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的是1978年春天，剛剛開始勘探工作，山西工作隊就在遺址範圍內接連發現了居住區和墓地兩處遺存，而且很快就都有了震驚世界的考古發現。陶寺遺址的第一次發覺整整持續了5年，僅墓葬就清理了超過1300座。除了隨葬器物，六座大墓的規模也顯示，他們完全可以和後來的歷史時期一些諸侯王等級的大墓相提並論。值得注意的是墓葬等級分明，時代也跨越了整個陶寺時期，但六座大墓的時間卻都集中在早期。發掘完六座王級大墓，時間已經進入了1984年年底，幾乎就在同時一直沉寂着的居住址發掘而已，後來震驚了整個世界的朱書扁壺出現在了一處不起眼的小灰坑裏。儘管已經過去了30多年，但他一刻的記憶彷彿永遠凝固在了李建民的腦海，在陶器碎片，他清楚地看到了兩個用毛筆蘸着硃砂書寫字，多年以來，如果您不少史前遺址都曾經發現過類似文字刻畫符號，但學者們依然認為出土於商代陰虛遺址距今3600的甲骨文，才是中國最古老的成熟文字。
仔細端詳手中的陶器殘片，並不精通古文字的李建民竟然認出了其中的一個，這就是文化的“文”字。陶寺與商處在同一時期這當然不可能，因為通過墓葬的發掘，工作隊早已將陶寺遺址的年代定位在了距今3900至4300之間，傳承400年左右的陶寺文化可以界限地分為三期，其中陶寺早期大約持續了200年，中期和晚期各佔100年。擁有不止一座王級大墓，又出土了清晰的文字，那麼當時的陶寺是不是已經成了一個成熟的國家，如果這個推測成立，陶寺遺址難道就是人們苦苦尋覓的“夏墟”？
這裏是陶瓷宮城的另外一處城門，東南門的發掘現場與鄰近的東南角門不同，探訪工作面上密佈着大大小小的垃圾坑。複雜的遺蹟現象雖然給發掘帶來了困擾，但一年多來細緻的工作還是讓考古隊員得以完全摸清了東南城門最初的樣子。南宮城南牆豁口兩側，兩段城牆同時向外延伸，最終在宮城外形成了一組對稱結構的複雜建築。闕樓在古時特指帝王宮殿大門外兩座對稱的高樓，以前人們一直認為類似的建築最早出現在漢朝，但沒想到的是，在比西漢還要早2000的陶寺就已經有了這樣複雜的建築形式。可是在如此重要的建築遺址上，為什麼會出現密集的垃圾坑呢？在發掘過程中，考古隊員還注意到這些垃圾坑竟然很有可能是陶寺人自己乾的。原來從年代上分析，垃圾坑屬於陶寺晚期偏早，這時城門的使用只有幾十年，還遠遠沒有到該廢棄的地步。可是晚期陶寺人為什麼要推倒城牆城門，把這裏變成垃圾填埋場呢？
其實，早在20世紀末，隨着考古工作者對河南王城崗遺址和新砦遺址認識的逐漸加深，人們已經可以確認，那裏才是真正的禹都和夏墟。可是這樣一來，陶寺又該如何解釋？這時候學者們只能嘗試把他與另外一位人文始祖聯繫起來。就在人們對遺址性質的推測陷入僵局時，扁壺上另一個朱書文字的解讀，卻讓陶寺柳暗花明。根據文獻記載中，皇帝統治中原之後，地位其實一直在他的後裔之間相承，到了堯已經是第四代，堯執政期間推行了不少仁政，還測定四時節氣為百姓農耕頒授時令，更重要的是年老體衰之後，堯甚至提前讓出了帝位，並且沒有傳諸後代，而是禪讓給的聰明能幹深受百姓愛戴的舜。
眾所周知，歷史需要文字傳承，商以前的夏，還有更加久遠的三後五帝，炎黃以及堯、舜、禹等人的生平事蹟，自然更加無法讓人有信。但是，陶寺遺址的發現，卻似乎完全顛覆了人們的這一認識。堯、舜、禹之間相互禪讓帝位，長期以來都在遭受着現代學者的質疑，他們認為這段記載完全是出於古人對先進政治制度的想象，可是，當何駑把陶寺遺址放在這個大背景下，堯舜禪讓的發生，似乎順理成章了起來。
早在十幾年前，剛接手陶寺遺址的發掘時，何駑就注意到凡是陶寺中期的大中型貴族墓葬幾乎都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墓坑中的填土未翻了個底，墓主人的屍骨則被丟棄的到處都是，後來又發現宮殿以及宮城城牆也被破壞殆盡，正因為被毀後僅餘下的基礎，因此才造成了宮殿區發掘10年後宮城才意外被發現。如果何駑隊早中期政權交替的解讀能夠成立，那麼顯然陶寺的統治者就應該分別對應堯和舜兩個家族。那麼，在禮儀制度已經如此完備的陶寺中期，舜又為何要建造戒備森嚴的宮城？他究竟在防禦誰，最終又是誰摧毀了他的統治。
2007年4月，隨着宮城城門的最終確認，7個要素即將全面實現。如此看來，陶寺的確是一個國家的都城。陶寺宮城城門的發掘，在今天終於告一段落，兩座城門的最終認定，不僅給堯舜之都提供了新證據，一塊打破城牆遺址的墓地，最終也意外揭開了陶寺遺址被毀之謎，摧毀了陶氏中期政權的人，極有可能是今天許多人都熟知的另一個族羣。兇手的身份呼之欲出，曾經輝煌的陶瓷政權末日來臨，但是堯舜的子民和後裔卻並沒有消失，陶寺創造的社會及禮樂制度，最終被黃河南岸的大禹部落吸收，而且傳承至今。陶寺文化也因此成為中華文明這棵枝繁葉茂的大樹，考古工作者又一次成功的穿越時空，把最有可能的歷史真相展示給我們，如今，對中華文明源頭的探索仍在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