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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揚 圖片來自網絡
“不是傑出者才做（善）夢，而是善夢者才傑出。我是鍾揚，一名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學家，一名來自上海的援藏教師。”
這是以鍾揚教授援藏事蹟為主要內容的獲獎微電影 《播種未來》裏讓人感動的台詞，因為復旦大學校黨委委員、研究生院院長、著名植物學家鍾揚教授9月25日車禍的噩耗又一次被廣泛傳播。
對於中國十大傑出青年志願者、上海市教衞工作黨委宣傳處副處長馮艾來説，這更是成了一場難以彌補的遺憾：“2017年，夏，已經計劃為‘播種未來’拍續集，講述鍾教授與紅樹林的故事，如今成為終身的遺憾！”這本是微電影 《播種未來》製作人馮艾今年的計劃，如今再也無法完成。
15歲就考上大學，鍾揚這位被稱為“神童”的少年大學生，更讓人難忘的是一生一心一意只做一件事：收集種子。他16年堅持在西藏研究種子，他研究的種子有望成為癌症的剋星。
鍾揚教授的離開，親人最為傷痛，他38歲才添的一對雙胞胎兒子，今年剛讀高一，如今再也沒有機會和父親談心。
除了一生鍾愛的植物研究，鍾揚教授也是一位有見地的教育者，他曾經以自己的高考經歷，談及高考改革的話題。
鍾揚教授的藏族名字是“索頓”，他曾經因為父親是招辦主任不能提前參加高考，後來通過努力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去年，他為文匯教育撰寫的文章《一個招辦主任兒子的高考經歷》。
以下為鍾揚教授自述的高考經歷。
一個招辦主任兒子的高考
這是我所經歷的1979年的高考：全省錄取率不到4%，我所在班級80%的同學是農村户口，一半考上了北大、清華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而除了我，參加高考的省地市招辦主任的孩子，竟無一人上大學……
在當今中國，1000個人就有1000個高考故事。
一
我的大學夢源於38年前的早春二月。1977年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即將入學，我所在的中學在大操場上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儀式。鑼鼓聲、鞭炮聲、歡呼聲震耳欲聾，4名考上大學的同學胸佩大紅花，精神抖擻地站在高台上，接受學校的表彰和師生的誇讚。他們還不到我校應屆高中畢業生總數的1%，卻成了全校2000多名學生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作為一名即將畢業的初中生，我彷彿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和前進的榜樣，那從未走進過的大學校園對我而言似乎也不再遙遠了。當時，有一句話叫“路線對了頭，一步一層樓”，用在我和我的小夥伴們的學習上還算貼切——寒暑假再不東跑西竄了，而是自己找一個空無一人的教室，一邊手抄“文革”前的各種習題，一邊查教科書上的答案，反覆做練習。
不用父母催促，沒有補習班，也沒有補課教師，更沒有花冤枉錢，一個假期下來，一門不及格的課程就“補”上了。自己偷偷一盤算，照這樣再努力兩年，上大學還是很有希望的。不料，新學期一到學校，我頓時傻了眼。班上湧進了一大批家境貧寒、拼命讀書的農村孩子。記得全班年齡最小的那位同學，來校住讀時連被褥都沒有，是班主任老師動員同學們四處找報紙和稻草鋪在他的牀上，才使他艱難地度過了寒冬。但一考試，這個身材瘦小、木訥寡言的同學立馬就像變了一個人，成績總是遙遙領先。就是這批農村同學，把我一下子從班上第二名擠到十名開外。
更令我喘不過氣來的是，他們決定提前一年參加高考。對當時急於“跳出農門”的一代人而言，高考確實是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在他們的激勵和“裹挾”下，我不得不奮力追趕這支奔跑的隊伍，期盼早日和他們一起實現自己的大學夢。
轉眼就到了1979年高考報名的日子。與班上成績拔尖同學（就是今天所謂的“學霸”）固有的差距，加上因祖母去世隨父母去料理後事耽擱了一些課程，使我對自己信心不足。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和同學們一起去搏一搏，提前參加高考。
二
從1974年起，我的父親開始擔任地區教育局高等院校招生辦公室主任。在這個中部省份的貧困地區，出生農家而又刻苦攻讀的寒門子弟比比皆是。1977年前，父親負責的招生工作完全是推薦工農兵學員之類的政治任務。恢復高考後，高校招生成為了全社會關注的敏感工作，父親不僅經常通宵加班，而且每年高考錄取期間都要被借調到省招生辦公室“全封閉工作”一兩個月。
