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得這個含金量頗高獎項的就是美國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布思商業學院教授，現年72歲的理查德·H塞勒（Richard H.Thaler），他因創建了行為經濟學理論而獲得今年的經濟學獎項。
除了經濟學家這個頭銜之外，塞勒還有一個讓大家眼熟的身份：演員。
還記得獲得2016年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的金融電影《大空頭》嗎？塞勒本色出演客串了一名經濟學家，他和賽琳娜·戈麥斯（是啦就是賈JB的前女友）去了拉斯維加斯的一家賭場，向別人解釋什麼是擔保債務憑證。
不得不説，老爺子簡直顛覆了我對經濟學家的刻板印象，不僅愛演戲，還愛開玩笑。
當別人問及他會怎麼花費9百萬瑞典克朗的獎金（約摺合735萬元人民幣）時，72歲的老爺子説：“我會盡最大努力，用非理性的方式把這些錢花光。”
哈？老爺子不是被稱為非理性經濟行為的“行為經濟學之父”嗎？腫麼説不理性就不理性了？要知道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在個人決策存在着經濟學和心理學的分析之間架起了橋樑。
很多人在公佈之前都在猜測這個獎項會花落誰家，但誰也沒有壓中是他，後來瑞典皇家科學院以三個有關人性的關鍵詞，總結將泰勒推上諾獎寶座的經濟學成果：
有限理性、社會偏好、缺乏自我控制。
看上去很深奧，先思考老爺子思考過的三個生活中的問題，就知道其實行為經濟學並不難。
為什麼在某次拍賣中所謂的贏家卻變成了實際上的輸家——因為他們花費了太多錢，而遭受到“贏者的詛咒”。
為什麼有些賭徒輸了一整天，卻在希望渺茫的最後一局孤注一擲。
為什麼購物者寧可在一件家電上省錢，卻不願在另一件類似的電器上花同樣少的錢。
有限理性
塞勒首先提出了心理賬户（mental accounting）的概念。藉助這一概念，人們在做決定時，會在心裏創造出幾個不同的賬户。由於消費者心理賬户的存在，個體在做決策時往往會違背一些簡單的經濟運算法則，從而做出許多非理性的消費行為。
比如，當個人一旦擁有某件物品，那麼他對該物品價值的評價要比未擁有之前大大增加，這一現象也被稱作稟賦效應。
因此，人們在決策過程中對利害的權衡是不均衡的，對“避害”的考慮遠大於對“趨利”的考慮。出於對損失的畏懼，人們在出賣商品時往往索要過高的價格。
社會偏好
塞勒在公平性方面的理論和實驗研究也頗具影響力。他的研究表明，消費者對公平性的重視，會導致企業在商品需求量旺盛時不敢漲價；但在企業生產成本增加時，企業卻能大膽提高商品價格。
缺乏自制力
塞勒的另一項研究也很有趣：為什麼人們的新年目標總是很難實現？
通過“計劃者-實施者”模型，塞勒分析了長遠計劃和短期實施之間的內部矛盾。因為難以抵擋眼前的誘惑，我們的存錢、健身等長期計劃往往會泡湯。
這點大玉兒應該深有同感，畢竟吵吵了一年減肥也...還比如有些人在某段時間內想要為自己的財富做一次管理時，打算存一筆心願基金但總是無法堅持。
為了解決這一困境，塞勒提出了“助推理論”（Nudge Theory），而“助推理論”並不能用字面來理解，如果理解成強迫人們去做某些事情那就大錯特錯了，其實它是在引導人們作出正確的決定，以達到預期目標。
這樣説很空，無缺哥找了一個例子，看完大家就能明白了。
行為經濟學家曾在哥本哈根進行過一項實驗：
向路人派發帶有包裝紙的糖果。實驗分兩次進行，第一次實驗中，組織者在糖果派發點附近煙灰桶和自行車車筐等處發現了不少糖紙。
第二次實驗中，組織者在派發點的地上標示了一串綠色腳印，腳印末端是一個垃圾桶。結果，這一微小的改變減少了派發點附近公共設施中46%的“垃圾”糖紙。
專家解釋説，這些腳印令人們更為“在意”手中的垃圾。人們在潛意識中會被這些腳印牽引。
近年來，“助推理論”的重要性逐漸被更多的人所認識，並被應用到了公共政策領域。
比如，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就於2010年在內閣組建了“助推小組”，以幫助公民作出利於環保的決定。在公共政策決策者中“助推原理”的魅力在於，政府不需投入大量經費就可以達到預期的環保效果了。
雖然老爺子開玩笑宣稱要“亂花錢”，但一輩子都在呼籲和推動“理性消費”，在行為經濟學領域開創了先河，取得了有價值的成績和肯定。
經濟學看上去很高深，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在和它發生着關係，聰明的人即便説不出太多的理論，但總是能在生活實踐中摸索出事情的規律和解決辦法，即便我們成為不了諾貝爾經濟學得主，但有一點我們可以實現，就是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合理地規劃自己的財富。
做你們家的諾貝爾經濟學得主，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