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播出時，編劇兼小説原著作者周梅森也坐在家裏追劇。
起初，他隱隱擔心這部劇叫好不叫座。因為從以往的經驗看，他的戲，觀眾羣體常常只有公務員、媒體人、大學生等。
直到一天晚上，他去理髮店時路過一條破舊的小巷，放眼望去，家家户户都在看《人民的名義》。他發現，這部劇火了。
2017年3月底，在反腐敗鬥爭深入開展的現實背景下，《人民的名義》在湖南衞視黃金時段首播。官場故事、權錢權色交易、鉅貪官員，這些熒屏上消失了十多年的元素突然出現，都被揉進一部劇中。
據統計，該劇單集最高收視率破8，在網站播出總量高達300多億，創下十年來中國電視劇收視最高紀錄。全民狂歡的同時，61歲的周梅森也被推上了政治題材小説寫作的高地。
周梅森説，這是他職業生涯中影響最大的一部劇。而他最滿意的地方在於，“我最大限度寫出了真相，客觀寫出了這場反腐鬥爭的艱鉅性和複雜性，以及它深刻的社會內涵。”
沉寂後的復出
周梅森被譽為“中國政治小説第一人”。
從1978年發表處女作的近40年裏，他寫過20餘本小説，達上千萬字，多為政治現實主義作品。其中，《人間正道》《中國製造》《絕對權力》《至高利益》等多部小説被改編成電視劇，為人們所熟悉。不過，2009年出版過《夢想與瘋狂》後，他似乎陷入沉寂。
由於題材敏感等原因，反腐劇在熒屏上沉寂了十多年，比周梅森沉寂的時間還長。“當年六七歲的孩子，現在正好十八九歲，上大一、大二。”周梅森説，他們這一代只知道美國有政治片，不知道中國也有政治劇。
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全國各地、各層級的反腐工作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反腐劇、反腐小説依然芳蹤難覓。周梅森也沒急着寫，他感覺“出不來”。
直到2014年的一天，周梅森多年好友、最高檢察院影視中心專職副主任範子文找上了門：寫一部反腐劇吧，沒有任何限制。範還説，這是中紀委到廣電總局和最高檢影視中心調研時派下的任務。
周梅森意識到，“這次是玩真的了。”
當時，周梅森手裏有一部小説，寫了十多萬字，尚未完結。祁同偉等人正是小説中的形象。為了給導演擠出拍攝時間，他從小説裏抽身而出轉而創作劇本。2015年劇本完成後，他才回過頭來繼續寫書。
為了觀察官員落馬後的狀態，周梅森特意到監獄裏與他們開座談會。有時，也和在職官員一起開會討論。平日在家寫作時，他坐在書房寬大的皮質轉椅裏，對着電腦和旁邊發黃的打印機敲字。狀態好的時候，一敲就是10小時。江蘇省作協主席範小青説，夏天的晚上，周家的鄰居常能聽到他敲打鍵盤的聲音，“像打機關槍似的，很用勁兒。”
在周梅森筆下，最高檢察院反貪總局偵查處處長侯亮平到漢東省查辦案件是全劇的線索。案件之外，他更寫出京州市市委書記李達康、漢東省委政法委書記高育良、漢東省公安廳廳長祁同偉、漢東省省委書記沙瑞金等官場眾生相。而藏身貪腐幕後的，是漢東省老省委書記、已升至副國級的趙立春。
最初的設計中，周梅森沒打算把貪官寫到副國級。2015年的一次研討會上，有人質疑如此嚴峻的反腐形勢下，壞人只寫到一個公安廳長，是不是有些輕描淡寫？
周梅森也認為，現實中打掉了這麼多大老虎，劇本里的打虎層級可以更高。於是，幕後大反派被設定為趙立春。
“李達康這種開拓型幹部倒下去太可惜”
與許多編劇先有故事、後有人物的寫作方式不同，周梅森寫作先定人物，後找故事。祁同偉、高育良、李達康、沙瑞金這些形象，在他頭腦中醖釀已久，之後再把新聞裏看到的、高檢提供的案例“拿進來”，人物帶着故事走。
很多情節周梅森事先也沒想過。劇情發展到那一步了，劇中人物性格決定了他必須那麼做，比如祁同偉自殺。這在網上引發熱烈討論。人們對這個拼命立功，藉助岳父和老師的力量升官的“鳳凰男”表示理解，甚至遺憾。
