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來臨時，處於嚴重衰退中的世界經濟，正奮力尋找着擺脱困局的出路。
中國，此時已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造就這一奇蹟的經濟發展方式，卻遇到了越來越嚴峻的挑戰。投資、出口的拉動力越來越小，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越來越高，資源、環境的約束越來越緊。
近四十年來，中國經濟滾滾向前、洪流不息，最寶貴的經驗之一，就是不斷改革——用改革激發活力，讓人民羣眾從改革與發展中受益。今天，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要用更高質量的發展來解決；發展中遇到的難題，要用更堅定更深入的改革來破解。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這是一場新的更為深刻的經濟體制改革。
2016年12月 北京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習近平總書記：老路既行不通又走不遠，必須開闢新的發展路徑，激發經濟潛力，引領經濟發展走向更加光明的未來。這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中國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和決心，開啓了一場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向更高形態發展的結構之變。
2008年，一場國際金融危機席捲全球。
中國雖然短期內穩住了增長,但是，從2011年起，帶動中國經濟三十年增長的投資、消費和出口的增速同時下降，經濟增速持續下行。
此時，中國人的海外消費卻在上升。近年來，從奢侈品到普通生活用品，每年中國人有上萬億元人民幣花在國外。而此時的中國企業呢？大量產品賣不出去，日子越過越難。鋼鐵、煤炭、水泥等多個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利潤減少。
習慣了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略有減速，就讓很多人覺得不適應。減速是短期變化還是長期趨勢？
難題與希望並存，低迷與活躍並存，供給過剩與供給不足並存。經濟結構要調整，但新的結構是什麼？內生動力從哪兒來？
中央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楊偉民：社會各界，市場，各級地方政府，甚至包括在部門當中，都有一些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意見。在2013年的時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總書記在部署第二年經濟工作當中，就用了“新常態”這樣一個提法。
“新常態”，在2013年的現代漢語詞典裏，還找不到這個詞。若干年後，當人們回望歷史，一定會更清晰地理解，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給中國經濟的未來確立的全新歷史座標。
中國經濟需要清醒的瞭望者給出方向。
2014年一季度，中國經濟7.4%的季度增速創下24年來的最低點。這再次引發是否要加大經濟刺激力度的討論。
2014年5月 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
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河南時指出，解決中國經濟的問題要有歷史耐心。在此次考察的新聞報道中，“新常態”一詞，在公眾視野裏第一次出現。
2014年7月29日 北京 黨外人士座談會
兩個多月後，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提出，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共中央決策部署上來，正確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進一步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共同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2014年11月9日 北京 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峯會
2014年11月，在北京APEC工商領導人峯會開幕式的主旨演講中，他首次對“新常態”一詞進行了系統闡述。
習近平總書記：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速度、結構、動力，六個字，三個關鍵詞，勾勒出“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基本內涵。這是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洞悉中國經濟發展規律作出的重大判斷。
2014年12月 北京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習近平總書記：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
改革家總是能從紛繁複雜的現象中，以簡潔凝練而又內涵豐富的語言，揭示事物本質。
習近平總書記用“新常態”來定義當下中國經濟所處的階段，這當中透射出的深邃的歷史眼光和戰略定力，掃清了人們思維上的迷霧，對中國經濟“怎麼看”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作出了鮮明回答。
明者因時而變，智者隨事而制。
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帶來的是黨中央經濟工作思路的重大調整。
2015年11月，在中央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繼“經濟發展新常態”之後作出的又一重大理論創新。它回應了適應、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應該“幹什麼”。
中央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楊偉民：在這個過程當中，總書記親力親為，連續開了三次中央領導小組會議來研究。第一次是確定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二次是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單項方案的工作思路，接下來第三次的小組會是研究具體的工作方案。就是一環套一環，環環相扣，最後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向深入。
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中央繼而開出了一劑標本兼治的藥方。
