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6日，《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公佈，足協改革成為重中之重。5個月過去了，外界所期盼的“中國足協與體育總局‘脱鈎’”的問題在8月17日的足協會議上有了實質性動作，《中國足球協會調整改革方案》正式對外公佈，“管辦分離”也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管辦分離”是監管與舉辦職能的分開。自1995年1月，當時的國家體委成立足球管理中心開始，足管中心和中國足協一直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既負責中國足球的管理，也是中國各項足球賽事的舉辦者。「 hi，看“鳳凰知道”，請上“新聞閣”哦，域名www.xinwenge.net 」
足協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管辦不分”讓中國足球充滿了心酸、血淚和各種荒誕。而在過去20年裏，“管辦分離”、“去行政化”也一直是中國足球改革的核心問題。
●當年設立足管中心是一個錯誤
從1955年中國足協成立，到2015年足協正式與體制脱鈎，正好經歷了60年。在這60年裏，幾乎有一半時間是在爭論足球“管辦分離”和去行政化改革。
早在1989年，中國足協就提出過實體化建議，當年的“實體化”就是今天所説的“管辦分離”。一年後國家體委也發出《關於中國足協實體化的通知》，要求多年來由體委行政部門行使的職能逐步過渡到中國足協管理。雖然中國足協開始進行一些積極嘗試，但是最終流於表面。
1992年北京紅山口召開的全國足球工作會議，“足球實行協會制管理”是一項主要精神，但從始至終，這個“精神”都沒有機會變為現實。在中國足球職業化一年之後，1995年1月3日，當時的國家體委決定成立足管中心。足管中心的前身是國家體委足球處，只是一個處級單位，後搖身一變成了司局級單位，並逐漸形成了如今與足協“一套班子兩塊牌子”、“半官半民”的局面。
實際上，當年設立足管中心也許就是一個錯誤，因為在國內足球管理以及理順國際足聯關係方面，有民間社團性質的足協已經夠了，國際足聯明確禁止政府幹預足球，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國際足球運動管理中心這樣的組織需要對接。在世界範圍內，尼日利亞、喀麥隆、伊拉克、伊朗……多個國家都曾因為政府幹預足協遭到禁賽處罰。因此，足管中心對外仍以中國足協的名義，以適應國際上的慣例和聯絡需要。
●足球官員的存在，讓中國足球走了不少彎路
足管中心，作為總局行政序列的一部分，它的一把手是司局級幹部，是總局任命的。其考核體系自然是政績，這就造成了實際工作中“只唯上不唯實”、“只對上級負責不顧下面死活”的局面。此外，這些行政幹部往往不懂足球，外行管理內行，由此產生了各種笑話，讓中國足球走了不少彎路。
2001年世界盃預選賽，張吉龍抽得絕世好籤，給國足帶來了機遇，當時足協也是把工作做到極致來支持國家隊。為了保證國家隊有足夠的時間進行集訓，足協下令十強賽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去海外效力，足協的這一紙禁令也讓數位國腳的留洋夢延後了一段時間。
其中較為典型的是中後衞張恩華，在2000年底到2001年初，張恩華短暫租借英甲格林斯比隊，打進3個進球，使球隊直接拿到5分。不過由於足協的留洋禁令，他無奈地回國，後來幾次努力再也沒有成功。張恩華説：“如果不是當初響應足協號召，我有信心在英超賽場上站穩腳跟。”
與此同時，當時的足管中心主任、足協專職副主席閻世鐸一紙令下停止了2001年和2002年聯賽的升降級。由於沒有了升級慾望和降級危險，聯賽質量明顯下降，贊助商次第消失，觀眾越來越少，次一級的聯賽更是陷入生存困境，假賭黑獲得瘋狂生長的沃土，甲B的“五鼠風波”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現。2004年和2005年，中國足協再次取消頂級聯賽升降級，幾乎摧毀了職業聯賽根基。
這只是足協荒唐政策的開始，2005年1月份足代會上，足協在推出大國家隊計劃的同時，宣佈了幾項保證“08計劃”的措施，其中一項規定：凡沒有向08隊伍輸送球員的俱樂部，每場比賽U20球員上場人數不能少於兩人，上場時間不得少於半場，否則以0比3判負。隨着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臨近，當時的足管中心主任、足協專職副主席謝亞龍還提出過“聯賽南北分區”的設想，最終因為反對聲音過大未能實現。
謝亞龍的繼任者韋迪也沒閒着。2010年初，為了備戰2012年倫敦奧運會預選賽，剛剛接手足協的韋迪提出讓國奧隊踢中超，理由是二十多年前這麼做就很有效。這一想法連足協內部都強烈反對，最終變成了聯賽間歇期俱樂部與國奧隊打熱身賽。不過一年之後，國奧隊輸給阿曼，連最終的12強賽都沒進去。
●“G7革命”讓人們熟知“管辦分離”
2004年中超元年，這本應是中國足球聯賽“升級換代”的一個節點，然而事實卻是相反。假球黑哨層出不窮，球迷的信任降至冰點。中國足球名宿徐根寶如此評價，“最亂的就是從甲A成為中超的那段時候。”就是在這混亂的一年，大連實德老闆徐明聯合國安、中遠、深圳等6傢俱樂部投資人發起了一場以“政企分開、管辦分離”為主要目標的足球改革，這被稱作“G7”革命。
G7聯盟的主要訴求，就是要成立中超公司、“政企分開，管辦分離”。足協方面回應：“這是個政治問題，已經超出足球的範疇了。足協沒有權力進行這些改革。”但是G7並沒有打算放棄，這些投資人當時強硬表態，“我們不是什麼逼宮，我們是推進改革，現在是非改不可的時候了。”
足協對付不了這7個俱樂部，閻世鐸非常頭大。不過，經驗豐富的南勇向他獻上一計：利用各個地方政府的體育局，向各俱樂部施壓。於是，行政力量開始介入這個事件了。
2004年10月26日，中超投資人會議召開，G7剛準備散發材料，閻世鐸一拍桌子站了起來：“你們要幹什麼?還想鬧?只要我們五個副主席(閻世鐸、南勇、薛立、張吉龍、楊一民)還在足協，足協就還是我們説了算!我們就不允許你們搞亂七八糟的事情!”
