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
綜合編譯 賈曉靜
每個星期天，賽迪·伯格都會紀念已逝的侄子比約恩·布朗。她在日落時分步行到海邊，靜靜地看着水面，然後為侄子點燃一支蠟燭。
“他是個很棒的孩子。”伯格告訴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他過去常來看望我們，我們一起度假。他曾有過完整的未來，現在，一切都化為烏有。”
3年前，一名持刀者在街頭殺害了布朗。布朗當時23歲，是一位充滿抱負的音樂人。警方進行了調查，但沒逮捕任何嫌犯，也沒有發現作案動機。布朗的家人一直沉浸在悲痛中。
近年來，英國的持刀犯罪率逐年上升。NBC援引英國政府的統計數據稱，截至去年3月，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發生了超過4.5萬起持刀犯罪案件。人們擔心，疫情會讓類似事件進一步增加。
英國路透社稱，2011年至今的10年間，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持刀犯罪率增加了51%。在倫敦，持刀犯罪率在一年中上升了7%，達到28%，類似案件大多在青少年人羣中發生。
英國《獨立報》援引英國巴納多兒童慈善機構的分析稱，英國各地的持刀犯罪率上升是這個國家“更廣泛、更復雜問題的前兆”：在英國，超過50%的持刀傷人案件的目的是搶劫，還有部分是性侵，行兇者大多是“沒讀書、沒工作、沒榜樣、沒希望”的年輕人。
“這個國家的年輕人正在成為被拋棄的一代”
73歲的布魯斯·霍爾德是英國頂尖的刑事律師之一。2020年退休前，他曾任英國刑事律師協會主席，也是英國首任刑事檢控主任。從業44年間，這位金牌律師接觸過許多持刀傷人案件，年齡最小的犯罪嫌疑人只有7歲。
“這個國家的年輕人正在成為被拋棄的一代。”霍爾德告訴英國《晚間標準》報，在職業生涯裏，他見證了年輕人持刀犯罪率的快速上升。“一旦（年輕人）做了這樣的事，人們就會把（他們重新回到社會的大門的）‘鑰匙’扔掉。我想做的是從根本上阻止他們走向犯罪。”他説。
退休後的霍爾德成立了一個青少年心理健康在線輔導平台，與謝菲爾德大學合作預防青少年犯罪。他希望在未來3年內將平台服務拓展到倫敦以外的地區。
20年前，霍爾德曾在巴西親歷持刀搶劫。一天早上，他在科帕卡巴納海灘散步時，一名11歲的男孩和一名13歲的男孩慢慢走近。“太可怕了，一切讓我震驚。”他回憶道，“大一點兒的孩子揮舞起長刀，他們只是為了搶走一些鈔票和我的手帕。”
霍爾德認為，年輕人陷入持刀犯罪的主要原因有三個：來自同輩人的壓力、出身的社區、當地幫派提供的“超乎想象的金錢”。他告訴《晚間標準》報，隨着近年來英國政府不斷關閉青少年中心並削減相關經費，一些針對青少年的支持被切斷，導致越來越多的青少年陷入絕望。
2010年至2020年，英國在青年服務方面的支出削減了73%，導致760個青年俱樂部關門、4500名青年工作者失業。人們相信，疫情將進一步加劇英國的青少年持刀犯罪危機。
霍爾德指出，造成英國青少年犯罪率升高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制定政策時過於短視”。“這是一場‘完美風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現實不滿，他們缺乏教育機會，心理狀況不佳。”他説。
抗風險能力差的人承受了最大沖擊
退休警司約翰·桑德蘭花了20年應對城市暴力，他對暴力帶來的痛苦深有體會。
“我還記得他的家人唱出讚美詩的聲音，以及人羣中發出的哀嚎……那是令人難以置信、永遠無法忘懷的聲音。”2007年，居住在倫敦西區的16歲少年柯喬·巖加被當街刺死，桑德蘭經手了這起案件，對其中的一些細節難以忘懷。
桑德蘭也將青少年持刀犯罪率激增歸因於“年輕人的貧困和缺乏前景”。他告訴NBC，青年遭到“社會剝奪”與持刀犯罪的關聯相當密切：“暴力行為往往滋生於失業率高、經濟流動性低的社區。當這些社區針對青少年教育的資金被削減時，絕望和犯罪的螺旋就會加劇上升。”
“疫情造成的經濟低迷令人擔憂。這意味着，（社會）為潛在的青少年罪犯提供的安全網正在消失……那些風險承受能力較低的人，往往需要承受（經濟緊縮）最大的衝擊。”桑德蘭説。
倫敦市政府的統計數據顯示，該市超過四分之三的暴力案件發生在最貧困的10個行政區。這些區域的兒童貧困比例高於倫敦的平均水平。