去產能，讓絕對過剩的產能退燒去熱；去槓桿，消除瘀堵虛腫，讓資金血脈暢行；去庫存，消除困擾發展的炎症病痛；降成本，減税降費，為企業休養生息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補短板，提升基礎設施、加強公共服務、培育發展新產業，讓經濟社會發展強身健體。
2016年，化解煤炭產能超過2.9億噸，壓減粗鋼產能超過6500萬噸。中國經濟，以壯士斷腕的決絕，向舊的發展方式告別。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諸多任務，都因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線的形成，而呈現綱舉目張之勢。
2017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發力點，進一步拓展到農業、振興實體經濟、促進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等多個領域。
佛山，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這裏便是改革前沿之地，也是最早嚐到改革開放甜頭的地方。如今，這個以製造業為主的地級市，經濟總量接近一萬億元，同時也體會着結構轉變的緊迫壓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在重塑這裏的實體經濟。
這是佛山的一家陶瓷工廠。每天，這條生產線能生產出一萬平方米的大理石瓷磚，銷往世界各地。
佛山眾陶聯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蔡初陽：去年中國陶瓷出口下降了33.75%，每公斤瓷的銷售單價下降了28%。這個改變也使得中國不少陶瓷企業進入了一個非常艱難的生存之戰。
佛山陶瓷曾一度佔據全國60%以上的市場。而今，高耗能高污染低價格、以量取勝的路子已經走不通了。
省佛山市陶瓷行業協會顧問 白梅：現在關鍵是要做品質，要把整個的質量提升上去。
在政府的引導下，佛山14家企業聯合成立了一家產業平台，集合業內頂級專家，為陶瓷生產製定了108個原料標準和36個檢測標準，更精細、更嚴格的質量管控體系覆蓋生產全過程。連沙子、石頭這些最普通的原料，都要納入統一管控。標準推行幾個月，產品優等率提高了三個百分點。
眼下，佛山眾多製造業企業都在對沿用多年的生產線進行調整。更精細的流程管控、更先進的智能裝備，讓產品供給能夠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
不僅是佛山，220多種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的中國製造，正在這場從“有”到“優”的供給側大變革中，書寫着轉型升級的故事。
結構之變，是追求質量效益之變，更是經濟發展方式之變。
結構之變，是全面之變，更是深層之變。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層次着力點，就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結構之變的關鍵。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十五大 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十六大 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十七大 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十八大 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帶着大家回望歷史。他指出，從黨的十四大以來的20多年間，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對政府和市場關係，我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可以看出，我們對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中央認為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出新的表述，條件已經成熟，應該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
把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旗幟鮮明地提出來，體現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在不斷提高。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新突破。
這幅8米多長的“萬里長征圖”，是廣州市政協委員曹志偉將一項社會建設工程從立項到通過政府審批的108個公章、799個審批工作日，微縮在一起畫出的。這是一張精確寫實的畫，描述出在原有的行政審批體制下，待批項目輾轉於部門之間的“萬里長征”。
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的努力中，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就是一場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
改革的難度，當然不小。
幾年來，這張“萬里長征圖”一直在不斷縮短。2015年7月，曹志偉建議進一步大幅削減投資項目審批事項，期待着畫出個3.0版本。
省廣州市政協委員 曹志偉：以前我們做“萬里長征圖”，每一個事項提問題，叫做“針針見血”，3.0的改革必須是什麼？“刀刀見肉”。
曹志偉以政協委員的身份，上交了削減行政審批環節的提案。他建議削減的審批事項有76個，回覆顯現變化的是23個，真正裁減的是5個。
省廣州市政協委員 曹志偉：每一項都博弈，因為什麼？每砍掉一項審批，你就拿掉了一些人的飯碗。
“萬里長征圖”變短了。它還可以變得更短。
它是一面鏡子，映襯出改革的艱難，也記錄着改革的突破。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務院各部門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618項；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審批事項283項。中央政府層面核准的企業投資項目削減比例累計接近90%。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中的87%，改為後置審批或取消。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改革得到了有效落實。
現在，每一天，在中國，就有15000多家企業破土而出。
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 王戰：你有100家企業破產了，有500家企業誕生了，這本身就是一個我們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
市場活力的迸發，源於政府在改革中歸位。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財税、價格、金融、信用體系等基礎性、關鍵性的改革不斷實現突破。
