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18年冤獄被釋放 真是毀了一生啊

　　坐18年冤獄被釋放真是毀了一生啊！52歲的劉吉強帶着無罪判決書回到家中，父母都不在家。有時，他感覺像回到了18年前，因為屋裏的傢俱擺設都沒變。18年前，警察將他從家裏帶走時，父母也不在家。那會兒，父母跟他一起生活，在他出事時碰巧出了遠門。18年後，他青春不再，頭髮掉了一大半。他的父親去年已病逝，85歲的母親患癌，正在醫院病牀上喘息。

坐18年冤獄被釋放 真是毀了一生啊

　　改變劉吉強命運軌跡的是18年前的一樁命案。1998年2月14日，吉林省吉林市某小區內一名女子被害。劉吉強被指控為兇手。2002年，吉林市中院認定劉吉強犯故意殺人罪，判其死緩，2003年，吉林省高院終審維持一審判決。

　　這起錯案最終得以糾正。今年4月19日，吉林省高院開庭重審此案，檢方當庭建議改判無罪。10天后，劉吉強無罪獲釋。

　　出獄一週後，劉吉強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他説，對社會很陌生，還在緩慢適應，“這18年失去最珍貴的是青春，這是無法用錢來衡量的。”談及未來，他説要先考慮的是申請國家賠償和督促追責，“別的來不及去做，也沒時間去設計。眼前最緊要的事是照顧我母親。”

　　“最遺憾的是，我出來了，父親卻沒了”

　　北青報：4月29日，法官來到吉林監獄宣判。你對“無罪釋放”這一天有預感嗎?

　　劉吉強：頭天晚上，我睡不着，因為後天30日就放假了。我有預感明天會宣判。那一宿沒怎麼睡，第二天果然來了。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肯定是無罪。再審庭審時，檢方態度和律師辯護、我的自辯都是相一致的，都認為無罪，法官也沒提出新的東西。這個結果沒有懸念。

　　北青報：在這之前，你就有信心肯定能翻案嗎?

　　劉吉強：兩年前，媒體第一次報道了我的事，我姐還帶來報道的複印件。從那天起。我覺得改變我命運的時候到了。不管面對多麼強大的勢力，只要這個案子是錯的，一旦被公開曝光都包不住，整個社會都會關注到，任何人都無法阻擋翻案。從那一刻開始，我的信心和希望倍增。再有阻力，也沒有社會正義力量強大。翻案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北青報：無罪判決書拿到手，你心裏是平靜的，還是激動的?

　　劉吉強：比較平靜。我的心理預期達到了。這是必然的結果，不是意外的驚喜。但我不敢跟親人擁抱，怕眼淚控制不住。我上了車，換下監獄的衣服，然後回家，在樓下洗了個澡，洗去晦氣。立刻就去了醫院，我想盡快去看病重的母親。

　　北青報：母親跟你有交流嗎?

　　劉吉強：我出獄當天，她的狀態有點好轉。我跟她説：“我是吉強，我回來啦。”她抓着我的手説：“媽的病好不了了。”現在她大部分時間處於昏迷狀態。

　　北青報：當年警察上門把你帶走時，你有沒有想過，會捲進這個案子18年這麼漫長?

　　劉吉強：沒有。警察來的時候我不知道什麼原因。沒有絲毫思想準備。我還在過着正常人的生活，比如：被抓前一天，冰箱壞了，我還在打電話約人上門維修。

　　北青報：出來之後，有什麼遺憾?

　　劉吉強：最遺憾的是，我出來了，父親卻沒了，他到去世，我都沒見上他一面。他是去年的8月去世的，我沒有機會在他面前盡孝。好在這次出來母親還在，稍微有一點安慰。

　　“沒有刑訊逼供， 我不會自誣有罪”

　　北青報：判決書提到：經再審查明，原裁判認定系劉吉強殺死被害人郭某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其有罪供述“難以排除刑訊逼供的合理懷疑”。你怎麼看?

　　劉吉強：判決書説得非常透徹，案子錯就錯在有罪供述上。是辦案人員逼我承認殺人的。當時在刑警隊，被刑訊逼供的七天七夜是一段生不如死的經歷。

　　北青報：你的意思，這個錯案的產生問題主要出在偵查階段?

