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昨日，作為唯一申辦城市，杭州獲得2022年亞運會主辦權。
明明是一條喜報，卻被網友品出了“接盤俠”的孤獨。亞運會曾是一代中國體育迷心中的情結，不少70後、80後仍能回憶起1990年北京亞運會的盛況。相比之下，如今亞運會“門前冷落鞍馬稀”的狀況讓人不勝唏噓。
●冷戰體育，中國曾聯合印尼抗衡亞運會
1951年，首屆亞運會在印度新德里舉辦。1952年，亞洲運動會聯合會吸收台灣當局為正式會員，中國政府和體育部門經多次抗議無效後，遂決定斷絕與亞洲運動會聯合會的一切交往。
特殊的年代，由於政治因素，中國被國際體育組織排除在外，中國無緣參加奧運會、亞運會以及幾乎所有體育單項組織的比賽。
1962年，國際奧委會宣佈不承認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的第四屆亞運會，並在次年宣佈不定期禁止印尼參加奧運會。為了擺脱國際奧委會等組織的控制和歧視，中國和印尼總統蘇加諾在雅加達聯手舉辦了新興力量運動會。1963年10月下旬，中國派出“光華”號輪船，滿載228名中國運動員和192人的藝術團以及搭乘該船的朝鮮體育代表團238人、越南體育代表團107人赴印尼參加新運會。同時，為防止台灣和美國海軍在南海實施破壞，周恩來親自部署並由海軍參謀長張學思、交通部副部長於眉坐鎮海南，於10月4日至12月10日指揮南海艦隊38002部隊為中、朝、越體育代表團實施往返護航。首屆新運會共有51個國家和地區報名參會，48個國家和地區派出代表，2200餘名運動員參加了比賽。中國代表團共奪得金牌66枚，銀牌56枚，銅牌46枚。
此後，為了安撫因參加新運會而被取消參加奧運會資格的國家，中國出面舉行一些單項新興力量運動會，並在1964年決定接替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舉辦第二屆新興力量運動會———北京為此緊急開工修建一批體育設施，其中就包括首都體育館。
1965年，印尼發生九三〇事件，蘇加諾被推翻，蘇哈托上台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持敵視態度，退出了新興力量運動會。1966年，中國國內發生文化大革命，新興力量運動會也成為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網《新興力量運動會的緣起與中國和印尼的關係》)
●峯迴路轉，1990北京亞運會成展示改革開放中國的窗口
1973年，中國加入亞奧理事會，並於次年參加了在伊朗德黑蘭舉行的第七屆亞運會。這是中國代表團首次出現在亞運會的賽場上，收穫金牌33塊，不及日本74枚的一半，甚至落後伊朗的36枚。1982年新德里亞運會，中國以61金的成績力壓日本奪得金牌榜第一，這是中國第一次在綜合性運動會取得頭名。
1983年，中國開始謀求辦亞運。時任中國奧委會秘書長、亞奧理事會體育運動會主席的魏紀中，回憶起當年北京申辦亞運會時説：“那時候申辦亞運會的政治目的大於體育。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融入世界，必須向世界展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打破封閉的狀態。於是在1983年希望申辦1990年亞運會。原來已經給了日本廣島，但我們説服了亞奧理事會，説服了廣島，把主辦權讓給我們。”
這項如今看來規模有限的賽事，當時卻是中國舉辦的第一次綜合性國際體育大賽。時任國家體委主任的伍紹祖説：“北京亞運會，是中國首次操辦大型國際綜合運動會。那是一支開弓沒有回頭路的箭，必須拿下這一仗;倘若失手，那對整個國家、民族自信心的打擊，是可以想象的。”
全國上下都為此付出了努力。北京亞運承辦面臨的最大困難是缺少資金。據相關報道，北京亞運會共需資金25億元，可國家財力有限不能全部撥給，尚有6億元的缺口。伍紹祖回憶説，當時亞組委就提出“節約辦亞運”。亞組委官員做制服，100多塊一套，副部級以上的幹部都自己出錢，司局級出一半。
