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2020年備案審查工作情況的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審查再曬“成績單”，在依申請審查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2020年共收到公民、組織提出的審查建議5146件，為近4年最多。
超過五千件備案審查申請，這個數據可以説令人振奮，雖説將這5146件備案審查建議投諸整個國家各層級的治理場景或許依然談不上成氣候，但要知道，一年就超過5000的審查建議數據，與再早之前進行縱向對比，已經是足堪欣慰的成績：2017年8月，據央視專題片《法治中國》透露，從彼時再往前追溯的四年時間，全國人大常委會總共接受公民和組織提出的各類審查建議才1200餘件。基於此也有理由相信，備案審查案件數量和質量的逐年提升，可以為社會治理的現代化轉型帶來1+1>2的推動效果。
此番大量審查建議的提出以及審查程序的激活，説明在前期備案審查的紮實工作、特別是個案有效示範的作用下，社會各方面對備案審查這一立法監督方式有了充分的想象空間和參與熱情。從駕校教練一紙建議促成多部法規修改、調整，到交警查公民通話記錄被認定違法，以及此次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建議對機場建設費進行合憲性審查，全國人大代表張蘇軍建議對全國多個城市以户籍設置出租車從業障礙提起審查建議等等，在2020年收到的備案審查建議案中，由公民個人提出的達到5144件，已經佔到99.96%。“每個公民都可以是啓動備案審查的引擎”，每次備案審查的個案進展都能夠成為督促相關領域進一步合憲合法合規的關鍵力量。
公民參與備案審查不再侷限於特定專業背景、社會角色，有了更多普通公民與備案審查機構的積極互動，而且也確實產生了不止一例成功撬動國家立法改變的實踐。更為難得的是，在公民提起審查建議前後，不少地方陸續對相關涉嫌違反上位法的條款做出主動調整，比如出租車從業的户籍歧視問題，包括廣州、杭州在內的多個城市就對地方性規範予以修改，取消户籍限制。公民審查建議與地方依職權主動審查的合力，對於積極有效的社會治理而言，可以説彼此呼應、互為倚靠，而二者同時亦是人大監督發揮積極作用的一體兩面。
更進一步，備案審查的充分實踐，不僅有個案數量的提升，以及越來越多成功案例的疊加效果，更有完善制度架構的顯著成效。從2019年開始，全國人大常委會着手推動地方人大常委會建立聽取和審議備案審查工作報告制度。截至目前，全國已有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200多個設區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會建立了備案審查工作情況報告制度，而廣東更是在21個設區的市和140多個縣級人大常委會全部聽取和審議備案審查工作報告，率先實現了省、市、縣三級人大的全覆蓋。
短短兩年時間，備案審查工作報告制度的全面開花，不僅是一個人大立法監督程序的細節完善，更意味着地方公共治理在合憲性審查領域的實踐突破。備案審查不是隻有國家層面的宏大敍事，也必然是地方各級立法機關對本區域內立法事項、具體事務的分內監督。通過人大常委會聽取備案審查工作報告這一既定的制度安排，宣示了備案審查作為人大監督的重要環節，已經內嵌於社會的現代化治理之中，藉助制度安排激活更多個案實踐。
如果説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備案審查渠道直接監督和糾正地方立法事項屬於專業範疇內的縱向提醒，那麼同級人大對相應行政、司法層級的規範性文件的審查糾正，則更帶有人大橫向監督的意味。備案審查流程不僅縱向聯通多級人大，還要更多地通過各種方式橫向影響“一府一委兩院”，立法監督的決心正在與地方治理實現常態化的良性協同。
備案審查的互動與實踐所形成的制度輻射力，通過公民與國家立法的良性互動與彼此守護，不僅能夠照見公眾法治意識、參與熱情的提高，見證人大監督實踐的逐步充盈與日趨剛性，而且也正在呈現和發散出彌足珍貴的法治微光，為現代法治國家的成長留下難得的註腳。
（摘自《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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