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陸軍第11師31團副參謀長馬學政在乃堆拉山口指揮所前觀察。
1967年9月11日,印度軍隊從中印邊界的乃堆拉山口悍然對我國發動武裝入侵,企圖一舉消滅我軍在乃堆拉山口守點分隊,或把我軍乃堆拉山口守備分隊趕走,逐個消滅或擊潰我軍在中印邊界一線的邊防部隊,進而奪取亞東地區,為達賴叛國集團建立獨立的喜瑪拉雅王國打開通道。但印度過高地估計了自身實力,把我軍“不打第一槍、不主動惹事”的做法看成是軟弱可欺。印度軍隊在乃堆拉山口的武裝進攻受到我軍邊防部隊堅決反擊,傷亡慘重。印度政府便賊喊捉賊地向我國駐印使館提出照會,誣衊我軍邊防部隊向印軍發動“進攻”,還煞有介事地提出:“為了緩和緊張形勢和防止局勢變得十分嚴重,建議雙方立即停火,在這個地段的雙方部隊司令官在乃堆拉山口會談”。
9月14日。前方指揮所周在明股長打電話給我,傳達周恩來總理指示:“敵人不打炮了,我們也停止打炮。敵人不打槍了,我們也停止打槍。”但是,敵人一直到14日中午才停止炮擊,我軍即於14日15時停止了炮擊。次日上午,印軍陣地上的輕武器停止射擊,我軍隨即也停止了射擊。
15日19時,我軍乃堆拉山口指揮所收到總部電報:“將印軍入侵時遺棄在我軍陣地上的屍體、武器彈藥及軍用物資集中起來,通知印軍16日12時到山口領取,並擬好移交方案立即上報總部。移交中應指出,這次衝突是印軍挑起的,侵略中國不會有好下場。我方代表由馬學政副參謀長擔任。”
印軍用報話機將印軍屍體和軍用物資清單向其上級彙報。
總部還是第一次直接向乃堆拉山口發電文。陸軍第11師31團副團長武斌召集我和2營副營長曾仁德、作訓股副股長嚴長啓、6連連長王以相進行研究。武斌副團長説:“印軍遺棄在我境內的屍體和武器彈藥、軍用物資,由6連組織一個排和工兵排負責蒐集集中,要隨時防止敵人突然襲擊。作訓股副股長嚴長啓和孟凡傑幹事負責清點造冊。馬學政副參謀長儘快做好移交方案上報總部。政治處楊學良幹事擬一份通知,讓印軍16日12時來乃堆拉山口領取印軍屍體和軍用物資,並由孫天晉同志翻譯錄成印地語,通過我軍陣地上的喇叭從今晚開始播放。”一切準備工作都在緊張有序地進行着,連日來隆隆的炮火聲突然停了還有些不適應,會把別的聲響誤認為是槍炮聲,常常鬧出笑話。
武斌副團長連續操勞幾個晝夜,趁着大家分頭去做準備的功夫,披了件大衣就斜靠在掩蔽部的石牆上打着呼嚕睡着了。我也是三、四天沒有閤眼了,很疲憊,可這項向印軍移交屍體的任務落在自己的肩上,深感責任重大。團裏這麼多幹部,上級偏偏指定我來擔任中方代表,黨和領導的信任給了我極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絲毫不敢怠慢,反覆琢磨着印方接到通知後和移交過程中種種可能出現的情況及應對措施。到了零點,移交方案終於完成,我又斟酌了幾遍文字,才叫醒武斌副團長審查簽發了。
印軍遺棄在我國境內的槍支。