接下來，北京市體育局局長孫康林、上海市體育局局長金國祥先後發言，聲援足協。他們甚至説G7的行為是“大鳴大放”、“文革那一套”。最終在中國足協的強硬打壓下，這次“革命”最終不了了之。
不過，這使“管辦分離”這個詞第一次被大眾熟知。
●韋迪沒能革足協的命，倒是革了自己的“命”
“管辦分離”再一次引發討論，已經是2010年足壇反賭掃黑工作結束後的事兒了。2011年12月，已經接手足協兩年多的韋迪在中國足球管辦分離座談會上透露，“中國足球明年肯定要管辦分離。”
2012年2月，韋迪推出了《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管辦分離改革方案》，喊出了“小中心，大足協”的口號，併成立了職業聯賽理事會作為中國職業足球的最高管理層級。當年6月，韋迪在被中國網記者問到改革後的足協人員編制問題時，豪言“想要革命就要先革自己的命”。
當時方案核心內容是：項目管理中心是總局的事業單位，代表總局實施對項目發展的管理，是總局管理的延伸，中心應該對總局負責;中心的任務應是代表總局對項目實施政策管理與政策保障服務，中心不該再承擔具體的辦事事務;中心的具體任務是通過調查研究，不斷完善足球管理政策，監管全國足球事業發展;關於協會的改革，則要切實恢復正常的協會工作制度，充分發揮各專項委員會作用，讓職業的事由專業的人來做。
但實際情況卻是，“去中心化”最終讓韋迪走了人，這件事就此擱置，《方案》也沒有得到最終的審批。
●為什麼非得“管辦分離”?
2014年7月，足管中心要求在中超公司任職的員工進行選擇，足管中心的事業單位編制和中超公司的工作只能“二選一”，這樣拉開了管辦分離改革的序幕。今年3月16日，《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獲得通過，更是成為足協改革管辦分離的催化劑。
管辦分離後，除了“政績足球”這類的荒唐事會減少，作為“社會組織”的足協也將獲得更大的自主權。
首先是“人”的變化。留在新足協的員工，將重新與中國足協簽訂應聘合同，但這份合同已經和民營企業的員工一樣，存在着優勝劣汰的條款，能者多勞而多酬。解除了編制的安全鎖，未來足協內部的工作人員數量，也將不再受到制約，可以根據各個部門根據需要設立崗位，吸引更多能人志士加入新足協。此前，中國隊的後勤管理人員、醫務人員全部都是臨時幫忙的義工，他們都有本職工作，從自己單位請假到國家隊幫忙，未來不再受總局相關的規定限制，運動隊可以按需配置，也不再受到編制的制約。
其次是“錢”的變化。足協的經費將不再受到財政撥款的制約，改革還鼓勵足協自己逐步加強市場開發創造價值。比如，此次女足世界盃結束後，國際足聯給女足的支票早就發出，加上各界提供的獎勵、足協本身的獎勵，總共500萬元的獎金，在世界盃過後已經一個月了，都沒有見到一分一毫。中國足協對此的解釋是獎金的下發需要體育總局的審批。未來這樣的事情將不復存在。
最後，還有“權”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外事交流方面。以後各級國字號隊伍需要出訪，只要需要，將無需再像以往需要提前一年申報，在經過審批同意之後才能執行，而是隨時可以出行。而且，以往出國比賽都必須是用公務護照，但未來將放開、持因私護照就可以出國。
管辦分離的意義還不完全集中在足球領域，現任中國足協執委汪大昭在接受採訪時就説：“如果最終足協與總局脱鈎，成為一個民間機構，這會對社會上很多其他協會起到改革的參照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説，我認為足球改革起到了社會改革試驗田的作用。如果足球改革行得通，那有些經驗就可以應用到社會改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