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上海證券報】；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下稱兩高報告）3月8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兩高報告提及嚴懲財務造假、操縱市場、內幕交易等行為，強調對資本市場違法犯罪零容忍。
接受上海證券報採訪的專家表示，在資本市場法律制度體系持續完善、違法違規犯罪成本不斷提高、投資者民事賠償渠道更加暢通等手段有效配合下，資本市場的治理能力將進一步顯著提升。
對資本市場違法犯罪零容忍
欺詐發行、財務造假等違法違規行為是資本市場的“毒瘤”，今年的兩高報告中亮出一組組查辦的數據和案例，顯示出最高法、最高檢對違法行為嚴厲打擊的決心。
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披露，2020年從嚴追訴金融詐騙、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起訴4.1萬人，同比上升3.2%。會同公安部對36起重大案件掛牌督辦；會同證監會發布典型案例，嚴懲財務造假、操縱市場、內幕交易，維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在服務金融健康發展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提到，嚴懲操縱證券期貨市場、內幕交易、涉地下錢莊、洗錢等犯罪，嚴厲打擊逃廢債行為，服務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市場秩序和國家金融安全。依法嚴懲違規披露信息、欺詐發行股票等犯罪，對資本市場違法犯罪零容忍。
受訪專家認為，將嚴懲財務造假、操縱市場等寫進兩高報告，強調對資本市場違法犯罪零容忍的態度，有利於全面提高違法違規的處罰力度，形成規範有序、風清氣正的市場生態。
“‘零容忍’意味着要花大力氣建立健全資本市場法治環境，讓資本市場在制度和法律的框架內有效運行。市場各參與主體均應知道行為邊界，守好底線，這樣資本市場生態才能不斷淨化，並形成健康的良性循環機制。”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鋒表示。
最高法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劉貴祥表示，財務造假是資本市場的“毒瘤”之一，清除它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資本市場違法違規犯罪行為的成本，讓做壞事的人付出高昂的代價，形成“壞事做不起”“不敢做壞事”的震懾效應。
不斷健全資本市場法治體系
法治建設是確保資本市場改革行穩致遠的“基石”。專家認為，兩高報告不僅是對過去一段時間司法經驗的總結，更是對未來嚴厲打擊犯罪行為的宣示，完善資本市場法治建設仍是今後亟需着力推進的重要方向。
去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開展了一系列重點工作，全力維護資本市場健康穩定和良好生態。首先，最高法以“法”護航註冊制改革穩步擴圍，先後發佈為科創板、創業板註冊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
其次，為貫徹落實新證券法，最高人民法院於去年7月31日發佈《關於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定》，制定了集體訴訟的司法解釋，進一步強化民事賠償的震懾作用。
此外，在提升證券違法違規成本方面。新證券法、刑法修正案（十一）相繼落地實施，為資本市場完善基礎制度提供法律支持。最高法、最高檢則通過提供強有力的司法保障，增強了立體追責體系威懾力。
“資本市場是規則導向的法治市場。”證監會首席律師焦津洪認為，健全中國特色證券執法體制，全面提升依法治市效能，構建立體化追責體系是完善資本市場法治體系建設的重要保障。
焦津洪表示，在加強監管機構與法院、檢察院的協作配合方面，證監會將探索進一步完善與司法機關之間的協作配合機制，加強協同配合，切實提升打擊證券期貨違法犯罪行為的效果。
從細節上保障法律落地實施
當下市場參與主體更加多元複雜，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加強證券執法司法、打擊證券違法犯罪活動還面臨一些體制、機制性問題，需要從更多細節上作出規定，保障法律的落地實施。
首先，有專家提出，最高法要加快推出與新證券法配套的司法解釋。上海久誠律師事務所主任許峯認為，雖然新證券法規定了內幕交易、操縱市場、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給投資者造成損失的應該賠償，但缺少細則指導，投資者索賠過程中缺少可預測性較強的依據，導致雖然相關違規很多，但索賠案件很少。
“一定要讓法律規定最終落到實處，希望涉及內幕交易、操縱市場、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的司法解釋能夠儘快出台，來推動相關案件的發展。”許峯説道。
進一步增加法治供給、增強金融審判的力量，也是一些代表委員的心聲。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劉新華建議，進一步加大司法制度供給，構建新的證券執法司法體系機制，加大對違法案件的查處力度，增強金融審判的力量，提高金融審判的專業化水平，營造更好的金融法治環境。
在資本市場的違法賠償方面，全國人大代表、深圳證券交易所理事長王建軍提出建議，有必要深化落實民事賠償責任優先原則，構建與註冊制改革相適應的證券罰沒款賠先罰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