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的復興
曾經對世界文明做出偉大貢獻的東方思想文化
在百年大變局中將發揮獨特作用
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局之下既有挑戰，也有機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為本就充滿不確定性的當今世界更添“不確定”，如何探尋紛繁和變亂中的脈絡和出路？中國如何因應變局，戰略機遇期消失了嗎？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張藴嶺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張藴嶺曾任第十、十一、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中韓友協副會長等職務，其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給出觀察與分析。
資料圖：繁忙的成都國際鐵路港。張浪 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既通曉理論又躬身實踐的知名國際問題專家，您如何看待中國當前所處的世界格局和形勢？
張藴嶺：中國綜合力量快速提升，引起各界高度關注，特別是美國，對華提高了戰略警惕和應對佈局。奧巴馬時期，美國提出重返亞洲，“亞太再平衡”。到了特朗普執政時期，提出“美國第一”，對中國進行全面限制。特朗普採取的對華政策導致中美關係遭遇嚴重困難。
如果説特朗普時期美國還是單獨調整戰略，到了拜登時期，美國就開始動員整個西方，擴建朋友圈來共同應對中國。拜登提出“全面戰略競爭”，包括經濟、政治、軍事等各方面，這被認為是國家治理方式的競爭。中國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注重發揮政府、公有經濟在市場運行中的作用，這被美國認定為背離市場經濟，因此，要對中國進行制約和限制。
拜登提出的“全面戰略競爭”，核心是“誰勝出”的問題，這是戰略競爭的基本含義。儘管戰略競爭與冷戰“誰消滅對方”的問題不同，把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簡單定性為“誰勝出”有很大問題，也是一種“零和遊戲”。因此，形勢還是很嚴峻的，美國會採取各種方式限制中國，加強自己，把中國當作不遵守規則、試圖改變秩序者而加以打壓。這是我們改革開放以來面臨的重大變化和新形勢。
中國會與美國發生對抗嗎？既不能簡單地回答“會”，也難以回答為“不會”，把“會”作為可能，把“不會”作為爭取比較科學。中國不願意對抗，一再宣稱，要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不走傳統大國崛起的老路。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着眼於推動新型國際秩序的建設，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旨在實現“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因此，中國不會主動搞對抗，會盡可能創建利於對話與合作的環境。不過，中國也會對美國及盟友的對抗性做法採取應對措施，目的還是推動關係往前走，而不是往後退。
張藴嶺：應對世界變局，更需要東方的合作文明？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百年大變局？
張藴嶺：百年大變局是中國領導人提出來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和概括。國際關係和秩序的變化是大變局的一個重要方面，但也不僅是國際關係，還包括經濟發展範式、氣候變化等。就發展範式而言，西方工業化幾百年，從英國的工業革命開始，逐步創造了兩大發展趨勢，一個是工業化道路；一個是城市化進程。工業化的生產率高，人們生活得到改善，但工業化生產需要開發自然資源，城市化生活增加廢氣、廢水、垃圾排放，導致生態惡化。隨着世界人口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傳統範式，累積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導致氣候變化，地球整個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科學研究表明，地球現已是負能量運轉，生態已經失衡，無法再自我修復，而且情況還在惡化，這是前所未有的。
我們正經歷一場新的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是希望，也可能導致災難，需要以新的智慧、新的手段趨利避害。這次科技革命的典型特徵是智能化，智能化會產生更高效率，但也會帶來人類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思想觀念的大改變。
就中國而言，處在大變局的中心，是推動變化的重要力量。歷史上，中國曾是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是東方文明和“天下秩序”的中心。近代以來，中國衰落了，受到列強的欺凌和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終止了下行，開啓了民族復興進程。到了這個百年，即2000年時，中國就經濟總量而言，重新列於世界大國之林，此後復興進程加快，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中國的變化本身就是世界變局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不僅中國在變，世界也在變，比如，就力量對比看，最重要的變化是發展中國家羣體力量大幅度提升，西方主導世界的格局發生轉變，力量格局分散化，國際治理多樣化是大趨勢。同時，地球生態、氣候的大變化使得人類共同面對嚴峻挑戰。因此，需要“同舟共濟”，加強合作，搞分裂、對抗沒有贏家。