2014年，《深化財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給出了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價格改革, 全社會商品和服務價格由市場調節的比重提升到97%左右，我國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已基本建立。
在金融領域，利率管制已基本放開，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提高；民營銀行設立進入常態化審批；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不斷深化。存款保險制度已經推出，金融安全網進一步健全。
以信用為核心的新型市場監管機制建設正在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已進入全新發展階段。
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入,市場體系不斷完善，正為中國經濟的結構之變提供堅強的制度保障。
速度換擋、結構優化、動力轉換——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用力用到深處，必定落在尋找新動力、挖掘新動能上。
由此，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成為引領中國經濟加速更換動力的頂層設計。在習近平總書記的系統部署和強力推動下，中國正在大踏步跨入創新驅動發展的新階段。
2013年9月，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課堂”，第一次走出中南海,搬到了中關村。
科技部部長 萬鋼：給我印象很深的，就是總書記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他認為，其實中國喪失了多次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機遇，才使得我們落後。所以當前我們必須要抓住現在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機遇稍縱即逝。
當今世界，一些重要的科學問題和關鍵核心技術,已經呈現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以創新之力撬動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始終是習近平總書記關注的焦點。
2015年3月，他提出了“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2015年11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創新”作為五大新發展理念之首，被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2016年5月，《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發佈。
2014年11月9日 北京 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峯會
習近平總書記：如果説創新是中國發展的新引擎，那麼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點火器。要採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創新引擎全速發動起來。
改革，改出更鮮明的國家力量。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印發，建立國家科技管理平台，打破條塊分割，整合資金支持；制定國家實驗室發展規劃、運行規則和管理辦法，牽頭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加強基礎研究，增強原始創新能力。
改革，正在改出國家創新力的根基，正在改出更鮮活的經濟新動能。不竭動力，正如涓涓細流，匯成江河。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
推進創新驅動發展的關鍵環節，就是釋放創新人才的最大潛力，實施以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激發科技人員創新創造的熱情。
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才的走向有了新變化。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選擇回國開闢事業，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海歸潮。
2016年5月30日 北京 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2016年5月30日，科技界最高規格的三大會議同步召開，這在新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科技部部長 萬鋼：那天總書記作完報告以後，我去送他的時候，多叮囑了我一句話，萬鋼同志你觀察到沒有，和科技人員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掌聲，是從後面往前邊來的，樓上往樓下傳的。我也觀察到，後面坐的是年輕的科技人員，要從掌聲中感受到科技人員的期盼。
這掌聲是共鳴，是回應，更是禮讚。
中國，幅員遼闊。促進城鄉間、區域間的均衡協調發展，是結構之變的一道必答題。
在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首次提出了“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新的三大戰略。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任務成為重中之重。怎麼疏解？需要新思路，需要大氣魄。
《新聞聯播》：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新區。
2017年4月1日，設立河北新區的消息，引來舉國上下的高度關注。
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組長 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 徐匡迪：十八大以後，習總書記就提出，可以考慮在河北比較適合的地方，規劃建設一個適當規模的新城，來集中承載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2017年2月23日 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考察
經過多輪科學、嚴密的論證，有着充裕發展空間的，被選定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新區，將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一起，形成北京新的兩翼。
2017年2月23日 河北新區規劃建設工作座談會
