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久前剛剛召開了所謂的“民主峯會”，這是又一起與以往的全球化進程發生明顯斷裂的事件。當前拜登政府正以有別於其前任特朗普的方式，推進與特朗普時期相同的“事業”：逆全球化。“民主峯會”構造的是一個彼此區隔、相互芥蒂的世界，而不是全球化所需要的打破籬笆、增進往來的世界。這恐怕會成為未來較長時間內的一種“常態”，也標誌着當今時代的特徵已發生範式性變革。去年以來新冠疫情的發生發展，也加劇了全球不同空間的隔閡，阻礙着全球化迴歸正常軌道。
以百年前的全球化潮流為鑑
在今天隨全球化退潮而來的中美相爭異常激烈、國際關係充滿緊張、不少國家內政危機重重的時刻，很多人再次把眼光投向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想從100多年前的歷史場景中為當代政治的變異尋找答案。
這並非徒勞。匈牙利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曾詳細考察了當時的世界變局，他認為19世紀的西方文明奠基於四種基本制度：維也納均勢體系、國際金本位制、自律性市場和自由主義國家。這四種制度各有作用，但自律性市場更具基礎性作用。然而，進入19世紀後期以後，在更加繁密的國際貿易和不斷變幻的國家實力格局面前，這些制度不是左支右絀陷入崩潰，就是給社會生活帶來嚴重問題。與之相似，二戰結束後建立起來的國際組織、國際制度，近年來也在風雨飄搖，難以應對當代世界的時勢變易。
20世紀晚期以來的世界，與19世紀後期一樣經歷了所謂自律性市場的大幅擴展，也重現了在缺乏有效治理的情況下資本運動對以往社會結構的摧毀和對國際秩序的破壞。當然，同時也要看到，國家仍然是相對獨立於資本的存在，在資本運動攪亂政治秩序的同時，國家間的競爭也因彼此之間實力關係的變化而加劇。當代世界的和平護持，已面臨重大挑戰，很多國家在維護社會和諧上也陷入巨大困難。
這種向壞局面的形成，源於戰後歷史結構日趨裂痕累累，想在短期內對它進行修復或推動產生新的時空結構，都很困難。為避免更壞局面的出現，構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和推動對資本運動的有效規制，都殊為重要。
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上半葉的人類經歷，仍是最好的今日之鑑。一戰發生前，經濟全球化在歐洲發生逆轉，原有的歐洲協調體系分崩離析，世界急需新的國際制度安排。一戰結束後，一些大國曾試圖通過建立國際聯盟來解決當時的全球性問題，但因缺乏共識，這一機制最後以失敗而告終。當時世界的主要大國，曾紛紛尋找新的國內和國際問題解決方案，美國是威爾遜主義和羅斯福“新政”、蘇聯是共產主義和計劃經濟、德國則是國家社會主義，當這些“主義”同時出現時，不僅在國家治理而且在全球治理上，都發生了多種理念或方案間的競爭。
逆全球化過程中的範式之變
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類再次進入一輪全球化潮流。過去40年間，各國政策總體來説是發展主義和福利導向的，發達國家的關注點是建構“幸福共同性”的後現代社會和進一步完善福利制度，發展中國家主要是謀求經濟發展、改善民眾生活水平。
時至今日，一些人認為全球化在經濟上的好處已到盡頭，在社會和政治上的負面效應已處於大量釋放期，它表現為貧富分化和經濟不平等現象嚴重加劇、國家作為利益共同體正陷入撕裂、社會反抗變得越來越激烈。這場帶有全球性質的危機也在印證部分人的觀點：全球化在經濟上是利好，但在政治上可能是有害的。
當前的新冠疫情不會“終結全球化”，但會進一步逆轉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模式，也會加劇之前就已出現的全球化危機。隨逆全球化而來的貿易、產業、資金、技術和人員流動的重組，會進一步給一些國家帶來就業、民生等方面的嚴峻挑戰。
對這些問題，以往的發展主義思路已經不敷其時，而需採取一定的社會保護措施。它不意味着不再追求經濟發展，而是對經濟事務的考慮需更多地以保護社會為前提。也正因此，過去多年強調的“效率優先”不再是最適宜的選擇。
直面“雙向運動”的重現
全球化的“過度”與逆全球化過程中的病急亂投醫，都在給今天的人類生活帶來巨大風險和挑戰。
需要認識到，在物質供給極大豐富、科學技術空前發展的今天，人類生活的確定性相比以往不是增強，而是更加減弱了。相比二戰剛結束時世界總體來説還是農村社會，如今城市社會已居主體，但在城市裏享有的便利有多大，人類生活面對的脆弱也就有多高，因為對非自力更生性物質、資源的依賴，在世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空前強化了，這樣的社會更加難以經受全球化的中斷。
這一輪經濟全球化再次“全球性地”拉大了貧富差別、加劇了階層分化，以往它的負外部性大部分被農村承載，而今在城市出現的問題已只能在城市解決，城市生活空間的脆弱性顯著增大。構想出新的措施來應對人類生活的脆弱性，安撫好全球化中的利益受損者，保護社會秩序不至於因“逆全球化”而失常，在今天這個時代重新變得極為重要。
波蘭尼曾提出資本運動中的“雙向運動”：一個是資本主義商品化在全球擴張的運動，另一個是為了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而反對資本主義商品化的社會運動，這是兩種共生但反向的運動。過去幾十年間，人們看到的主要是前一個運動，而自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第二個運動已越來越頻繁醒目地進入人類生活。我們需要充分認識和理解這種變化。（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