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將與“特朗普的美國”切割，中美能否回到過去？
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其最終目的都是鞏固美國的霸權，服務於美國的根本利益，所謂的“根本性不同”僅僅是目標實現方式上的差異。
不少人可能都還記得這張照片。
來源：NBC news
2011年5月，白宮戰情室。時任總統奧巴馬（左起第二位）緊盯大屏幕，與白宮一眾高官關注着襲殺“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的行動進展。在他右手邊，坐着如今的當選總統拜登。而與拜登同樣身着淺藍色襯衣的布林肯，正從照片中央偏右的位置探出頭來盯着前方。
布林肯當時是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如今，他已被拜登提名為下任美國國務卿。如無意外，他將在明年取代現總統特朗普的“寵臣”蓬佩奧。
事實上，拜登24日提名的許多人都是奧巴馬執政時期的熟人。因此，有言論調侃拜登政府不過是“奧巴馬的第三任期”。
果真如此嗎？美國與世界各國的關係會回到4年前的模樣嗎？
同特朗普切割
所謂葉落知秋。拜登將採取怎樣的外交政策，通過對其外交和安全事務團隊成員的解析可見一斑。
拜登已公佈的首批政府高官名單，均集中在外交和國防領域，名單如下：
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
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
國土安全部長-亞歷杭德羅·馬約卡斯
情報總監-艾薇兒·海恩斯
常駐聯合國代表-托馬斯·格林菲爾德
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將進入國家安全委員會）
拜登提名6位政府高官。來源：CNN
這份名單，與特朗普政府有着鮮明的不同特點。
首先，拜登提名的成員基本都是長期從事外交工作的職業外交官，相關經驗豐富，“建制派”色彩明顯，反映了向美國傳統自由派外交理念的迴歸。相比之下，特朗普團隊成員多為“門外漢”。比如布林肯，近20年前就與拜登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共事；而國務院“老人”沙利文不僅是前國務卿希拉里的幕僚，還在2015年伊朗核協議的談判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次，這批成員均在外交和國防領域，表明拜登意識到美國外交在過去4年出了大問題，所以急於修復其受損的影響力，把恢復其國際地位視為施政的優先事項。比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特朗普極為消極的態度導致美歐關係波折頻現，但拜登不僅把氣候問題特使的人選與傳統上的重要高官一起提名，而且人選還是前任國務卿這樣的重量級人物。
2018年6月，特朗普在G7峯會上被圍攻。 來源：時代週刊
的確，從特朗普在G7峯會上被“圍攻光明頂”到威脅在連任後退出北約組織，從不斷同世界各國挑起貿易糾紛到在新冠疫情暴發後退出世界衞生組織（WTO），特朗普的外交策略處處表現出與美國傳統上渴望領導世界的不同。
拜登恰恰相反。在提名一眾高官的當天，拜登即宣佈美國“準備好領導世界，而不是退出世界”——這是對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理念最鮮明的切割。
迴歸傳統共識
那麼拜登具體將怎麼做呢？
綜合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沈丁立、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朱鋒接受深海區採訪時的分析，拜登的外交政策將呈現“兩會一不”的特點：
第一，拜登會強化與美國傳統盟友的協調合作，強調其共有的價值觀，修復、鞏固和提高在特朗普時期受損嚴重的同盟關係。這裏不僅有法德這樣的北約盟國，也包括新加坡、印度這樣的緊密夥伴。
第二，拜登會扭轉特朗普時期頻繁“退羣”的做法，重新加入一些國際組織或國際條約，比如巴黎氣候協定、WHO，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同時儘可能爭奪在多邊場合的主導權，以恢復所謂的“美國的歷史性作用”。
第三，拜登不會輕易表現出特朗普政府般的偏執和情緒化，其團隊成員構成相對穩定，政策手段相對温和，可預測性較強。例如在特朗普消極多變的軍控領域，拜登將尋求延長美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中美能回到過去嗎？
總的來説，拜登團隊的外交政策將呈現對美國二戰以來傳統共識的迴歸。然而，在對地區和世界都至關重要的中美關係問題上，拜登團隊的對華立場雖很可能有別於特朗普政府，但兩國關係恐怕難以回到過去。
2015年訪華的布林肯乘高鐵去天津參觀低碳項目，併發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 來源：Twitter
一方面，布林肯日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拜登的對華政策將與特朗普政府存在“根本性不同”。根據他去年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題為《競爭，但不帶來災難》的文章，布林肯認為兩國關係不應跌入“冷戰”，中美可以共存，可以競爭，但不應在所有領域陷入對抗，要防止兩國關係滑入危險的衝突狀態。例如在貿易爭端上，布林肯表示美國應該堅持基於規則的體系性競爭，堅持透明性和基本的商業互惠性。
被提名為國家安全顧問的沙利文也持相似看法。他認為中美可以在競爭中共存，美國不能天真地認為冷戰的邏輯仍然適用。世界上沒有國家願為意識形態做武裝鬥爭的準備，支持美式民主不等同於反對中國。
沙利文（右）與希拉里在伊核談判期間。來源：美聯社
另一方面，布林肯所謂的“根本性不同”，必然是打了折扣的。事實上，獲拜登提名的多位人選都認可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已經結束的論調，並在高技術產業“脱鈎”等問題上發表過強硬觀點——這與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十分相似，反映了美國政界的整體變化。
朱鋒認為，受特朗普執政期間不斷妖魔化中國的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民意基礎已經出現重大變化，政界高層對於中國的認知也更加激進。即便拜登團隊核心成員相對穩健，他們也不免受到民主黨激進派和共和黨民粹派的影響。
沈丁立強調，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其最終目的都是鞏固美國的霸權，服務於美國的根本利益，所謂的“根本性不同”僅僅是目標實現方式上的差異。
撰稿 楊一帆
編輯 王若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