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4日清晨，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學院（MIT）華裔教授陳剛在位於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家中被捕。
陳剛被捕一事在中美兩國科學家當中引發巨大反響。隨後的幾周裏，中美學術界發起了一場罕見的聲援潮。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陳剛。
事實上，美國對於政府相關科研人員的調查遠早於這一時間。早在2015年，美國司法部發起的多起針對華人學者所謂的“間諜調查案”就引發了多方關注，這其中包括郗小星案和陳霞芬案——當事人雖然最終被證明完全無辜，然而各自的生活和工作已經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傷害。
過去三年裏，美國政府的行動一步步“升級”，學術界多次受到波及——數百名美國科學家遭到政府調查，數十人因刑事指控被捕。這些案件的背後都與一個名字——“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有關。
2018年11月，美國司法部啓動了這項所謂為了應對外國安全和技術威脅的行動。然而據澎湃新聞的調查和採訪發現，大多數的被調查對象僅僅因為一些文書失誤或較輕的不當行為而遭到解職並提起嚴重的刑事指控。
美國法律專家指出，以一個國家名字來命名的執法調查行動在美國曆史上十分罕見。隨之而來，越來越多的在美中國留學生、華人學者和科學家僅僅因其種族、國籍或與中國的關聯而受到調查的不公平待遇，這已經在華人社區造成了“寒蟬效應”。
從歷史上看，所謂“中國威脅”的論調從來就不新鮮。在美國國內，關於遏制中國的辯論和對華人的不信任，近的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遠的則可溯及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排華法案”。而眼下人們的關切是，歷史正在重演嗎？如果美國政府繼續大肆“獵捕”華人學者，會帶來怎樣的結果？
2021年初，美國政府交替之際，越來越多的美國國內有識之士呼籲拜登政府重新考慮和調整該計劃。2月初，上百位美國政學界人士發表聯名信要求國會盡快對近年來司法部對華人科學家的調查行為舉行聽證會，並呼籲結束這一計劃。
陳剛的律師羅伯·費舍爾（Rob Fisher）向澎湃新聞表示，“我不認為美國司法部在特朗普總統任期的最後時刻提起對陳剛的起訴是一個巧合。”
所謂“中國行動計劃”是否會走向轉折點，正引發外界關注。
震驚學界的指控
過去兩年多時間裏，“中國行動計劃”下被捕和調查的華人學者名單一直在增加，而在中美兩國學界都有着極高知名度的陳剛被捕更是讓許多人震驚。
美國司法部對陳剛的起訴書。
陳剛於2021年1月被捕後，中國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MIT校長雷歐·拉斐爾·萊夫（Leo Rafael Reif）及200多名MIT教授、斯坦福大學校長馬克·特西爾-拉維尼（Marc Tessier-Lavigne）等各界學者接連公開發聲力挺陳剛，痛斥美國司法部起訴陳剛的荒謬。
在陳剛200多名同事給MIT校長的一封公開信中，他們稱檢察官的起訴“詆譭了一些被視為最正常的學術和研究活動……對陳剛的大部分指控是對全體MIT教授的指控。”MIT斯隆管理學院的教授黃亞生對《紐約時報》説，如果説學者們因陳剛案進行的抗議比以往的案件更激烈，那是因為其同事認為陳剛被控隱瞞的活動只是普通行為。陳剛的女兒Karen Chen也在一份公開信中説，“針對我父親的起訴是荒謬的。他被控的許多所謂非法活動都是正常的學術行為。”
陳剛不認罪，在經歷6個小時訊問後獲得保釋。MIT方面對檢方的一項指控提出了異議，還為陳剛支付了法律費用。
現年56歲的陳剛出生於湖北襄陽，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後留學美國，師從著名華人科學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前校長田長霖，是機械工程和納米技術領域的頂級專家。陳剛在MIT工作了20年，是華人科學家中第一位獲得美國工程院院士稱號的學者。