説實話，那時的高考比如今要單純許多，不僅沒有如今名目繁多的免試推薦和加分，而且全國統一試卷、全省統一錄取分數線。
不過，當年也出現過所謂“公平性”的問題。由於國家沒有明文限制提前高考，後來居上的低年級同學似乎對應屆畢業生和往屆畢業生形成了威脅。我所在的中學就有大概80名非畢業班同學想報名參考，這引發了部分應屆畢業班同學和家長的擔憂，他們向省招辦反映了此事。省招辦迅即責成我父親去了解情況，並給考生和家長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幾天後，父親找我談話。從他嚴肅的表情，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他告訴我，提前高考的情況組織上已討論過，形成了一個還算公平的解決方案，明天會到學校與師生見面。但無論如何，你必須放棄這次高考的機會。
我問父親：為什麼？
父親説，作為招辦負責人來處理幾萬考生關心的問題，他的兒子就非避嫌不可。
我無話可説，只是覺得委屈，一摔門就走了。
第二天，父親到我所在中學來宣佈組織意見：凡提前高考的同學必須辦理提前畢業手續，在校學生不能違背“機會均等”的原則，也就是説在讀生只能參加一次高考。
也許是這個方案確實公平，抑或是有人聽説我放棄了高考機會，這次協商會氣氛出乎意料地好。最後，全校僅21人決定提前畢業參加高考，應屆生和往屆生也都表示滿意。省裏得知此事，迅速面向全省數十萬考生推廣我們地區的處理方案並將此原則沿用多年。
我卻一直想不通，拒絕和父母談話，一個人生着悶氣。班主任老師來家訪時對我説，我們都知道這件事對你是不公平的，但你父親決心很大，大家對他的做法也很服氣。你不要再惹他生氣了，不能參加正規的高考，去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怎麼樣？
我知道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是一個舉國矚目的英才計劃，一年在全國就招收20多個人吧。頭一年，我們地區成績最好的一位同學都沒考上，我能有什麼希望？學校建議我去報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明顯是為了寬慰我失落的心情而已。
不料，父親竟然同意了。他説，這的確是一場成功機會不大的考試，對你也不太公平，因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單獨考試、改卷和錄取，如果考不上少年班，你也不能像正常高考一樣可以被其他大學錄取，但你還不到15歲，今後的機會還很多。今年你去試一下，鍛鍊自己。明年起我退出招生工作吧，直到你能考上，行嗎？
父親的話打動了我，我知道他的工作是十年浩劫後一個知識分子難得的機會，放棄招辦工作對他不也是一種不公平嗎？接下來的日子異常煎熬，我只能鼓足勇氣，邁向了通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的“獨木橋”。
三
在通過高淘汰率的初審、複試和麪試後，我考上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三期少年班。也許是這場考試太過嚴酷吧，我差一點對自己失去了信心。當我接到錄取通知後，我告訴母親，先不要通知父親。她知道我的內心深處還是無法諒解父親。
幾天後，還在省城招辦參加全封閉招生的父親託人叫我去一個招待所見他。
見到父親後，他告訴我今年的高校招生錄取已全部結束，各大學都已離開招待所了，招辦明天也要撤出。
從母親那裏得知我考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的消息，父親非常高興，他的同事們也紛紛表示祝賀，都想見見我。父親叮囑我説，高考是一件“幾家歡樂幾家愁”的事，不要太得意忘形，刺激別人。省招辦主任孫伯伯的兒子今年已是第二次高考，這次又是隻差幾分，落榜了。
孫伯伯是一個温文爾雅的上海人，“文革”前的研究生，但大家都説他做事公正，沒有架子。聽説他曾為我們地區一個身體條件略差（可能是眼睛色弱）的農村考生和幾所大學都拍了桌子，最終使這個考生圓了大學夢。當年像這樣有能力、敢擔當的領導確實都能聲名遠揚。
見到孫伯伯，他拍着我的肩膀説：小夥子，祝賀你。你給你父親爭了光，也給我們招辦的子弟帶了個好頭。我們在做“為人作嫁”的工作，其實並不想耽誤自己的孩子，但有時不好兼顧啊。你父親跟我談過你想提前高考的事，本來我們是同意的，但他還是要避嫌，因為我們省的升學壓力太大，你父親所在的地區壓力更大，他不得不這樣做，你能理解他嗎？
（原文刊載於2016年05月28日《文匯報》，有刪節）
責任編輯：初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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