　　劉吉強：根本原因就在於偵查階段，警方把我帶到看守所以外的地方，七天七夜、150多個小時。辦案人員對我非法羈押、連續審訊，不給水喝，不給飯吃，不讓睡覺，利用刑訊逼供和引供誘供的非法手段，捏造五份所謂的有罪供述。刑訊逼供是造成這起冤案的主因。沒有刑訊逼供，我不會自誣有罪，沒有引供誘供，我至今都無法知道案發現場的情況。

　　北青報：怎麼打你的?

　　劉吉強：拳打腳踢、扇耳光都是輕的。警察用手銬把我掛在頭頂一根鋼管橫樑上，有時還用繩索把腳托起，身體懸空。這叫“吊打”，又叫“上大掛”。“吊打”的時候，你沒有反抗能力，也沒法躲。

　　大部分時候我是被電擊，這是拳打腳踢所造成痛苦的很多倍。我身上神經敏感的兩側腋窩、生殖器、後背頸椎，都是重點打的地方。每一次電擊，我的身體都會顫抖。我能看到皮肉被電火花燒焦，冒出藍煙，能聞到皮肉焦煳的氣味。進看守所後，我的前胸後背，全身大面積的點狀灼傷，當時同號在押人員和管教都可以證實，他們還寫過書面證明或出庭作過證。我還記得，有個警察用茶缸蓋揉按我的兩側軟肋，那種劇痛無法忍受。還有一個警察，先往我身上澆水再電擊，水能導電，疼痛加倍。

　　北青報：從口供材料看，你一開始並沒有承認殺人。如果一直不招會怎麼樣?

　　劉吉強：那有可能就打死了。

　　北青報：你怨恨對你刑訊逼供的警察嗎?

　　劉吉強：如果不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就不能維護司法的公正和尊嚴。

　　“這個世界光明肯定比黑暗多”

　　北青報：聽你姐姐説，你在獄中“伏法不認罪”，一開始還拒絕減刑?

　　劉吉強：在監獄要參加勞動，幹活掙分，達到相應標準，監獄才給報減刑。開始是有拒絕減刑的想法。但人在監獄，怎麼都要服從管理，不服從會有各種強制措施。我在獄中服從管理，先後四次減刑：死緩改判無期徒刑，無期改判有期徒刑19年，再減1次一年五個月，又減1次一年三個月。但始終沒有認罪，也沒有停止過申訴。

　　北青報：你在獄中寫了多少申訴材料?

　　劉吉強：我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是在寫申訴書。記不起來寫了多少，堆起來可能有一米高。

　　北青報：你的案子，吉林省高院曾撤銷原一審判決，發回給吉林市中院重審。重審一審和二審環節，給你辯護的有退休的省檢察院檢察官楊玉波、省高院原副院長馮守理，但二審最終維持“死緩”。當時有預料到這個結果嗎?

　　劉吉強：他們都是曾經的執法者，有一定法律素養，都會見過我。我對他們有一定的信心。辯護力量很雄厚，但最後還是輸了。這説明遇到的阻力非常強大。只能説，正義的力量，當時受到了制約。

　　北青報：有沒有想過放棄申訴?

　　劉吉強：從來沒有，哪怕一閃念都沒有。我的信念非常堅定。因為事情確實不是我乾的，早晚會水落石出。我相信，這個世界光明的一面肯定比黑暗的一面多。我始終沒有失去信心。我相信社會在進步，司法環境在改善。在獄中，我身邊也有獄友喊冤的，我用我的信念鼓舞過他們。

　　北青的：困難的時候，哭過嗎?

　　劉吉強：我沒有為自己掉過一滴淚。在監獄裏聽説父親沒了的時候，我哭了，眼淚完全停不下來，這是任何人無法抗拒的。

　　北青報：你在監獄裏過的生活怎麼樣?

　　劉吉強：物質上能吃飽穿暖，但監獄不能保證你吃好，只是有限度、有條件的滿足需求。我在監獄時，家裏省吃儉用，每月會給我存點錢，這些錢可以用來改善生活，買些水果，方便食品、日用品等。沒出事時，我的身體挺好，在監獄呆了這麼多年，感覺還是有些毛病。我知道我的臉色不健康，有時候臉白起來像蠟。

　　北青報：在獄中服刑有沒有愛好?

