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對雪勇來説是非常奔波的一年，每週能安心上課的日子就2天。“我是要奔三的人了，怎麼好意思再找家人要學費和生活費，這些都要靠自己。”雖然一週只有兩天的時間待在學校，但雪勇還是很享受這短暫的時光。三五好友、一把吉他、幾罐啤酒就能夠度過一個夜晚。
清晨，雪勇準備前往大學城附近的工作室，路過學校門口的一個打印店看到排隊買資料的學生他才意識到，再過兩天就要考試了。“老闆，給我拿一套英語和古典文學的答案。”由於長時間請假外出工作，雪勇幾乎沒有怎麼上過課，對他而言唯有這種方式能夠高效應付即將到來的考試。
半年前，出於經濟考慮，雪勇在大學城周邊租了一間月租700的毛坯房做工作室。雪勇請了工人裝修，自己刷漆。“我算過一筆賬，比起租一間月租1500的房子，一年下來我能省下4000塊錢。”如今，雪勇每週三到週六都在一家培訓機構教學生畫畫，此外他還接一些商業繪畫才能勉強度日。
雪勇的女朋友在大學城上課，平日裏都很忙，鮮有機會碰面。但只要雪勇回到工作室都會親自買菜做飯然後送到女友宿舍樓下。説起女友，雪勇很愧疚：“她過生日的時候我連蛋糕都買不起，什麼禮物也沒送過。”雪勇盤算着，在自己的畫能賣個好價錢的時候，就向女友求婚。
2016年1月7日，雪勇參觀一個美術展覽：“這裏面好多藝術家都是我在廣州讀本科時的師兄師姐。總有一天我的畫也會掛在這裏展覽。”如果不是出於對美術的熱愛，雪勇説，自己是不可能重返校園的，或許會和他們村裏的同齡人一樣，早早結婚生子，然後整日為生活奔波下去。
“如今只有在授課的時候我才能真正的歌唱，平日裏根本沒有機會。我不是科班出身，與音樂專業的人在一起也會感到不自信，很少有機會表現自己。”劉凡從小就對音樂感興趣，但在家裏人的干預下，她選擇了播音專業。如今在讀研究生時選擇的新聞專也壓根兒和音樂沾不上邊。
每週末，劉凡的男朋友都會送她去市區的一所培訓機構上班，然後自己去街舞工作室教學生跳舞。“雖然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觀，也有相同的夢想。但有很多地方不匹配，我只希望我們一起度過的每一分每一秒，將來不留遺憾就好。”劉凡和男朋友交往了半年，家裏也是一直反對。
“不到萬不得已，我不會找父母再要錢了。”劉凡在週末時去文化館兼職。早上教小朋友彈鋼琴，下午帶成年人練習聲樂。雖然每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但她還是選擇自己養活自己。
“我知道我這個年紀走音樂這條路有些晚，但這的確是我的夢想。甚至可以這樣説，現在如果有國外的音樂類大學願意錄取我，我會毫不猶豫地放棄國內的研究生學業。但每當和她父母談及這個夢想的時候，他們不但不會支持我，反而會認為我不成熟。”劉凡説。
2015年11月3日，欣仔(左)第一次在宿舍裏喝吐了，室友們忙前忙後地照顧他。“有時候還是感覺自己很窩囊，女朋友都已經工作開始拿工資了，而我還是個學生，每個月還要靠父母養，在該努力養活自己的時候卻發現自己沒能力。”喝多後，欣仔為自己的“無能”感到自責。
2015年12月，欣仔在舞台邊等待最後一次彩排。再一次重返校園，欣仔努力去融入這個新圈子，積極參加各種活動。“以前讀本科的時候我很宅，很少參加班級活動，既然再一次回來還是不要留下遺憾吧。”欣仔説。
演出中，欣仔他們的舞蹈呈現得很完美。“一個多月的努力沒有白費，我們都不是舞蹈專業的，能夠有這樣的效果已經很了不起了。”相比於其他同學，之前工作過的欣仔更懂得如何鼓勵大家，他就像粘合劑一樣把這個團隊裏的所有人磨合在一起，努力照顧每個人的感受。
演出完後，欣仔邀請所有人一起吃宵夜玩起了劃酒拳。“現在仔細想想，我還挺喜歡學校裏的生活的，相比於社會，校園裏的生活更自由，人與人之間也更純粹。”欣仔希望碩士畢業之後繼續讀博士，將來能夠在大學任教。
清晨6點的KTV包間，身邊的同學大多已經睡去，熬了一通宵的老楊卻絲毫沒有睡意。“很久沒這麼玩過了，以前是被工作綁着，一點自由都沒有。”重返校園的老楊顯得格外興奮。老楊闊別學校已經整整3年了，這3年裏他做過銷售，賣過保險，被老闆拖欠的2萬工資至今沒有要回來
或許是因為在社會上待久了，老楊身上充滿了社會氣息。每當有人給老楊點煙時，老楊都會自然而然地拿雙手接火，在為人處世上他都顯得比周圍的人更成熟，考慮事情時也更周全一些。
旁邊的宿舍嚷着打牌，老楊也會參與其中。老楊基本不會輸牌，但如果看到誰輸多了，他就會故意放水輸回去。“這又不是社會上打牌，大家都是學生，又沒有工資，拿的都是父母給的生活費”。老楊格外珍惜與同學之間的情誼，和同學聚餐時大多都是他主動掏錢買單
由於之前工作熬夜加班是常有的事，不到半夜兩三點老楊是睡不着覺的。如果第二天有早課，他也只能強撐着上完，中午回去後繼續睡，直到晚飯時才會醒。“上課也時常走神，想真正上完一堂課很難。”對於大多數重返校園的人來説，如何利用好這3年校園時光成為了他們的新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