16日早飯前,6連副連長劉繼明、楊丕和排長萬華全指示3排把一號陣地附近敵人的屍體和武器彈藥向山口集中。特務連副連長白恆興帶着工兵排把二號陣地附近的印軍屍體和軍用物資向山口指定地點集中。指揮所嚴長啓副股長、炮兵參謀許林和、政治處幹事孟凡傑和戰士們一起清點、擺放、造冊、登記。副營長曾仁德組織部隊進入陣地進行掩護。早飯後,陸軍第11師師長王巨全、副政委魏光中也來到乃堆拉山口,親自指揮移交工作。師領導對乃堆拉山口部隊在這次戰鬥中英勇頑強、遵守邊防政策的表現很滿意,與山口指揮員一一握手,又到前沿陣地上看望了戰士們,詢問了戰鬥過程。11點30分,我們從指揮所出來向移交地點走去,師長王巨全心裏還是擔心着移交工作,這是和外國人打交道的事,絕不能出問題。他右臂搭在我的肩膀上,幾乎是摟着我的脖子一同向移交地點走去。師長一邊走一邊語重心長地説:“移交中要提高警惕,防止印軍耍陰謀。要抓住機會,譴責印方,指出這次衝突是印度挑起的,中國軍隊不是好惹的。”後來他在警衞員的陪同下,在現場查看了印軍的屍體和軍用物資後離開了現場。我觀察發現印軍從102陣地下來十多個人,打着紅十字的白旗,沿公路向山口方向走來,隱蔽在山口西側的窪地裏。從印度境內又開來十多輛小汽車,停在99號陣地的公路上,像是印軍的高級官員,他們到達102陣地附近的高地後用望遠鏡向乃堆拉山口觀察。
移交的時間是9月16日北京時間12點。快到約定的時間了,我與印地語翻譯孫天晉同志拿着事先寫好的移交清單站在邊界附近等候,政治處電教組長馮克忍同志帶着照相機負責拍攝移交現場的重要場景。1個小時過去了,就是不見印方人員過來,同志們心裏都有些焦急。明明看到印軍拿着白旗向山口走過來,時間已經過了,怎麼就不見他們出現呢?莫非是他們把時間搞錯了?還是印軍要耍什麼陰謀?我對曾仁德副營長説:“為了防止意外,請師首長回指揮所等候。”又過了1個小時,仍不見印方人員蹤影。99號陣地的印方高級官員開始紛紛驅車返回,總參作戰部的張參謀不斷在電話裏詢問乃堆拉山口的移交情況。14時30分,我想印方沒有來一定是把時間規定沒有搞清,就將想法向總參張參謀作了彙報,建議派印地語翻譯再到陣地上喊話通知對方,後來總部首長同意了。事後我們才知道,那天周恩來總理也在作戰部等候。
我令印地語翻譯孫天晉到陣地距印軍較近處喊話,從100號陣地出來一個印軍指揮官,向孫天晉説了一句話便跑步回了陣地。孫天晉回來向我説:“那個印度軍官聽我喊話後説了句‘對對對!好好好!謝謝你!’便飛快地跑回去了。”又過了幾分鐘,印軍十餘人打着白旗,扛着擔架,從乃堆拉山口西側窪地走了出來,他們用手拉起自己在邊界上架起的鐵絲網,鑽了過來,我們立即將這一鏡頭拍了下來。我和翻譯上前幾步,對印方人説:“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駐乃堆拉山口部隊代表馬學政,你們的代表是哪一位?”印方一位身高不過1.65米,身着風衣,嘴唇凍的發青的軍官沒精打采地説:“我是印方代表,少校錢克拉。”我沒有看見軍銜,請他出示。錢克拉用凍僵的手艱難地解開風衣釦子,亮出了他的軍銜,果然是個少校。我問錢克拉:“我們從昨晚開始就通知你們,移交時間是今日北京時間12點,你們為什麼不按時來?”錢克拉自知來遲還想狡辯,説什麼“我們執行的是新德里時間,另外也是等你們再傳叫。”我以順利達成移交為原則,不再追究來遲原因,立即拿出那份中文、印地文寫好的清單,對錢克拉説:“這是你們於1967年9月11日侵入中國境內進攻時遺棄在中國境內的人員屍體、武器裝備清單。”指着擺在現場的實物對錢克拉説道:“請清點。”錢克拉接過清單看了一會兒,又用報話機向他的上司讀了一遍清單這才決定接收。
中方代表要求印方代表錢克拉少校在移交印軍屍體體和軍用物資清單上簽字,印方代表藉故沒筆不簽字。