19歲的傑馬爾·喬納斯來自倫敦南部，是青年工作者和説唱歌手。2017年，他17歲的弟弟邁克爾被人持刀刺死。他告訴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那些選擇行兇的孩子“沒有任何理由珍視生命，哪怕是自己的生命”，“倫敦猶如戰區。年輕人周圍到處可見暴力和幫派。”
懲罰、重判不能趕走恐懼
5月1日，17歲的德拉諾·薩繆爾斯在伯明翰的斯梅思威克被刺身亡；3月，19歲的傑克·巴里在附近街區以相同方式遇害；1月，15歲的吉恩·林肯被人刺傷後身亡……2021年以來，針對青少年的持刀暴力案件在伯明翰時有發生。
“我們要在無政府狀態甚至恐怖中繼續生活嗎？”社區活動人士德斯蒙德·賈杜告訴《衞報》，一連串青少年遇襲事件刺痛了伯明翰當地人的神經。“説這話並不過分。年輕人應該珍惜生命，長輩們不該埋葬他們的孩子。”
該市工黨議員傑克·德羅米表示，人們需要對城市中的持刀犯罪問題加以重視，“太多生命因暴力消逝，我們必須將肇事者繩之以法。”《衞報》稱，人們對這幾起暴力事件的具體情況知之甚少，但專家認為，學校停課可能導致學生們陷入困境，進而投身犯罪。
“失學後的年輕人更容易受到剝削、被吸引加入幫派，這就是為什麼你能看到大量無所事事的年輕人。”“青年暴力問題解決中心”創始人克雷格·平尼克指出，“疫情加劇了年輕人的脆弱性，而懲罰、重判對預防犯罪於事無補，這些手段並不能趕走孩子們心底的恐懼。”
倫敦城市大學犯罪學專家詹姆斯·亞歷山大的研究表明，位於內城的住宅區正成為“暴力的傳送帶”，在那裏，年輕人越來越多地“走向犯罪”。“隨着抗疫封鎖政策解除，以及疫情期間經濟波動的持續，（年輕人走向犯罪）的過程可能加速。”他説。
亞歷山大認為，考慮到年輕人巨大的收入壓力，未來，持刀犯罪和青少年暴力事件會繼續上升。“治癒類似的‘社區崩潰’需要所有人通力合作。”他告訴NBC，“與那些持刀搶劫者的父母交談時，你會真實地感到他們的孤獨。和告訴他們‘我是青年工作者，我有解決方案’相比，更好的説法是‘我是青年工作者，讓我們幫助您制定解決方案’。”
《晚間標準》報稱，青少年暴力導致英國每年損失7.8億英鎊。霍爾德認為，長遠來看，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需要從政府層面提出“更智能的方案”。他建議國家成立相關機構，持續為青少年就業、輔導和活動中心等提供發展資金。“對一個孩子來説，一對一指導或者一份能夠提供幫助的工作，要比在少年犯收容所裏待6周有吸引力得多。”
阻止青少年犯罪需要“整個國家的共同努力”
NBC稱，上世紀90年代，流行病學家在犯罪猖獗的美國芝加哥通過公共衞生政策解決街頭暴力問題。當局不僅採取了加強警務、懲戒等措施，也嘗試改善“潛在犯罪分子”的發展前景，比如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再教育機會等，幫助他們遠離幫派。
英國格拉斯哥的政府官員曾在多年前複製這個大型社會實驗。官員們相信一條簡單的原則：暴力是可避免、可預防的。
基於這一理念，格拉斯哥市政府、學校、衞生組織和社會服務部門共同為年輕人提供“跳板”，幫他們建立更好的非暴力生活方式。在該計劃實施的第12年也就是2005年，格拉斯哥的兇殺率下降了一半。
輿論認為，倫敦有必要嘗試類似的計劃，讓更多青年受益。2020年，倫敦成立了專門的“減少青少年暴力部門”。市長薩迪克·汗稱，要從暴力的源頭着手，“阻止惡性傷人事件繼續蔓延”。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相信倫敦可以複製格拉斯哥的成功。亞歷山大、桑德蘭等人對此持保留態度。他們擔心，如果沒有格拉斯哥式的“非政治手段”，倫敦的努力會以失敗告終。
“當政治家取得領導權時，他為減少暴力制定的方案就會變成黨派之爭或短期施政合理性討論的焦點。由於類似原因，大多數政治家很難擁有能夠超越下次選舉的視野。”桑德蘭説。
對布朗的家人來説，無法懲罰加害者是令人沮喪的消息。正義被剝奪，他們能做的只有尋求安慰：希望有一天，其他人可以免受類似的痛苦。
“我們必須繼續討論。培養一個孩子不僅需要一個人的努力，還需要一個村莊、一個社區，乃至整個國家的共同努力。”賽迪·伯格告訴NBC，“我不希望侄子白白死去。”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