“好多人同情祁同偉，在他身上找到了替代感。”周梅森説，這個人物寫活了，“他不聽我指揮了。必須按他的性格邏輯來走。”
高育良和李達康的好壞，起初也與現在相反。高是個清官，李是個壞人。可寫到一半，周梅森召集專家、官員開了個討論會。有人提出，李達康這種開拓型的幹部，這樣倒下去太可惜了；高育良老奸巨猾，很可能出事。就這樣，轉折讓人物複雜鮮活，也讓劇情高潮迭起。
在周梅森筆下，人是很難用簡單的好、壞來定義的。李達康雖然清正廉潔、雷厲風行，但作風霸道，不肯讓自己手中的權力受到監督、制約。張志堅（高育良扮演者）儘管演了個“壞人”，但他反問周梅森，我沒什麼問題呀？我怎麼可能是腐敗分子呢？周梅森説，這樣的感覺就對了。這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除了人物塑造的豐滿，周梅森作品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官場的真實。小説裏，寺廟的老和尚送過高育良一個鞋拔子，寓意“提拔”。電視劇裏，侯勇飾演的鉅貪小官，家裏堆了一屋子現金，多到燒掉了點鈔機；張豐毅飾演的省委書記沙瑞金，沒有夫妻生活、沒有家庭生活，整天開會，“反腐的和被反的日子都不好過”。
官場上的幫派鬥爭，在其他文藝作品中鮮有提及。但周梅森勾勒出漢大幫、秘書幫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真假假，虛虛實實。
高育良情婦的問題也曾給周梅森出了難題。寫着寫着，他腦中閃過一個疑問，高小琴到底是祁同偉的情婦，還是高育良的情婦？
“不夠分了啊。那就再來一個吧。”周梅森哈哈大笑。他乾脆給高小琴加了個孿生姐妹，這樣就合理了。
有些現實甚至過於赤裸。“祁同偉（這樣）的結局多的是，官員裏多少自殺的？自殺的最大好處就是對他的領導和團伙負責。”周梅森説，高育良還有多少問題沒暴露出來？只有祁同偉知道。
如果沒有《人民的名義》，許多90後、甚至80後的年輕人或許並不瞭解中國的政治體制運行情況。周梅森用劇本和小説解答了很多問題，比如，中國是省長“大”還是省委書記“大”？一個省委常委為什麼比一個副省長“大”？這些內容，中學、大學裏沒人教。但這才是中國當代的政治圖景。
“他的性格很真實，有什麼説什麼，不會拐彎抹角。”範小青覺得，周梅森性格中有種路見不平一聲吼的東西，而這種性格，與他寫作的興奮點可能存在某種內在的關聯。
電視劇播出過程中，江蘇一名退休副部級官員給周梅森打電話，“你膽兒可真大！”
電話裏，對方一方面説他的戲好 一方面説他大膽面對真相，敢把這麼深刻的問題講出來，“從來沒人這麼幹過”。
因為太真實，周梅森也給自己惹過麻煩。1996年，長篇官場小説《人間正道》出版後，官場中有人“對號入座”，40多名廳局級以上幹部聯名告周梅森的狀，從地方一直告到中央。
“後來我什麼都不説，也不去那掛職了。”周梅森説。
小説都是酒精裏泡出來的
只有真正瞭解官場的人，才能寫出真實的官場小説。
1994年，為了體驗生活，38歲的周梅森到老家江蘇徐州掛職市政府副秘書長。一年多的時間裏，他沒有具體事務性工作，每天自己安排時間，想去哪去哪。那段日子裏，他寫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政治小説《人間正道》。
每到一個地方，當地的官員都要向副秘書長周梅森彙報工作。他們經常能把計劃生育上環率小數點後的好幾位背出來，聽得周梅森直打哈欠。
有人遞上簡歷，找他跑官。周梅森當面並不回絕，但從沒在市委書記面前張過嘴。
更要命的是喝酒。身為市政府副秘書長，兄弟省市的人來了都要接待，應酬特別多。有時候，一頓晚飯能吃三四個地方，這裏喝兩杯，那裏喝兩杯，整個人醉醺醺的。周梅森説，這是個痛苦的差事，因為飯局上不停喝酒，顧不上吃飯。回到市委招待所的住處後，他就自己吃方便麪。
