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 賈靜晗
2021年的春節，李偉平是在尼日利亞的工地上過的。他來自北京一家機械設備公司，在非洲工作。當他回家過年的願望將要實現時，臨出發的頭一天，被告知血清抗體檢測結果是陽性，不能上飛機。
為了回家，他一度想要偽造檢測結果，“只要能讓我回國，哪怕回國拘留也無所謂，最起碼拘留是在國內，但你長期在國外漂的話，這是另一個世界，那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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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7日，李偉平清楚地記得這一天。那天早上，他收到“血清檢測IgM和IgG抗體陽性”的結果，憋了兩個月“回家”的期望一下子破滅了，李偉平懵了。回過神來，他的第一個反應是發消息給妻子，“回不去了。”
由於還處於21天隔離期，他趕緊約了另一家指定機構上門複檢——結果又是陽性。李偉平不信邪，又複檢了一次，還是同樣的結果。李偉平意識到自己可能感染過新冠病毒，是一個康復後的“無症狀感染者”。
但他想不通的是，之前做了那麼多次檢測，無論是在公司項目裏時不時進行的血清檢測，還是在拉各斯（尼日利亞最大港口城市）賓館前台做的試紙檢測，甚至預訂機票之前在大使館指定機構進行的檢測，結果都是陰性，怎麼偏偏就在最後一天變成了陽性呢？
李偉平猜測，自己有可能是在某次與一位既往感染者同乘一輛車時感染上的病毒，但在那之後他馬上去醫院做了核酸，結果沒有問題。工程項目中接觸的人員龐雜，既有當地人，也有一些中方維修人員，李偉平無法判定自己到底是什麼時候、在哪裏感染的。
要回國，首先得拿到中國大使館開具的健康碼。隨着疫情形勢的變化，健康碼的申領政策也在不斷調整。在2021年11月下發的通知中，所有赴華人員登機前需進行2次核酸檢測和1次血清抗體檢測，分別在登機前7天和48小時內進行，並嚴格執行21天隔離閉環管理；申領“防疫健康碼國際版”時，需提交核酸及血清抗體檢測證明、《乘機赴華人員隔離滿21天證明》在內的11份證明文件。對於IgM和IgG抗體陽性的返華人員，則需要出具兩次疫苗證明。但尼日利亞直到2021年8月才開始普及疫苗接種，李偉平已經來不及在回國之前打完兩針。
從2005年出國工作算起，今年是李偉平在異鄉度過的第6個春節，也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他滯留非洲的第3個春節。
2019年12月31日，李偉平被公司派往尼日利亞，負責工程技術工作，每天滿工地跑，檢查、維修各個設備。2021年9月，管理備件的同事回國了，李偉平又被調到了備件崗位上。他從偏遠的工地搬進了城市的公寓，屋裏只有他和堆滿客廳的零件。
要理解一個異國打工者對於“回家”的渴望其實很容易。這裏的生活太枯燥了，每一天都是對前一天的重複：6點起牀，與國內對接訂單；8點，打包備件，給客户發貨；下午4點之後會輕鬆一些，睡一覺，起來統計賬目，到了凌晨2點——正好是國內的早上8點，與國內核對客户需求，到凌晨3點左右，忙完了一天的活，接着睡覺。
由於疫情和隨時可能發生的暴亂，半年來，李偉平和其他中國同事很少離開那棟公寓的房間。在這樣的日子裏，“回家”是惟一的盼頭。
為了回國，李偉平準備了兩個多月。現在，一切都泡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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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日利亞約生活着10萬華僑華人，其中有大量的打工者隨着工廠或基建、礦產等工程項目來到這裏。截至2月11日，非洲累計報告1104萬新冠病例，其中尼日利亞累計病例為25.4萬。雖然非洲的第4波疫情已經出現回落，但沒有人知道第5波疫情何時會到來。