2019年7月，美國政府發起大規模調查華裔科學家行動之際，陳剛在接受《自然》雜誌訪談時就坦言：“當前的氣氛造成了很多（華人科學家）的心理恐懼。”
種種跡象顯示，針對陳剛的調查至少已經持續了一年之久。2020年1月，陳剛在從中國返回美國時在波士頓機場遭海關人員扣留，手機和電腦均被扣押長達60天。由於他拒絕提供密碼，設備無法破解，此次事件草草收場。但針對陳剛的調查顯然沒有就此結束。
陳剛於今年1月被捕後，經歷6個小時訊問後獲准保釋。被捕後的第五天即1月19日正式公佈的起訴書裏，陳剛被指控的具體罪名與檢察官最初在電視上宣稱的相距甚遠，包括“接受2900萬美元資助”“故意騙取美國經費”“向中國推薦人才”“幫助中國科技發展”等指控都不見蹤影。起訴書最終所控罪名主要集中在兩項行為上：未在向美國能源部申請經費和提交年度進展報告時披露自己與中國的關係，包括在中國擔任多個顧問和評審專家身份；在持有多箇中國銀行賬户的情況下，未向美國國税局申報。
“美國科學界非常多的人對陳剛的被捕都感到驚訝。”與陳剛相識超過20年的老友、美國西北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教授G·傑弗裏·斯奈德（G. Jeffrey Snyder）對澎湃新聞説。“這起案件是針對與中國合作學者更廣泛打擊的一部分。科學研究的本質就是合作。這將使（美國學者）對是否應該與中國同行合作提出疑問。從長遠來看，這將損害美國的利益。”
在一份致美國國會、名為“我們都是陳剛”的請願書中，斯奈德指出，司法部起訴書中對陳剛為學生寫推薦信、在中國的科學諮詢委員會任職等在學界司空見慣的做法被描繪成“與外部勢力勾結”並“試圖幫助他們竊取美國技術”，是對正常學術和研究交流的詆譭。他敦促官員停止這種對科學家的迫害。截至目前，他的請願書已經得到了1200多人的聯名簽署。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機械工程系教授克里斯·戴姆斯（Chris Dames）聯絡了70多位陳剛的同事和朋友等人，聯名簽署了另一份名為“維護陳剛，捍衞學術自由”的請願書。請願書指出陳剛的研究與國家安全和經濟間諜毫無關係，而美國政府對陳剛的指控危害了學術自由。
戴姆斯指出，檢方的起訴書重點集中在陳剛2017年申請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的一份“個人簡介”附件上。一項關鍵指控稱，陳剛故意誤導政府，沒有列出自己與中國的所有學術聯繫，以及過去四年的所有合著的研究內容。
但起訴書沒有提到的是，申請文件要求將簡歷長度限制在兩頁內，而陳剛在MIT網站上公開的完整學術簡歷就有123頁，裏面包含他的合著著作等多項信息。
戴姆斯説道，學者們普遍認為，這個兩頁簡介只是提出一些亮點，為了給申請審核者留下深刻印象，而不是列出所有信息。他認為，針對陳剛的起訴書引出了一個讓全美國的研究人員“感到恐懼”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學術簡歷有100頁那麼長，我們該如何決定在這兩頁中突出哪些內容？如果司法部對我們的選擇不滿意，我們也會面臨逮捕嗎？”
戴姆斯還進一步解釋，在學術界的大多數領域，與國家安全有關的研究是極其罕見的，大多數教授在他們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根本不會涉及高度敏感的技術。包括陳剛在內的許多學者都把重點放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上，而不是國家安全或所謂“經濟間諜”活動。
“退一步説，與司法部對學術項目申請文書的無知和誤解或是毀掉一個傑出科學家的職業生涯相比，陳剛案凸顯出的更重大的問題是，如何平衡學術自由與國家和經濟安全之間的關係。”戴姆斯説道。
南得克薩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長期代理相關華人案件的律師金崇世（Andrew Chongseh Kim）告訴澎湃新聞，陳剛案暴露出“中國行動計劃”的一個主要問題：司法部正越來越激進地起訴一些沒必要被起訴的對象。
“他們根本不涉及經濟間諜和商業機密盜竊等‘計劃’原本真正要打擊的犯罪行為，只是一些文書沒填好，本不應該以刑事犯罪起訴。然而政府的做法是傾向於先去起訴他們，哪怕最後發現他們並沒有什麼大問題，就以一個虛假陳述、偷税漏税之類的罪名來定罪。這越來越成為政府的‘劇本’（playbook）。他們甚至不再‘偽裝’是為了查間諜，而是直指與中國有關係的任何美國科學家，為的是製造恐慌。”金崇世説。
