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中俄美需建立大國良性互動

俄美關係日前再現“戲劇性”發展。拜登與普京兩位總統就“殺手”問題隔空喊話。克里姆林宮表示，拜登的言論“明確表明他對修復美俄關係不感興趣”，俄羅斯召回駐美大使討論俄美關係前景。另一方面，中美“2+2”阿拉斯加對話不管最後的成果如何，都已經成為中美對話的新起點；在此之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將於3月22日至23日訪華，中俄雙方將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見。中俄美大國關係的新動向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美國白宮近日出台的《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稱中國是“唯一有綜合實力、挑戰美國所建立的國際體制”的國家，這標誌中俄美大國關係互動變化達到一個新的“臨界點”。20世紀以來的大部分時間，美國把蘇聯、冷戰結束後的俄羅斯視為最大的“戰略威脅”，美國對外戰略始終是圍繞着蘇聯到今天的俄羅斯這一“敵人”來展開，其間儘管有合作、重啓與蜜月期，但終究是短暫的曇花一現。俄美雙方都深刻意識到難以實現“同頻共振”，徹底丟掉關係重啓的幻想“整裝再出發”。烏克蘭危機、克里米亞事件後，制裁與反制裁成為俄美關係發展的常態。

拜登政府上台後，因“納瓦利內事件”對俄開始新的制裁。儘管俄羅斯有意開展與美國新政府的戰略對話，但始終沒有得到華盛頓方面的重視與回應。美國還指責俄干涉2020年總統大選，拜登對普京冠以“殺手”這一侮辱性的稱呼，導致俄羅斯召回駐美大使。總體來看，俄美關係自烏克蘭危機以來已下降到冷戰結束後的新低點，目前新一輪的俄美對抗不過是延續既有的制裁與反制裁的常態化發展。儘管不排除未來俄美關係有對話與重啓的可能，也不排除俄美在軍控領域的對話可能獲得突破，但目前的俄美僵局將會延續較長時間。美國一個總的判斷是，俄羅斯在本質上不尋求也沒有力量替代美國作為“頭號超級大國”的地位，因而俄羅斯不再是美國對外戰略日程上首要的考慮對象。

事實上，隨着俄羅斯“向東轉”、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進入新時代以及中美戰略競爭的加深，美國國內很早開始出現一些不同的聲音，包括要反思美國對中俄的雙遏制問題、明確誰是美國“最大的敵人”等，美國政界、學界部分精英開始鼓吹中國才是美國最大的威脅。在特朗普政府後半程，中美關係持續惡化。拜登政府上台後似乎並沒有改變既有的對華強硬政策，反而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裏突出所謂“中國對國際體系構成持久挑戰”。

因此，隨着力量對比的進一步發生變化，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將成為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大國博弈的基本面。可以預見的是，未來中美之間的競爭有可能將會更加激烈，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或許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

儘管如此，在中美戰略競爭局勢下，筆者認為中國仍然具有較大的主動權。

第一，俄羅斯可成為中國重要的戰略依託，中俄團結如山，將成為牽制美國霸權的重要力量。儘管俄羅斯已退出美國對外戰略最核心的“瞄準目標”，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並沒有“放過”俄羅斯，提出要防止俄羅斯在世界舞台發揮顛覆性作用。因此，美國對外戰略中的“雙遏制”仍然存在，一手應對中國，一手應對俄羅斯，勢必進一步促使中俄關系延伸出更多的內生動力。

第二，美國的大部分盟友基本上不會加入美國的“反華大聯盟”。拜登政府視為重要戰略資產的盟友網絡，主要包括歐洲的北約，亞太方向的澳日印韓，以及東南亞方向。但拜登政府所謂的“民主國家同盟體系”難以形成反華大聯盟。

在冷戰特殊的背景下作為凝聚大西洋兩岸的軍事政治組織，北約到今天已經難以發揮多大作用。隨着歐洲自身力量的上升，戰略自主意識的加強，尤其是隨着中歐關係的不斷提升、中國成為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完成等等，使得歐盟不可能跟着美國走上“反華戰車”。美國在亞太方向及東南亞方向的同盟體系本來就不穩固，以雙邊同盟為主，難以形成組合性的同盟體系。加之中國與這些國家都有緊密的經貿關係，臨時拼湊的同盟沒有任何根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的設想不過是一廂情願。

因此，既要看到中美戰略競爭的嚴峻性，又要看到“危”中之“機”，客觀理性看待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儘管前景不可預期，但拜登新政有可能帶來中美關係新的“氣候變化”。在對華政策方面，美國新政府理想主義與務實主義相結合的特點非常明顯，“該合作的合作，該對抗的對抗，該競爭的競爭”，也顯示出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對中方而言，迫切需要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中美之間既有難以調和的矛盾，同時也有看到合作空間的存在。積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繼續推進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長期健康穩定發展，從而促進中俄美大國關係早日進入良性互動。（作者是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