在尼日利亞，檢測結果是一個難以把控的未知數。2021年10月，世衞組織在一次發佈會上強調，“目前非洲大陸檢測到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僅為真實數字的約14.2%，即7個患者中只有1人接受了檢測，而其餘85%以上的新冠肺炎患者並未被發現。”
此外，“檢測不準”時有發生。李偉平的一個項目同事在上飛機前的頭一天去檢測核酸和血清，結果都是陽性。李偉平知道後，讓他去大使館指定的54 Gene實驗室再做一遍。出發當天的晚上6點，他拿到第二遍檢測的結果——核酸、血清均為陰性，立刻打電話給大使館，申請綠碼，登上了晚上10點回國的飛機。
李偉平自己卻沒這麼幸運。三次檢測結果都呈陽性後，李偉平在“回不去”的絕望中甚至想到了偽造檢測報告。後來，他承認那是一時的衝動，他清楚這個行為將造成怎樣的後果。
李偉平的妻子收到短信後，立刻打給丈夫打來視頻電話。正忙着找人求助的李偉平只回了一句，我這邊有點狀況，一會兒跟你説，便掛了電話。妻子着急起來，以為丈夫在國外出了事，哭着給婆婆打電話，説不知道什麼情況，突然間回不來了。
李偉平忙完複檢，給家裏打電話，妻子還在哭着。妻子叮囑他，回不來就在那邊注意安全，每天打電話給家裏彙報一下身體狀況。
對於在非洲的中國打工者，“回家”是一場充滿不確定的冒險——它的結果由許多個概率性事件相疊加而得到。意外總是比飛機先來臨。
同樣在尼日利亞從事機械設備工作的吳祥已經是第4次嘗試回國了。只是，“這次可能又回不去了。”他説。2021年9月，他向公司申請回國休假，通過票務代理買到了一張2021年11月6日回上海的機票。當時的政策要求提前7天到指定賓館隔離。2021年10月28日，吳祥驅車前往200公里外的拉各斯，4名持槍的安保人員開着皮卡車跟隨他，以確保途中的安全。住進酒店的第一天，吳祥就收到了航班熔斷的消息，回不去了。
“熔斷”一詞來自2020年6月中國民用航空局發佈的《民航局關於調整國際客運航班的通知》：航空公司同一航線航班，入境後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的旅客人數達到5個的，暫停該公司該航線運行2周；達到10個的，暫停該公司該航線運行4周。根據民航資源網的統計，2020年6月11日第一班被“熔斷”的航班入境開始到2022年1月16日為止，中國已對445次航班採取了熔斷。
很快，票務代理又為吳祥搶到了2021年12月5日飛廣州的機票。這一次，他還沒來得及申請綠碼，航班又熔斷了。航班改簽到2021年12月13日，接着熔斷。最近的一次，他搶到了2月19日的機票，並提前21天來到拉各斯。同樣是住進賓館的第一天，他突然被告知，中轉國埃塞俄比亞的防疫政策變了，原本要求的兩天隔離時間增加為了7天。他試着提出申請，希望能縮短在拉各斯隔離的時間，以趕上2月22日從埃塞俄比亞到中國的航班，但大使館拒絕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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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平所在的項目裏，有二三十個中國人，除夕夜，他們在工程營地的院子裏支了幾張桌子和一個燒烤架，讓廚師比平常多做了幾個菜，喝酒、吃燒烤、涮火鍋。認識的、不認識的中國人聚在一塊兒，在這個離家萬里的除夕夜裏，也沒什麼好聊的，於是就分享起了自己家鄉的春節習俗。
吃完飯，人們按照慣例組織起了套圈遊戲，李偉平套了瓶紅酒。往年，工地上的春節娛樂還包括枱球比賽和抽獎活動。晚上八九點，人羣就散了，工人們回到自己的宿舍，各自捧着手機看春晚——工地上信號不好，電視裏收不到中國節目，於是春晚也只能自己一個人看了。