全民捐款最終成了“全民亞運”的最直接形式。二十幾年過去了，如果問起很多人對亞運會最深的印象是什麼，恐怕不少70後、80後會説：捐款。當時為亞運捐款已經成了榮譽的象徵，舉國上下沉浸在辦亞運的激情氛圍中。電視上不斷播出為北京亞運捐款的感人事蹟，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多家媒體還發起了“尋找北京亞運第一捐款人”的活動。老太太捐出了自己攢了十多年的養老金;來自沂蒙山區26歲的農家子弟李貴興，帶着全家節衣縮食攢下的200元錢，啃着饅頭就着鹹菜，步行17天將這筆捐款送到了北京;有的單位為了完成指標，乾脆就從一些職工的工資中直接扣除。全國共有1億多人次捐款、捐物，捐了2 .7億元，山西省全省2700多萬人，其中1000萬人參加了捐款。全國個體户協會共捐款2050萬元，建造了位於木樨園的“光彩體育館”。
在“我們亞洲，山是高昂的頭”的歌聲中，北京亞運會開幕了。吉祥物熊貓盼盼和開幕式上 “方方正正”的團體操都成為影響深遠的文化符號。那部名為《我的九月》的電影就是當年全民激情的見證。
中國代表團要在北京亞運會上取得金牌榜和總分第一，這是中國作為東道主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漢城奧運會上表現亮眼的韓國沒有形成對中國的有力競爭，中國183枚金牌成績一騎絕塵。從此，中國在金牌榜上始終遙遙領先於日韓——兩個東亞鄰居金牌數相加，甚至只有一次能超過中國。
●見過世面後，2010年廣州亞運會社會反響已相當平淡
有人説，舉辦了奧運會的國家就是過了成人禮。品嚐過奧運會滋味的國人，對2010年在廣州舉辦的亞運會興趣索然。
不再需要通過大型賽事增強民族自信心，廣州亞運會開始迴歸體育競技本身。一個佐證是“志願者”的心態變化。當年在北京亞運會擔任志願者的曹競説：“那個時候能夠從學校選拔成為北京亞運志願者的學生，都像是學校裏的明星一樣，是那些沒有入選的學生的仰慕對象。組委會為志願者發的服裝、鞋等裝備，則成了校園裏最搶眼的一道風景，成為每個學生最夢寐以求的物品。”
但到了廣州亞運會，很多工作人員已經歷過不止一次世界大型運動會的錘鍊，與榮譽感和積極性相比，專業性更被在意。
金牌也不再讓人興奮。廣州亞運會上，中國199枚金牌的新紀錄反倒引起了不少質疑聲。不少網友認為，金牌佔據了驚人的財政資源，影響了全民體育的投入，也使體育產業的發展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精算時代，亞運會越來越難找接盤俠
杭州並不是亞運第一個孤獨的承辦者。廣州申辦2010年亞運會也經歷過這樣的事情，當時，共有包括廣州、吉隆坡、首爾、安曼四座城市提出申辦，但在申辦陳述大會前，其他三個申辦城市相繼決定退出競逐。
2014年，由於“差錢”，越南宣佈棄辦2019年河內亞運會，這對亞運會的形象造成了巨大打擊。
亞運會成了“燙手山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型賽會花錢越來越多。多哈亞運花了28億美金，廣州亞運會總投資1200多億人民幣，俄羅斯索契冬奧會花掉了500多億美元。但從賽事的國際影響力、競技水平和觀賞性來看，亞運會又難以體現出與東道主巨大投入相匹配的價值。尤其在亞運會已經變成了中日韓“三國演義”的情況下。
不差錢的中國人也開始在意這筆賬，輿論的心態在變化。南京市曾在越南河內放棄2019年亞運會主辦權時表達過“接手”的意願，但反對聲四起。鳳凰網組織過一次網絡調查——“你如何看待南京官員表態南京有條件承辦2019亞運會?”共有超過32萬網民參與投票，其中高達85.82%的人選擇“特別反對，接手越南爛攤子，勞民傷財”，更有高達93.88%的網民選擇“不支持南京承辦2019亞運會”。
對於普通百姓來説，辦大型賽事最直接的實惠是可以帶動城市基礎設施的升級，比如北京三環就是為舉辦亞運會而修建。但在看到大型賽事帶來收益的同時，人們也見證了城市為滿足賽事需要付出的代價——交通、環境等資源成本;民眾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亂的成本;甚至也包括潛在的社會風險成本。
對於已經見過世面的中國東部大城市來説，大型體育賽事的政治色彩已然退去，商業價值需要精算。有人認為，相比之下，西南、西北地區才更應考慮把大型體育賽事作為城市發展的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