酒局多了也有好處。“辦公室裏聽不到真話，都是官話套話。酒桌上聽到的話往往是真話。”在酒桌上，周梅森和很多官員喝成了朋友，大家知道他提拔不了、也不寫負面報道，什麼話都不揹着他講。“誰是誰的人，各種派系什麼的，我都知道。小説都是酒精裏泡出來的。”
漸漸的，周梅森在辦公室的官話、酒桌上的真話兩套體系裏，摸清了國家政權的運行機制。即便後來不再掛職，他也隨時關注與官場有關的各種消息。尤其是新聞裏曝出的各種貪腐案件，不管大官小官，網上一刷，全部存進自己的文件夾裏。結合着身邊人的經歷與新聞中的線索，周梅森不僅看到了很多官員進去，更看到了他們是怎麼進去的。
他能理解官員那種擁有權力、地位的感覺，自己也一度有些享受。“原來人家叫你秘書長你不適應，回來後人家不叫你秘書長，你又不適應了。人家喊你名字，你覺得，怎麼對我這麼不尊敬啊？還以為你是秘書長呢！”
周梅森對一件事記得特別深。在某地級市掛職期間，他有一次開車上路，因為眼睛不好分不清紅綠燈，直接闖了紅燈。交警看到後馬上打手勢準備制止，走近一看車牌號，原來是“四套班子”的車，手勢立馬從攔車變成了敬禮。
他到現在都不開車，沒有特權去闖紅燈，人還不馬上把你駕照扣了？“權力不受限制，肯定要出問題。”
“所以很正常，明天你進去我都不覺得意外。”周梅森説，“如果我一直在，我都可能進去。”
走出官場後，他把自己的觀察、感悟，全都寫進了小説裏。這是其他作家沒有的經歷，也是範子文找他創作《人民的名義》的原因。如果換做別人，這一切都要從頭認知、熟悉，用他自己的話説，“沒有這個金剛鑽怎麼敢攬這個瓷器活呢？”
有了這樣的底氣，周梅森對自己的劇本信心十足。創作時，導演李路多次叮囑：周老師，少寫一點會議。會議沒法兒拍，又不好看。但以前電視劇裏最不討好的開會戲，這一次也讓人覺得好看。
“你看高育良做報告，滿嘴大話、滿嘴人民，是不是假啊？”周梅森説，但老戲骨們坐在會議桌前的表演得到了觀眾認可。“會上會下，高育良他們是兩種模樣。”
作家周梅森
成為作家前，周梅森並未經過正規的傳統教育。
他小學三年級時，適逢“文革”，學校關門。因為家境貧寒，他在採石場、建築隊做過小工。中學四年，他幹遍了家鄉礦井下的各種工作，畢業後，成了徐州礦務局韓橋煤礦的一名工人。
但他的前行道路上一直有一個偶像和座標——巴爾扎克。
年幼時，周梅森在煤礦廢品收購站看到一本沒有封面的書，後來他才知道那是《巴爾扎克傳》。他想成為巴爾扎克那樣的作家，批判現實主義，為他所處的時代描繪一幅真實畫像。
不過，巴爾扎克可以批判現實，卻無力改變現實。無數的人生歷練，也讓周梅森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文學就是文學，不要高估它的作用。
隨着電視劇的熱播，盛名之下的周梅森，開始成為許多社會問題的傾瀉口。有人打電話求助，有人寄來告狀信。2017年國慶節前，南京某廠的一幫人找他來請願，讓他主持公道。一位81歲的老人專程跑到他家，坐着不走。“但我沒有能力。我沒有能力去調查。”他説：我只是一個作家。
接受採訪時，他在南京市某小區一棟頂層住宅的露台上，背手而立，遠處薄霧籠罩。三年前接下劇本時，他還是滿頭黑髮。如今他年過花甲，頭髮成縷成縷地掉，精力也大不如前。
有評論人士對《人民的名義》提出批評，認為他沒有提出解決腐敗問題的方向。周梅森少見地説了一句髒話，“這都是扯淡。你不能把解決社會問題寄希望於某個作家，你不能寄希望於我啊！”
他認為，一個作家的職責就是把自己看到、感悟到的東西，變成文藝作品。“如果一部作品能夠積極地引導世道人心，那麼作者就很欣慰了。”
但他沒想到，因為他的作品，一些細節正在改變。
有人給周梅森提供過這樣一組數據：自《人民的名義》開播以來，全國“丁義珍式”窗口改造、擬改造一千多個；各級公安機關下發有關禁止公安民警參與“截訪”“強拆”文件兩百多件；各級銀行緊急修訂民營企業貸款條例三十多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