李偉平在除夕早上5點左右給家裏打上一通視頻電話，那時候正好是國內中午12點，可以看到家裏的團圓飯吃了些什麼。大年初一，中國工人們三五個一起，在各個宿舍之間串門、喝酒。大家都拿出自己的珍藏——紅的、白的、啤的，組個小局，喝上一通。下午，李偉平回到自己的宿舍，把平日裏攢的衣服洗了。大年初二，工地開工，李偉平的春節結束了。
對於李偉平和大多數打工者而言，選擇留在非洲的理由，無外乎那筆高於國內的薪水。李偉平家中有兩個孩子，妻子沒有工作，專職照料他們。李偉平算了一筆賬，孩子上學、看病、房貸、一家人的生活費，一個月加起來得有一萬元左右，如果在國內幹，一個月除了基本開支外也就剩不下什麼錢了。而在國外，他每月能拿到比國內高出一萬元的補貼。
被大多數人忽略的是，這些想回國的打工者，他們除了是“境外返華人員”——在火車站、機場的喇叭裏，這個代稱往往意味着特殊、危險和“集中隔離”，同樣也是一個渴盼着回家過年的父親、丈夫、兒子。
提起女兒的年齡，李偉平算了一下，“2008年的，今年初二。”他心裏頭覺得自己虧欠了孩子——這幾乎是所有常年在外的父親繞不開的話題。他最大的遺憾是，兒子今年6歲，他還沒有陪他度過一次春節。
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李偉平感覺女兒和自己的關係變得生疏了。打電話，聊了兩句，就不知道從哪裏開口。女兒總是淡淡地用一句“爸爸我沒事，你們聊吧，我走了”結束對話。
唯一一次女兒向他表露出激烈情緒，是在李偉平告訴女兒自己“7月份回不去”時——他原本的計劃是去年7月份回國，於是向女兒承諾了暑假帶她出去玩。女兒不停地埋怨他，明明知道回來有困難，為什麼還把機票訂得這麼晚？如果提前一點準備，是不是就可以回來了？説完，女兒“啪”地摔了手機。
“我們這個工作性質就決定了你必須到處跑、到處奔波，你要想掙錢的話，就得去國外，這是行業的默認的一種規則。”像所有無奈的父親一樣，李偉平學會了“糊弄”。孩子有什麼請求，先答應下來，實現不了，就先找點理由拖着，能拖一下是一下。
糊弄多了，李偉平在孩子眼裏失了信。“在國外，走了之後最少半年，現在碰到疫情，兩年時間回不去，孩子提一些什麼要求，當時認為可能沒問題，我能做到，但是最後回不去，就只能一步步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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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平發現，最近的返華政策鬆動了，申請綠碼不需要檢測血清了。但是，航班變得更少了，熔斷愈發頻繁。機票也變得更貴，從原來的三四萬元漲到了六七萬元。他還不能立刻訂機票，要等到公司派了新的同事來接替工作，有了準兒，他才能走。但等他訂了機票，又要排到幾個月之後？他也説不準。
公寓裏太冷清，今年春節，李偉平從拉各斯開車來到原先的項目工地，和那裏的中國同事們一塊兒過，多少能沾點熱鬧氣氛。
吳祥還待在隔離賓館裏——他還沒有放棄2月19日回家的希望，決定春節之後再打電話問一問大使館。隔離前，他買了自己愛吃的水果和小魚乾，還有成打的啤酒，作為過節對自己的獎賞。賓館是中國人開的，吳祥猜測，門外或許也掛了燈籠、貼了春聯。這是他第3次獨自在國外過新年了，前兩次分別是在也門和俄羅斯。
全球疫情嚴重的時候，李偉平在網上看到有人評論從海外回國的人，“祖國建設你不在，萬里投毒第一名”。李偉平和同事們都因此感到受傷。“我們在外面也是在為祖國做貢獻，對吧？跟着很多中資企業，掙的是外匯、美元，工資也都寄回家裏，在國內消費。包括一些政策，可能是保護國內的大部分人，但是外邊還有一部分人，這部分人數量也很大，他們其實很多都是響應國家的號召。”
吳祥把這些對歸國海外人員的偏見歸於一種“未經歷”和“不瞭解”帶來的隔膜。
除夕夜，吳祥在空落落的酒店房間裏，用一貫樂觀的語調與電話另一端的妻子、女兒拉家常。沒有太多的叮囑或噓寒問暖，他想，反正，就快回去了。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