習近平總書記：建設新區是一項歷史性工程，一定要保持歷史耐心，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河北新區的設立，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東，二十一世紀看。中國經濟版圖上正在譜寫新的壯麗詩篇。
中國農村改革的核心始終是土地問題。波瀾壯闊的改革，發端於土地，收穫於土地，也不斷在土地上捕捉着深入推進制度變革的新契機。
2013年7月 習近平總書記在武漢考察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牢牢抓住“土地”這個農村改革的核心問題，做出了一篇以“三權分置”為龍頭的，有內容、有氣勢的改革文章，為進一步破解“三農”領域諸多難題，為大幕徐徐拉開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搭起了壯闊的歷史舞台。
安徽天長農民徐長林，2013年把15畝地流轉給了當地的種田大户，外出打工去了。合同籤的是12年，但僅僅一年後，徐長林又把地要了回來。
安徽省天長市大通鎮齊廟村 徐長林：睡不着覺，就想來想去，地要是真沒了我怎麼辦？咱老百姓靠地吃飯對吧，一旦我打工不能打了怎麼辦，那沒辦法了。我就想了這麼個歪點子，給它要回來。
把地轉出去的不踏實，把地轉到手裏來的也不踏實。種田大户張治岑，從鎮裏農民手中流轉了500多畝土地，但後來有村民反悔。一氣之下，張治岑解除了合同。
安徽省天長市市長 朱大綱：就是土地的權屬不清晰，承包户有顧慮，經營主體更有顧慮。
2014年9月29日，在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用“三權分置”的思路，給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定了調。
“三權分置”，就是將農村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拆分開，承包權歸承包户，而經營權流轉給願意種地的經營主體。
農業部部長 韓長賦：總書記他講，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有歷史耐心。因為農村的土地承包關係是農村的最基本的經濟制度，也反映了農民的最根本的利益。三權分置，是繼家庭承包經營之後重大的制度創新，可以説這是一個充滿政治智慧的制度性安排。
2016年8月30日，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兩個月後，文件正式發佈。
改革方向如此篤定，種田人的心，也定了。
天長農民徐長林又找到原來的種田大户，把土地再次流轉給了他。種田大户張治岑又流轉來了450畝土地，擴大了經營範圍。他的家庭農場，2017年預計純收入能到35萬多元。
如今，全國有7000萬户農民流轉了土地，佔全部農户的30%，土地流轉面積佔到總的承包面積的35%，農業經營規模化程度明顯提高。
“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
這是孟子在2300多年前寫下的、對人性樸素而深刻的認識。在中央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引用了這句話，再次強調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
健全產權保護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的又一項事關全局的重大改革。
2016年，曾常年保持年均20%以上增速的民間投資，一度跌落到2%左右。為什麼？
企業家信心不足，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 莊聰生：我們在調研的過程當中，企業家也跟我們反映了一種情況，説什麼呢，叫“小富即安、大富不安”。如果他們的產權得不到保護，那麼他們做到一定規模就不想再做了，錢掙得越多心越慌。
2016年8月，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 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11月，這個文件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下發，明確提出依法保護產權。
這項改革，回應了上上下下的普遍關切，更向社會釋放出一個明確而積極的信號。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 連維良：這個文件堅持問題導向，針對人民羣眾和市場主體最為關心的法人財產權、自然人財產權、知識產權保護這樣一些問題，提出了有針對性的解決措施。
在中央關於產權保護的意見公佈之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很快出台了配套的具體意見，並抓緊甄別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
2017年3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民法總則》審議通過，明確提出法律保護民事主體的財產權利。
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 莊聰生：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這個都要平等地保護。過去相對來説，對民營企業的保護要弱於國有企業，所以這一次強調都要一樣，機會平等、權利平等、規則平等。
平等，不是空頭支票。
石油、電力、鐵路等多個行業開始向民間資本打開大門。2016年12月，首條民營資本控股的高速鐵路在台州開工建設。
深入推進國資國企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篇章，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應有之義。
國企改革，不是要把國企改散了、改垮了、改沒了，而是體現“兩個毫不動搖”，優化國有企業佈局，提高國有企業競爭力，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攜手共同發展。
目前，我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超過144萬億元，在國民經濟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2015年7月 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考察
在考察吉林時，習近平總書記特地來到兩家國有企業。他指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於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於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於放大國有資本功能”。
有利於國有資本保值增值
有利於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
有利於放大國有資本功能
這為國企改革確立了價值判斷，成為深入推進國企改革的定盤星。
