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對話作家嫌犯:"像我這種人怎麼能寫小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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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説他不配擁有作家的頭銜。因為在他心中,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寫的都是真善美。他這樣揹負命案的人,怎麼能當靈魂工程師呢?他甚至刻意忘記了謀殺案的日期,連犯案細節也不願提起。

媒體對話作家嫌犯:"像我這種人怎麼能寫小説呢"?

  2017年8月11日,警方將22年前血案嫌疑人劉永彪抓獲。警方供圖

  1995年11月29日晚,浙江省湖州市織裏鎮發生了一起搶劫殺人案件,閔記旅店的老闆、老闆娘、孫子及一名來自山東的商人被人殺害。兩名犯罪嫌疑人逃亡22年後,終於被警方控制。

  8月11日,犯罪嫌疑人之一、安徽省蕪湖市南陵縣人劉永彪在家中被警方抓獲。“我在家裏面等你們等到今天”,現場視頻顯示,劉永彪對參與抓捕的民警這樣説。落網時,劉永彪已經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曾獲得“安徽文學獎”,發表作品200多萬字。

  8月21日,劉永彪告訴新京報記者,22年來,他從未向任何人吐露當年那場殘忍的謀殺案。但他從未忘記,每時每刻都在忍受內心的煎熬。他經常做噩夢,有時夢見自己一出門就被抓,有時夢見大樹倒下。午夜驚醒,再難入眠。

  他説他不配擁有作家的頭銜。因為在他心中,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寫的都是真善美。他這樣揹負命案的人,怎麼能當靈魂工程師呢?他甚至刻意忘記了謀殺案的日期,連犯案細節也不願提起,“不敢回憶那天的一切事情。”

  他曾想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故事,甚至連題目都想好了,但只寫了兩三萬字,沒敢再寫下去。“如果要寫,我就寫原罪,打一個括號,後面是贖罪。”劉永彪説。

  “我知道我跑不掉了”

  新京報:警方説見到你時,你説“我在等你們”,為什麼這麼説?

  劉永彪:我是8月8日那天做的DNA檢測,我就知道我跑不掉了。其實腦子裏老早就有兩種設想,一個是出來面對。特別是白銀案出來之後,當時到處都在説這個案子,我就想,不超過一年肯定就能查出我了,我給汪維明打電話,説如果查出來,不管先查到你還是先查到我,都不要逃。20年過去了,上天已經給了我們這麼多年,我又添了兒子,你也添了孫子,我們就要面對,不能怕。所以當時抽完血,我就在家裏等公安來抓我,我都沒有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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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案民警下鄉走訪,排查血樣。 警方供圖

  新京報:你在抽血後和汪維明説了什麼?

  劉永彪:我就給他講給我採血了,做了DNA,他不相信,他説不要緊,恐怕不是這個案子。他説這個案子不一定能查出來,我覺得是很可笑的。因為他不知道司法隊伍建設到這樣,幾十年的案子都不放過,都還在查,現在是肯定要查的。

  新京報:警方説你給妻子帶了一封信?

  劉永彪:我曉得該走了,就給她留了紙條,叫小孩子不要挑食,他們都是窮人家的孩子;叫老婆要堅強。本來是寫在小紙條上的,後來晚上我又在紙上抄了一遍。

  8月10日公安局去抓我的那個晚上,我正在家裏補課,我突然就要發無名的火,我叫他(兒子)吃飯,他(兒子)不吃,我心裏發了火,爸爸馬上就要走了,他們還不知道,我又不能講,他們吃東西還要講究,這怎麼可以呢?

  女兒還要買一個蘋果7的手機,我就罵她,她不知道,但是我心裏的火,我自己曉得。

  新京報:為什麼要寫這封信呢?

  劉永彪:我怕老婆一下子受不了。我主要想告訴她,我做這個事並不是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多麼壞的人,這是第一。

  第二,我家裏窮,走的時候還有債務,女兒的眼睛還在治療,所以我也把治病交代一下,還有幾個方面,也是自己一直辯解,對兒子和女兒有些話要講。

  新京報:這些年來,有沒有和家人朋友或者任何人説過這個案子?

  劉永彪:沒有,不敢説。

  新京報:每年的11月29日你是怎麼過的?

  劉永彪:這個日子我早就忘記了。還是在偵查員偵查的時候,我看到條子上寫的。我不敢回憶是哪一天。

  新京報:想過自首嗎?

  劉永彪:兒子出生之後,我就沒想過投案自首了,我就希望把小孩帶好。每天在家裏燒飯陪他吃飯,他需要爸爸照顧。

  這個案子如果不查出來,我永遠都不説,我也不會自首。現在案子破了,我還要感謝高科技,我解脱了。我這些年做噩夢,醒了之後很害怕。昨天我又做噩夢醒過來,一看我已經在這裏了,我怕什麼呢?不怕了。

  新京報:經常做噩夢嗎?