　　劉吉強：我連煙也不抽。大部分時間在學習法律知識，寫申訴材料。監舍裏有電視，白天要幹活，晚上就寢之前能看一會，我看新聞頻道、法制節目多，最關心的都是冤案的情況，比如聶樹斌案、呼格案、陳滿案。

　　“那些人觸犯刑法了，就應該追責”

　　北青報：這次再審開庭時，你準備講自己被刑訊逼供的過程，但是被法官制止了。你怎麼想?

　　劉吉強：律師和我溝通過，提醒我順利把庭開完。我憋了一肚子的話，準備了很久沒有説出去，心裏非常鬱悶。我不想擾亂法庭秩序。那時我想，這是一次面對公眾的機會，我不想放棄，但是受到阻攔後，我想法官有某種理由不讓我説，所以就沒堅持我的想法。我當時想，以後我還有很多面對公眾的機會，我總要把我的親身經歷公佈在陽光之下。

　　北青報：現在重獲自由已經有一段時間，考慮過國家賠償的事嗎?

　　劉吉強：國家賠償是理所應當的。我目前還有一段時間去適應社會。脱節太久，我對現在的社會很陌生，恐怕需要很長的時間去適應。可以説，我現在還不是一個正常人，無論身體還是心理上，還是一個病態的狀態。過段時間，我會正式申請國家賠償。

　　北青報：你對冤案追責怎麼看?

　　劉吉強：首先，不能讓違法者逍遙法外，其次，應該給手握公權力者一個警示，與蒙冤者遭受的損失比，現在一些冤案追責的程度差得太遠。我認為我的案子也應該追刑責，有關人員要受到刑事追究，而不僅僅是警告、處分這種程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們犯法了，觸犯刑法了，那就應該依法追究刑責。

　　北青報：你還相信法律嗎?

　　劉吉強：相信法律，但不相信執法者。

　　北青報：可是，你的案子也是靠執法者糾正過來的。

　　劉吉強：(沉默)這個糾正來得太晚了……我感謝糾正這個案子的人，我尊重他們，但我的懷疑和不信任，是針對的這個羣體。

　　“這18年失去最珍貴的，是我的青春”

　　北青報：18年前，你過着怎樣的生活?

　　劉吉強：捲進這個案子時，我正在做股票投資。當時年輕力壯，各方面都是最好狀態。那時候我的性格很開朗，不像現在這麼壓抑和自閉。

　　北青報：你覺得這18年你失去了什麼?給你帶來了什麼?

　　劉吉強：這18年失去最珍貴的，是我的青春，這是無法用錢來衡量的。這18年是一段空白，本來可以做很多事。我失去了對社會的安全感，我不再相信那些執法者。

　　這件事帶給我的只有痛苦，給我的家庭帶來的是巨大傷害。我親人在外邊，比我在獄中更煎熬。我姐姐過去身體沒什麼毛病，但因為給我申冤的過程屢受挫折和打擊，讓她得了嚴重的心臟病。我父親也含恨離世。如果我在家，他不會走這麼早。母親現在也病得很重。他們這18年過得太苦悶了。

　　我現在除了去醫院照顧母親，基本都在家裏待著。我只跟親人説過話，就算跟醫院的護士，也不知道怎麼説話。我就像一個外星球來的人，有心理障礙。出門買點東西，都得有人陪着。我也不會用網絡，手機只會簡單地接聽電話。

　　北青報：如果18年前沒發生這樁事，你的人生規劃會是怎樣的?

　　劉吉強：起碼是正常的，一個自食其力的人。能夠做一點事情，會有一定的經濟基礎，18年前我就比一般人強，18年後我也不會比別人差哪去。最主要的，我能夠盡到子女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北青報：出獄之後，有人來找過你嗎?

　　劉吉強：以前的朋友跟我姐聯繫，我還沒見。有時間了我會去見朋友。我被警察帶走時就在這個家裏，那時跟父母一塊住。18年前我出事那天，父母出遠門，不在家。現在，他們也不在家，而這屋裏的傢俱擺設卻都沒有變，這些天有時會有種錯覺，感覺好像又回到了18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