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普遍是北富南窮。
在美洲，美國、加拿大等北美洲國家更富裕，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秘魯等南美洲國家更貧窮；在歐洲，丹麥、挪威、瑞典等北歐國家更富裕，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南歐國家更貧窮。
具體到國家內部，也大體遵循這一規則。
以美國而言，在東北方，分佈着緬因州、密歇根州、賓夕法尼亞州等工業商業基地，以及美國第一大都會紐約市，美國工商業最發達、都市化程度最高、富人最集中的區域。而在南方，分佈着田納西州、佐治亞州等農業大州，種植業、畜牧業很發達，環境非常優美，但富裕程度遠遠無法與東北方各州相比。
而在中國則截然相反，是南方省份普遍富於北方省份。比如，4個一線城市中，有3個位於南方。比如，5個經濟特區，全部位於南方。再比如2019年的17個萬億俱樂部城市成員，有14個位於南方。
這是為什麼呢？
其實，在宋朝以前，中國也曾經是北方比南方富裕。北方的黃河流域，孵育出燦爛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北方的關中地區，曾經是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一塊寶地，自古就有“天府之國”的美譽，人們都説“得關中者得天下”。
那時候，南方廣袤的地域還處於待開發、半開發狀態，被稱為“蠻夷”。特別是嶺南地區，自然環境非常惡劣，瘴氣瀰漫，令人望而生畏，聞之色變，是皇帝和君主流放大臣的最佳場所。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因為勸諫唐憲宗奉迎佛骨，被唐憲宗一怒之下流放到潮州。韓愈的心是“拔涼拔涼”的，走至到陝西境內的藍田關時，揮筆寫了一首膾炙人口的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韓愈這是叮囑侄孫韓湘，等自己死後為自己收屍。
不過，到了宋朝時期，南方的逐步得到了開發，日漸發展起來。尤其是南宋小朝廷偏安於南方後，帶來了大量的人才和資源，在南方悉心經營，使得南方的開發程度越來越高，逐漸繁榮、富裕起來。南宋文人范成大在《吳郡志》中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説法，表示蘇杭一帶的富庶程度，足可以與天堂媲美了。
相比之下，北方由於連年戰亂，以及災荒頻發，經濟發展逐漸落伍於南方。從那以後，直至今日，從整體上來説，北方的經濟發展就再也沒有趕上南方了。
明朝、清朝時期，隨着全國經濟文化的中心往江南地區轉移，南方與北方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特別是江南一帶，經濟充滿活力，商業活動頻繁，人煙稠密，文化昌盛，是全國最富庶的地方。明朝時期的南直隸，清朝時期的江南省，是朝廷的財賦重地，佔據全國的三分之一。
不過，正因為江南省的“富可敵國”，引起了清廷的擔憂。康熙皇帝於1661年將江南省一分為二，幾經周折後，形成了安徽省、江蘇省。後來，上海市又從江蘇省分出去。
就在江南各省呈現勃勃生機時，嶺南的廣州也因為“一口通商”，獲得了對外貿易，使得廣州成為“洋船泊靠，商賈雲集，殷實富庶”的地方。在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之前，廣州每年停靠的洋船達200多艘，税銀超過了180萬兩。
第一次鴉片戰爭洞開了清朝的國門，將清朝帶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南京條約》及其後續條約的影響下，南方的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地成為通商口岸。西方列強將通商口岸作為傾銷工業品、掠奪廉價農業產品的基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通商口岸及其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上海。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上海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縣城。當上海成為通商口岸後，迅速發展成為中國最發達的大都市。
改革開放以來，毗鄰香港、澳門、台灣的南方沿海地區，在發展“三來一補”工業和進出口貿易中佔得先機，領先了北方一步。
同時，由於廣東、福建等地向來有往外移民的傳統。這些移民在海外取得成功後，往往會選擇回家鄉創業，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比如，從福建走出的林文鏡、李陸大等，從廣東走出的李嘉誠、霍英東等人，都曾經為造福桑梓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因此，中國南方比北方更富裕，就成了很好理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