  劉永彪:太多了。夢見我出門突然就被抓走了,還有爬山的時候,前面一棵樹倒下來……太多了。

  新京報:夢醒之後你會想些什麼?

  劉永彪:想我沒做過對不起良心的事情,這次犯下天大的錯誤,活該受折磨。就是後悔和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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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永彪在湖州市看守所。 警方供圖

  22年前的命案

  新京報:犯案之前,你家的狀況怎麼樣?

  劉永彪:那幾年,我父親過世了,留下了很多債務。另外,我女兒生下來時眼睛有病。那時候,我家裏不吃不喝,一個月也弄不到一千塊錢,就是靠土地掙錢。

  新京報:1995年,你為什麼要和汪維明去織裏鎮?

  劉永彪:我家裏經濟條件不好,連交公糧的錢都拿不出來。又在報紙上發表了幾篇文章,為人很清高,覺得作為一個男人怎麼能過成這個樣子呢?後來汪維明跟我説,我們怎麼這麼窮呢,不如去外面闖闖。我説要到哪裏去?他説湖州那邊有很多有錢的大老闆,找個人搞一兩萬塊錢是個輕而易舉的事情。

  新京報:你馬上就同意了?

  劉永彪:那個時候如果我有一兩萬塊錢就能解決大問題了,家裏條件也不一樣了。所以我們一拍即合。當時我連車費都沒有,就跟着去了。但是當時沒有想到會搞出人命。

  新京報:你和汪維明是好朋友嗎?

  劉永彪:他比我大十一歲,屬於我的長輩,我很尊敬他。大集體時期,汪維明是記工分的會計,在我看來就是文化人。而且,那時候生產隊晚上的文化活動就是聽大鼓書,汪維明認識很多人,有很多資源。

  他愛人去世之後,他和丈母孃家不來往,小孩沒有舅舅,就認我做舅舅。

  新京報:犯下命案之後你們去了哪裏?

  劉永彪:我們兩個逃到上海,然後就分開了。我不敢和他聯繫,擔驚受怕,每天都是折磨。

  新京報:你在怕什麼?

  劉永彪:首先想到的是名譽問題。我幾乎看過所有的偵探小説,我明白,像我這種情況肯定會被查出來。那時候我已經小有名氣了,就怕一旦被查到名譽掃地。另外也怕因為這件事影響家人。這也是我一直不敢自首的原因。

  新京報:之後你做了什麼?

  劉永彪:1996年的清明節,我買了一包老鼠藥打算去父親墳前自我了斷。後來想到老鼠藥很苦,又用小藥瓶裝了點酒。沒想到,那一次我老婆把女兒抱去了,我看到女兒,想到她的眼睛還沒好,我覺得應該盡父親的責任,所以就沒有吃藥。

  新京報:這期間有沒有害怕警察會找到你?

  劉永彪:很擔心。我覺得警察肯定會找到我,也想過自首或自殺,畢竟這個案子牽扯了四條人命,太大了。但同時,我也抱有僥倖心理,畢竟還沒被抓到。我偶爾也勸自己,萬一辦案人員疏忽大意沒查到我,時間一長説不定就查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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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的案發現場。

  “像我這種人怎麼能寫小説呢”

  新京報:當年的命案給你的寫作帶來了哪些影響?

  劉永彪:都是壞的影響,沒有好的,恐懼害怕嘛。

  對我來講,我生活在現代社會,看了那麼多書,我的創作衝動和靈感太多了,但是這個案子對我有影響。我為了忘記這個案子,就跟人家打麻將,特別是“白銀案”出來之後一年都是這樣。

  我什麼事都不能做,就這樣把寫作的時間浪費了。如果不打麻將,不下象棋就要想到這個案子,我自己心裏也是清楚的。

  新京報:如果沒有犯案,你覺得自己會是個成功的作家嗎?

  劉永彪:就在警察抓我之前兩三個月,還有人叫我寫電影。之前我還寫過50集的電視劇,寫過電影劇本。但我就想到我這個歷史問題,不敢進一步發揮。如果沒有這個案子,我的高度絕不是現在這樣,不論是質還是量。

  新京報:“不敢進一步發揮”是指的什麼?

