝好大喜功虛榮心的軍事人才，以及桑弘揚為代表的、能對人民進行思想控制，提供封建專制集權合法性的人才，都是漢武帝喜歡的對象。但是，封建宗君主專制要求這樣的人才要服從於統治階級的價值取向和利益要求，維護這一制度羣體利益被置於個人自我意識之上。這一點衞青能做到，李廣卻做不到。
司馬遷“厚李廣而薄衞青”，是司馬遷反對漢武帝在文化、軍事、經濟、政治上加強君主專制的結果。司馬遷敏鋭地發現了秦漢以來的君主專制制度的加強，而這種君主專制主義的加強在文化上束縛士人的思想，使人拘泥於漢經的桎梏; 政治、軍事上各級文武官吏成為貫徹君主個人意志的工具，政治、軍事氛圍趨於保守; 經濟上統治者極盡搜刮之能事，與民爭利，造成民生凋敝，帶給人民無盡的災難，同時也讓大漢王朝危機四伏。
所以，《史記》對衞青和李廣的這種厚此薄彼，一揚一抑，正是司馬遷對種專制主義弊端的揭露，是司馬遷自己政治理想的表達，也是司馬遷對漢武帝的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