見印方準備接收,我便要求錢克拉少校在清單上簽字。身為印方代表的錢克拉少校竟沒有帶筆,要求借我手上的鋼筆用一下。我心想,你們印方代表來領屍連支筆都不帶,竟然開口向我們借,太有損“大印度帝國”尊嚴了。中國人的筆不是隨便就能借的。我決定不借給他,説:“我們的東西是不能隨便借的!”錢克拉無奈,便在他們隨行人員中找筆。有一個大個子士官從他的衣袋裏掏出半截鉛筆遞給了錢克拉,錢克拉拿了鉛筆就準備簽字。我們辦公文都是用墨筆、鋼筆簽字,哪裏有用鉛筆的道理?何況這是國與國之間的交接,絕不能用鉛筆簽名。我便對印方代表擺着手説:“這個簽字是不能用鉛筆的,必須用自來水筆!”過了幾分鐘,錢克拉從鐵絲網外面一個印軍身上找來一支自來水筆,但是軟軟的清單又不好寫字,錢克拉急得抓耳撓腮。他的一個隨從卸下頭上的鋼盔當桌子,錢克拉終於能簽字了,寫了幾下,筆不出水,急得他又是甩筆,又是吐口水,好不容易在兩張清單上籤上了他的名字,真是出夠了洋相。我們及時拍下了當時的鏡頭,後來還刊登在了《人民日報》上。
印方代表錢克拉少校在清點完印軍屍體和槍支彈藥後,在移交清上簽名確認。清單用中印兩國文字註明:“在1967年9月11日印度軍隊越入中國境內進行軍事挑釁時,遺棄在中國境內的屍體及軍用物資”。
這是我人民解放軍西藏邊防部隊向印方移方移交的印軍屍體和軍用物資清單。印方代表錢克拉在清單上簽名認領。
待印方代表簽字後,我也在兩張清單上籤上了“馬學政”三個字,並讓印方人員搬運屍體和物資。十幾個印軍忙着搬運屍體和物資時,錢克拉只是呆呆地站着看。我藉此機會對錢克拉説:“這次武裝入侵事件完全是印度軍隊一手挑起的。”孫天晉同志翻譯後,錢克拉頻頻點頭:“是是是。”接着我嚴正申明:“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侵犯別人,但也絕不允許別人侵犯我們一寸土地。”錢克拉又是回答:“是是是。”我指出:“你們不要把中國軍隊的剋制和忍讓當作軟弱可欺。”錢克拉還是回答:“是是是。”我見錢克拉老是這麼回答,心想這些印度軍官只是完成上司交給的差事,順順利利交差完事,哪管你如何譴責他呢!明天他的上司叫他來挑釁,他可能還是會來挑釁的。我義正辭嚴地對他説:“中國軍隊不是好惹的,侵略中國絕沒有好下場!”錢克拉看了一下中國代表的臉,還是説:“是是是。”
這時,印軍把屍體和軍用物資都搬出了界外,從邊界開來一輛卡車裝上了屍體和物資,離開了乃堆拉山口。
1968年,在重修的乃堆拉指揮所前與戰友合影。後排左一為陸軍第11師31團2營副營長徐世明,中為31團副參謀長馬學政,右一為譯電員,前排左一為警衞員李錫福。
這次印軍發動的武裝入侵,以其代表在我移交清單上簽字,承認侵略,認領屍體而告終。事後,我有關部門從印軍向其上司報告中得知:印軍傷亡607人。我軍在這次自衞還擊戰鬥中以少勝多,英勇頑強,重振了國威軍威,有力地配合了黨和國家的政治和外交鬥爭,我軍傷亡123人。
(作者:馬學政,1935年出生,陝西富平人。1950年12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3年2月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步兵學校,同年調入陸軍第11師工作。1963年赴南京軍事學院學習,1965年畢業後回11師31團任作訓股長、副參謀長。1973年任31團參謀長,1976年因病內調陝西富平縣人武部,1984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