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出台。以此為統領，國企分類、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完善國資監管體制、加強黨的領導、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等多個配套文件出台，共同形成了國企改革的設計圖、施工圖。國企改革“1+N”體系就此搭建完成。
2017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被列為國有企業改革的突破口。
初春之夜，上海郊區的這個賓館裏，許多人無法入眠。他們是國企東航物流公司6000多名員工的代表，討論的核心內容，是企業改制和人員的重新安排。
體制機制的束縛，曾是這家企業最大的困擾。工資薪酬不能隨業績增長而提高，企業留不住人，公司管理層無法自主經營決策。
這次，100%國資的東航物流公司，將面向社會出讓45%的股權，以引進新的戰略投資和財務投資者。同時，員工持股10%。
中國東方航空集團公司總經理 馬須倫：混改以後我們吸收民營資本進來，真正建立市場化的內部機制，使企業進一步增強活力。
國企改革挺進深處,提升效率。國有資本佈局不斷優化。黨的十八大以來，央企已從115家減少到102家。10家中央企業完成重組，優化了核心競爭力，提高了國有資本效率。10家企業開展了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試點。收放之間，國有資本、國有經濟在優化中壯大，公有制基礎更加牢靠。
改革的內在哲學，就是“變與不變”。
不能變的，是“兩個毫不動搖”。能變的，是有利於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的體制機制。
近年來,“逆全球化”思潮將世界經濟又推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2017年1月，世界經濟論壇首次迎來了中國國家元首。在這裏，他向世界提出了中國主張。
2017年1月 世界經濟論壇
習近平主席：我們要順應大勢、結合國情，正確選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路徑和節奏；我們要講求效率、注重公平，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羣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領導者應有的擔當，更是各國人民對我們的期待。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形成了嶄新的開放格局，在自身的深刻變革中，正從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變成更有影響力的思考者、更有作用力的推動者。解決好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始終站在這個高度上佈局謀篇。
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聯方式，正從最初的“三來一補”向“優進優出”轉變；產業體系正從國際分工協作的局部，躍升至與整個全球價值鏈深度鉚合的全流程再造；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不斷壯大，開啓全球佈局，我國已從資本淨流入國，成為資本淨輸出國；以上海自貿試驗區為發端，至全國11個自貿試驗區，一批與國際經貿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框架正在試驗、複製、推廣。
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
2017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在北京舉行。
2017年5月 北京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
習近平總書記：我宣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圓桌峯會開幕。
30個國家的元首、政府首腦和多位國際組織的負責人齊聚北京。
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這不只是發展物質的項目，還能凝聚民心。這不僅是為了發展，還有和平。這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偉大價值所在。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落實，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世界經濟格局變化，以及中國自身發展方式轉變的需要，是“絲路精神”與經濟全球化理念的有機結合；是開創包容性全球化道路的一種有益嘗試。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斯蒂格利茨：從來沒有這麼大的國家，進行市場化經濟改革，所以中國必須創造自己的改革方式。雖然今後改革還有很多路要走，但在我看來，中國做出的這些抉擇令人欽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回答了對中國經濟“怎麼看”的問題。
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則為“幹什麼”勾勒了前行路徑。
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為“怎麼幹”提供了思想方法。
這一系列重要思想，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光芒，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察勢者智，馭勢者贏。
在這段改革開放的新徵程上，中國經濟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長,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
在這段新徵程上，經濟質量效益不斷提高，中國經濟發展的含金量不斷提高。
在這段新徵程上，中國經濟的結構之困正在被一點點突破，戰略性新興產業、裝備製造業實現領跑，滿足新需求、吸納就業更多的服務業不斷壯大。
在這段新徵程上,中國經濟的新動能蓬勃而出，科技進步的貢獻率超過56%,航空發動機、量子通信、深空深海探測，上天入海，一大批體現國家戰略意圖的重大科技項目接連取得突破。
在這段新徵程上，物價連續四年保持穩定，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在3%以下，百姓收入增速與經濟增速基本同步,每年1300多萬人找到新的工作。
改革開放的新徵程，正向着未來延續。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在以巨大的勇氣和決心，帶領中國人民，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緊緊扣住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這一核心，大力轉變發展方式，奮力突破結構之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常青基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