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曉霖（浙江外國語學院教授）
3月12日，美國總統拜登首次主持在線美日印澳“四國峯會”，與其印太夥伴磋商。同時，美國宣佈一週後將與中國舉行“2+2”高級戰略會談，這一會談安排在美國與日本、韓國分別舉行“2+2”會談及美國防長訪問印度之後舉行。上述組合舉動傳遞了一個突出信號：拜登政府試圖構建避免冷戰但有張力的對華關係，使中美關係歸位競合博弈。
拜登政府3月的外交重點鎖定印太地區，表明美國印太戰略框架已基本思考清晰並開始逐步推進，其核心是加固和擴大地緣聯盟，尋求與中國合作以修復被特朗普政府嚴重破壞的多邊框架，並藉助中國力量擺脱本國疫情肆虐和經濟低迷困境。
與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特朗普不同，穩健而老派的拜登更願意“一停二看三通過”，把一切都想明白後才出招。因此，拜登及其外交團隊首先運作一波“電話外交”，既體現先歐後亞排序，也優化熱點地區政策而追求平衡，還頗有深意地啓動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元首熱線，完成點面結合的外交首秀。
拜登在大選鎖定勝局後曾公佈“百日新政”計劃，誓言將優先應對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並對移民和氣候變化等問題採取行動。但是，無論“百日新政”，還是貫穿任期的競選承諾，如想達到預設目標就繞不過中美關係，處理中美關係又難免首鼠兩端：既想借力中國康復經濟並回到世界舞台中心，又不想坐視中國繼續走強且被美國內“仇華派”詬病。於是，拜登政府選擇頗具張力的競爭與合作：在價值觀和話語權這條軌道上保持競爭，在多邊治理、遏制疫情和康復經濟這條軌道上儘量合作。
此輪美國印太外交的戲碼頗有講究，看得出經過刻意設計而環環相扣。美國與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舉行“四國峯會”，將“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頂格升級，形成事實上的“印太戰略”峯會，表明華盛頓高度重視印太戰略並推動其走深做實。在與中國舉行高級別戰略會晤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將雙雙把韓國和日本作為首次出訪目標，並分別舉行“2+2”會談，進一步體現對盟友的重視。
儘管拜登政府的這些印太外交前戲頗為熱鬧，但高潮依然是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中方主角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和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美方為布林肯和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這是繼2月11日牛年除夕中美兩國元首通電話後，兩國高級別官員舉行首次“2+2”戰略對話，分量自然很不一般。
分析家認為，為了避免輿論干擾，會談地點定在美國飛地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而且美國搶先單方面發佈，有顯示“握有主動權”之意。安克雷奇會談意味着拜登政府正式回應中方改善關係的意願和呼籲，會談可望為陸續恢復或重建兩國經濟、貿易、人文、金融、司法和軍事等多領域對話機制奠定基礎。這應當是雙邊關係向好的跡象。
拜登政府的印太外交和對華政策有其內在邏輯：一方面，特朗普過去4年的外交把美國搞成政治“寡人”和貿易輸家，對中國的各種剛性外交、粗暴外交都以失敗告終。拜登不得不收拾這個爛攤子，力求在確保“美國優先”前提下重新加入各種多邊框架，修復與盟友的關係，避免美國主導建立的戰後安全和經濟體系徹底崩潰，也避免諸多熱點、難點和焦點問題因為大國作用供給不足而導致失控。
另一方面，美國大選劣幣驅良幣，民主黨和共和黨競相抹黑中國，不僅形成妖魔化中國的精英共識，還毒化民間氣氛，給雙邊關係轉圜增加了難度。此外，美國社會的分裂依然難以彌合，特朗普不僅給共和黨打下深刻烙印，還給拜登和民主黨帶了節奏，使拜登被迫隨之起舞，以免兩年後輸掉中期選舉，並給特朗普奪回白宮以可乘之機。
拜登政府逐漸正視中國並重返競合軌道，也有其無法迴避的現實因素，即中國成功控制疫情並快速實現經濟回升，不僅加速縮小與美國的差距，還通過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和中歐投資協定，挫敗特朗普試圖拉攏亞太和歐洲夥伴孤立並遏制中國的幻想。當然，中方本着維護兩國人民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良好願望，一直在釋放正面信息，為拜登政府邁出這一步創造了條件。
競合原本是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的常態，隨着中國實力差距逐漸縮小，同時因美國戰略自信日益不足，這種常態關係出現了消極變化。拜登政府的戰略與外交本質上與特朗普政府並無二致，只是存在程度、方式和策略差異，因此中美關係即使重返競合軌道，也必然是充滿張力的博弈，對此我們當有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