“很多人認為，針對這些華裔美國科學家的案件是不公平的。目前還有很多其他華裔美國科學家正在接受調查。對我的委託人來説，最緊迫的問題可能是拜登政府是否會改變什麼，是否會繼續這些調查，還是會有所轉變。”金崇世表示。
“中國行動計劃”是什麼
金崇世所説的轉變是否會發生？首先要理解這些問題：特朗普任上推出“中國行動計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計劃？它從何而來？又為何而在？
美國政府對經濟間諜活動的關注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就已開始升温，早在“中國行動計劃”正式提出之前，美國對與中國等國家相關的措施已經越來越嚴厲。然而隨着特朗普任期內與中國的緊張關係升級，相關案件開始出現激增並且範圍顯著擴大。
2017年特朗普上任後，白宮在當年12月公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將中國定義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稱中國危害美國國家安全與利益，指控中國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報告強調“將考慮對來自指定國家的外國科學、技術、數學和工程（STEM）學生實行限制”，“以減少非傳統情報收集人員的經濟盜竊行為。”
根據新的國家安全戰略，特朗普政府開始謀劃各種策略手段與工具來限制和防堵高科技向國外轉移。多名政府高官多次公開指控在美國大學與科研機構學習工作的華裔科學家、研究學者以及中國留學生是間諜與代理人，稱他們一直在利用傳統或非正統的手段轉移美國的高科技與商業情報信息，從而為限制和打壓華裔科技人員以及中國留學生與訪問學者製造輿論。
2018年6月，根據特朗普政府的要求，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NIH）、國家科學基金會和有關大學及科研機構開始更加全面嚴格地執行聯邦政府的要求，報告與中國有關的國際資助和合作，並與FBI一起啓動了相關調查。
事實上，相關調查至少在一年前或更早的時候就已展開。據美國《科學》雜誌報道，NIH副主任勞爾（Michael Lauer）2018年6月公佈了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其中調查了189名研究者。
這份報告顯示，被調查者中只有4%的人存在知識產權問題。然而最終在調查壓力下，有多達54名學者遭開除或主動提出辭職，其中絕大多數為華人學者。也有學者因此遭到起訴和判刑。這些事件涉及的學術機構和高校包括休斯敦著名癌症研究中心MD安德森以及埃默裏大學等。
“中國行動計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2018年11月1日，時任司法部部長塞申斯（Jeff Sessions）宣佈計劃啓動。他隨後宣佈由司法部助理部長德默斯（John Demers）具體領導“中國行動計劃”，聯邦調查局等多個執法部門參與執行與配合。
根據美國司法部網站介紹，該計劃目的是應對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設定10個優先目標，包括對涉嫌從事商業秘密盜竊和經濟間諜活動的中國公司和個人展開調查並起訴；制定有關“非傳統情報收集者”（如實驗室、大學和國防基地的研究人員）的執法策略；識別和起訴從事商業秘密盜竊、黑客與經濟間諜活動的人；應對中國海外投資“構成的威脅”；反制中國的情報活動和“惡意影響美國公眾的秘密活動”等。
“中國行動計劃”由司法部國家安全局牽頭實施，其他負責人包括美國FBI和司法部高級官員及美國國內五個重點司法區的聯邦檢察官，計劃目的包括但不限於確定應優先處理的商業秘密盜竊案件，以加快案件辦理。2020年4月，負責該計劃實施的德默斯公開表示，希望所有94個美國檢察官辦公室都根據“中國行動計劃”提起案件。