  劉永彪:(案發後)一年沒有查到,我就有一點僥倖心理了,想着也許不查了吧,我就開始寫作。有時候寫着寫着,又覺得,我犯了這麼大的事,哪有資格寫作,就停下了。放了一陣發現沒事,我就又開始寫。剛寫出一點成果,又覺得我畢竟是揹着命案的人,這麼大案子怎麼可能不查,我就又不敢寫了。一直在這種矛盾中過的。

  其實犯案之後,我就不努力了。我也不敢努力,就怕萬一出名了被人家關注,命案就被查出來了。我寫的小説,在有些大刊物發出來以後,我一看,像我這種人怎麼能寫這種小説呢,突然就有這樣的內疚感覺,然後我馬上就寫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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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白成當地知名作家的犯罪嫌疑人劉永彪。

  新京報:這個案件是你人生的一個轉折點?

  劉永彪:那是我人生的一個污點,不堪回首的污點。它是影響心理的一個魔鬼,很是折磨我,時不時地跳出來。我出了成果它就跳出來了,不出成果的時候就忘記了,有時候忘記了就好一點,忘記了以後就好好地要看書、要當作家了,但是你出了一點成果,它又跳出來了。

  新京報:你覺得文學圈的朋友怎麼看待你?

  劉永彪:其實很多作家一直在關注我,很多編輯也是。安徽有一個老師對我相當不錯,但其實我是愧對他的,因為我沒有像其他人那麼努力。他關注我,我發了幾本小説馬上就要縮回來,不敢寫了。就是內心恐懼害怕,而且覺得自己不應該有這個作家的頭銜。

  新京報:為什麼覺得自己不應該有作家頭銜?

  劉永彪:文學寫作,説得好聽一點,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寫的都是真善美。我這樣揹負命案的人,怎麼能當靈魂工程師呢?

  新京報:你的作品中有沒有自己的影子?

  劉永彪:基本都有。我的長篇小説《難言之隱》,裏面那個馬小牛就是我自己的影子,像馬又像牛一樣。

  新京報:你是不是曾想寫一個身負命案的美女作家的故事?

  劉永彪:對,但最後沒有寫出來,不敢寫。名字就叫身負數條命案的美女作家,寫了好幾個月,有兩三萬字了,不敢接着寫了。

  新京報:你為什麼説你的書裏沒有壞人?

  劉永彪:壞只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它有自私,自私是本性,有的人你講是壞人,可能他的動機是好的,辦出來的事別人不能接受,那也不能叫壞。

  新京報:如果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一本書,你想寫什麼?

  劉永彪:我肯定是沒有機會寫了。如果要寫,我就寫原罪,打一個括號,後面是贖罪。這麼寫可能沒有什麼市場效應,但對我來講,我寫出來要給我兒子女兒看,我想告訴他們,爸爸走這條路並不是本心就是惡的。如果要寫的話,我肯定客觀地寫出來。

  新京報:這本書裏你會寫些什麼?

  劉永彪:寫我家裏的環境,文化的氛圍,我的理想。讓別人看到,我是一個罪人,但我後面還有贖罪。他本來是一個不想犯錯誤的人,怎麼就犯下這麼個大錯,在人性本善和惡行之間找一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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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永彪在湖州市看守所接受記者採訪。 警方供圖

  “完全走上了極端”

  新京報:你怎麼評價自己?

  劉永彪:我到現在都認為我本質不壞。但是我完全走上了極端,我會説是顧此失彼。

  對我來講,也許當時像我這樣努力讀書,在南陵縣這個地方,肯定有我的一席之地,但是我從來沒有爭取,想通過別的途徑來解決一下,證明自己。為了改變自己的環境,當時損害了別人,這個沒有把握好。這個完全是顧此失彼了,造成了這樣一個大的錯誤。

  新京報: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有擔當的人嗎?

  劉永彪:我認為我對家人有擔當,但對自己做下的案子沒有擔當,這是很矛盾的。

  新京報:你覺得你自己性格里面最大的缺陷是什麼呢?

  劉永彪:有時候容易走極端。有時候一想,不曉得反覆地再想一下,這個案子如果我再想一下,他叫我去的話,我就想到底能不能去,在那個事情實施以前我再想一下,為什麼一定要實施,我是一個沒有主見的人,一直都沒有主見,人家怎麼講我就怎麼做,我現在都沒有主見。

  新京報:這些年你有沒有想過為那四個死者、那些受害人做點什麼嗎?

  劉永彪:沒有,我都不瞭解他們,但是現在我想死者的家庭,我對他們很愧疚的,如果有來生的話,我給他們做牛做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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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永彪在縣城的家。新京報記者王翀鵬程 攝

  新京報:除了對不起受害者,你還有沒有覺得對不起誰?

  劉永彪:對不起家人,對不起妻子,兒子,女兒,對不起我的母親,也對不起我死去的父親。

  新京報:現在還有什麼想説的?

  劉永彪:像我做了這樣的事情,理應儘早自首。自己做下的事情,肯定要面對的,做過的事情不能挽回,最好的挽回方式就是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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