張藴嶺：中國會與美國發生對抗嗎？
中新社記者：中國的戰略機遇期還在嗎？
張藴嶺：中國戰略機遇期的環境變化了，但仍然存在。戰略機遇期有兩個基本含義，一是自身戰略發展的定位，二是外部的綜合環境。目標設定提供機遇，2035年中國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要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按照這樣的目標設定往前走，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復興，這樣的機遇期是前所未有的。我們有與時俱進地調整與變革的能力，比如，在傳統發展範式難以為繼的情況下，我們適時提出科學發展觀、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在外部環境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我們及時調整，轉向以內為主，內外結合的雙循環發展戰略。
儘管國際形勢風雲突變，美國對華戰略和政策發生重大轉變，由所謂“全面接觸”轉向“全面競爭”，對中國進行制裁、限制、封堵、脱鈎，並且拉攏盟國與夥伴國對中國進行遏制，但是也不能把外部環境看成漆黑一片。一是我們並不是完全被動，也有主動應對的機會和能力，二是並非所有的國家都會選邊站，就是美國也會考慮長期堅持與中國唱對台戲的代價。事實證明，中美不可能完全切割開來，雙方都有避免全面對抗，發展關係，包括合作關係的意願。同時，也不是多數國家都視中國為威脅。無論是與西方國家，還是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關係的戰略空間是存在的，我們應該利用好，把握住，進行開拓。
中國並不孤立，是聯合國體系中的重要成員，是WTO、G20等多邊體系中的重要角色。中國主動提出的倡議、動議，如“一帶一路”、亞投行都在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在高科技領域，雖然美國進行封堵，但中國也有領先領域，同時，企業界也會出於商業利益去尋求發展關係的辦法。“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時看似沒路了，但通過轉換方式和開拓創新，就能創造出新的機遇。最近我主編了兩本書，《百年大變局：世界與中國》和《世界大勢：把握新時代變化的脈搏》，對大變局和世界趨勢與中國的戰略機遇進行了深入分析，提出要創建機遇，這很重要。
資料圖：第18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現場。林潔琪 攝
中新社記者：中國—東盟的合作可為破解今天的世界謎題提供何種經驗？
張藴嶺：時代需要新理念、新文明。東方文化在推動世界和平、合作、發展方面有着豐富內容。如今，隨着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的復興，曾經對世界文明做出偉大貢獻的東方思想文化，在百年大變局中將發揮獨特作用。
東方文化強調相互尊重，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強調求同存異，各方存在分歧是正常的，但大家會向好的方向努力；倡導和諧相處，和而不同，互學互鑑。這些也是命運共同體精神。
東盟的發展之所以不斷取得進步，一條重要的經驗是以協商、協調、共識、合作原則為基礎，而不是以制度干預為基礎。中國與東盟也是如此，堅持協商合作，有事好商量，面對分歧，不搞對抗，通過合作共創利益，共享收益。在紀念中國—東盟對話30週年時，我提出中國—東盟關係的引領是合作價值觀、合作文明。東方文化中有“和為貴”“合作共利”等理念，合作成為一種價值和文明，其意義在於引領推進新國際關係和秩序的構建，推進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認知的新世界。
在我看來，命運共同體倡議的要旨不是推動建立組織，而是推廣理念和基於理念的合作行動。比如，中國與東盟，一個是國家，一個是包括10個國家的區域組織，處理好關係並不容易，但是幾十年走過來，有分歧，而無對抗，“有驚無險”，成功的關鍵就在於以對話促協商，以共識促行動，相向而行。比如，當年中國與東盟開始談判自貿區，各方差別巨大，又逢東盟正處金融危機恢復期，如何破題？我們從東盟國家期望的“早期收穫”（early harvest）開始，中國宣佈率先開放400項農產品，與東盟簽署農業合作協議幫助東南亞農產品進入中國市場，這樣贏得了東盟國家的信任。談判採取了先易後難，分步推進和照顧欠發達國家的特色方式，從而使得自貿區構建過程比較順暢。
受訪者簡介：
中新社記者 楊兵 攝
張藴嶺，國內外著名國際問題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東北亞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獲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所長、國際研究學部主任；第十、十一、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中國亞太學會會長；主要代表作有《尋求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我對東亞合作的研究、參與和思考》，《百年大變局：世界與中國》《世界大勢-把握新時代變化的脈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