截至2021年3月底，美國司法部“中國行動計劃”網頁上“與中國相關”的典型案件彙編中公示了79條各種性質的案件紀錄（其中包含同一個案件的進展記錄，因此有重複，實際公佈的案件少於79起）。澎湃新聞分析上述案件後發現，在公佈79條記錄中有11條記錄（共8起案件）與大學教授相關，但沒有一例涉及知識產權和商業機密偷竊，指控的罪名都是欺詐、不實陳述、瞞報税款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案例是經過司法部“選擇”後公開的案例，比如陳剛案就沒有被列在其中。該行動計劃下究竟涉及到多少案件並不清楚。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去年7月曾説，該局當時“大約每10小時就開啓一項關於中國的反間諜案件（調查）”，FBI當時正在辦理的近5000起反間諜案件中近一半與中國有關。但他沒有説明這些案件是否都算在“中國行動計劃”框架下。
2020年2月6日，“中國行動計劃”啓動一年多之際，美國著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舉行了一場關於該計劃的專題研討會。會上，包括時任司法部長巴爾、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主任伊凡尼納（William Evanina）、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等一眾該計劃主要負責高官均發表了演説，以罕見直白的語言闡述了“中國行動計劃”的實質目的。
在這次會議上，司法部“中國行動計劃”指導委員會的五位主要負責執行該計劃的檢察官紛紛亮相。他們分別來自五個重要的地區：紐約（金融中心）、加州（高科技企業集中地）、得州（能源和生物醫學集中地）、波士頓（高校集中地）和亞拉巴馬州（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所在地），這也是“中國行動計劃”的重點實施地區。
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檢察官、後來負責起訴陳剛的萊林也參與了這次會議。
時任檢察官萊林。
“一些人會抱怨，（起訴）可能會對與中方的合作產生寒蟬效應。不幸的是，這種反應對於應對來自中國方面的挑戰是必要的。”萊林在會上説，“現在這一切已經公開了。學術界知道，聯邦政府在這一領域的執法是認真的。”
萊林還進一步估計，“調查案件數量將在某個時間點急升，但在產業和學術界對此類問題變得敏感後將開始緩慢下降。”
就在會議的前一週，萊林的轄區裏剛剛接連提起了三起和“中國行動計劃”有關的案件，其中包括引發美國學界轟動的著名化學家查爾斯·M·利伯（Charles M. Lieber）案。利伯在哈佛大學任教，被許多人認為是諾貝爾獎的熱門候選人。萊林在會議發言中公開承認，他希望這些備受矚目的起訴能在學術界產生普遍影響，迫使研究人員遵守信息披露方面的法規。
美國塞頓霍爾大學法學教授陸梅吉（Margaret K. Lewis）在近期發表的題為“罪名化中國”（Criminalizing China）的論文中認為，“中國行動計劃”的主要目的不是針對特定個人，而是“普遍威懾”。
哈佛大學教授利伯。
她同時也指出，司法部極其罕見地以一個國家作為關鍵詞來命名一個執法計劃，這本身就是帶有偏見、違背法治精神的做法，這是將中國與華裔科學家“罪名化”的行動計劃。
萊林針對利伯的起訴引發了美國許多學者的抗議。今年3月，41名教授（包括7名諾貝爾獎得主）聯名簽署了一封質疑聯邦政府對利伯起訴的公開信，認為該案是不公正的，並指出美國司法部以“打擊經濟間諜”的名義“越來越多地審查學術界成員”。
公開信認為，美國政府發起的這場運動阻止美國科學家與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同行交往，“這樣做不僅威脅到美國作為世界學術研究領導者的地位，也威脅到科學本身。”
麥卡錫主義重現？
儘管面對學界的批評，美國司法部方面對“中國行動計劃”執行的結果表示滿意。
2020年11月12日，在該計劃成功推行兩週年的活動上，司法部長巴爾總結“中國行動計劃”取得的成績稱：“在反制中國以美國為代價來加強其經濟與軍事實力的系統性行動方面，司法部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重大進步。”
與此同時，長期關注“中國行動計劃”的多位美國專家學者卻從不同角度提出了擔憂。全面深入分析研究了該計劃的陸梅吉在近期舉辦的一場網絡研討會上表示，目前學術界、學生和商界對該行動計劃打擊範圍的“擴大化”表示出了擔憂。
“當大學相關規定和程序不斷變化、不一致和產生混亂時，司法部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將一些行政問題定性為刑事犯罪。這將導致政府可以沒有限制地選擇性調查和起訴。”陸梅吉批評道。
陸梅吉在回覆澎湃新聞的採訪時引用了新近發表的論文中的觀點——“中國行動計劃”以中國為線索將所有案件連接起來，使得任何與中國有關的案件都有上升到刑事調查的可能，即使這些案件與國家安全沒有關聯。
在陸梅吉看來，陳剛案突出了“中國行動計劃”的主要問題：過分強調國家安全，而忽視了對少數族裔的偏見。她説：“國家安全問題的範疇已經從商業機密盜竊擴展到與外國政府（及其相關實體）的更廣泛聯繫，即使沒有（存在）實際或試圖傳輸知識產權的行為。”
長期代理華人科學家案件、曾為郗小星等華裔科學家洗清指控的美國艾倫特·福克斯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彼得·澤登伯格（Peter Zeidenberg）在近日的一場網絡會議中表示，科學家往往不擅長處理文書工作，加上大學和研究機構未對申請過程提供有意義的培訓或指導，因此在申請撥款過程中出錯在所難免。他認為，華裔教授通常無意忽略了需要披露自己與中國的一些聯繫，但這很少是出於欺騙或欺詐的意圖。
澤登伯格批評稱，美國司法部卻沒有將這一行為視為無辜的錯誤，而是在起訴的情況下，過於頻繁地將其作為指控電信欺詐和虛假陳述的依據。因為害怕失去每年大量的聯邦政府撥款，很多大學並沒有堅定表達對這些教授的支持，他們即使最終沒有受到刑事起訴，也可能會丟掉自己的終身職位。
多位接受澎湃新聞採訪的科學家表示，事實上，在美國政府開展大規模調查之前，其科研環境一直是鼓勵國際合作的，而且對合作關係的披露流程也沒有十分具體的執行標準和範圍。
這種情況給有着很大自由裁量權的檢察官留下了非常大的操作空間，他們既可以認定沒有披露的做法是蓄意隱瞞，也可以將其認定為偶然疏忽。
無論這些問題是當事人的有意之舉還是無心之失，波及到許多科學家的“中國行動計劃”，客觀上也很可能會對美國學界本身造成負面的影響。
2020年秋季，美國前能源部長、諾貝爾獎得主朱棣文就在一次論壇上表示，他擔心此舉會讓一些有才華的中國學生以及學者離開美國，會給人造成美國不再歡迎中國人的印象。
在過去30年中，赴美國接受高等教育並參與研究的中國學生和學者的數量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據美國國際教育研究所的統計，截至2018年，在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有近30萬人，其中包括大量擁有博士學位的高級科研人才。
但是在過去幾年裏，在“中國行動計劃”的壓力下，整個美國高校以及科研系統幾乎都採取了自我審查的行動，這些行動對美國整個華人學者羣體以及與中國有合作的外國學者都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陸梅吉在論文中指出，近幾年來中美兩國的溝通減少，美國在執行“中國行動計劃”的時候更多是基於對中國的猜想而非確實的信息，這使得風險增加。
多位接受澎湃新聞採訪的美國學者均表示，美國政府對中國間諜活動的合理擔憂正被扭曲成一種非理性的“紅色恐慌”（Red Scare）。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學者紛紛傾向於減少與中國同行的合作，同時越來越多華人學者和中國學生選擇回到中國。美國在上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陰影下的“紅色恐慌”正捲土重來。我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去年10月也曾對此回應表示，所謂“中國行動計劃”純屬政治操弄，是“麥卡錫主義”在美國死灰復燃的又一例證。
歷史會重演嗎？
半個多世紀前，曾在MIT學習和工作的知名中國科學家錢學森受到麥卡錫主義波及，一度入獄。在中國政府的努力下，錢學森於1955年回到中國，最終成為“中國航天之父”和“兩彈一星”元勳。
3月10日，拜登的司法部長提名人選由美國國會參議院投票通過，外界預計，新部長梅里克·加蘭（Merrick Garland）上任後，拜登政府的刑事司法政策將發生重大變化；今年2月，此前負責陳剛案的檢察官萊林也宣佈辭職；今年1月和2月，一些美國科學家和組織要求國會和拜登政府審查“中國行動計劃”是否不公地針對了華裔和亞裔。
美國政府換屆後，眾多正在進行中的案件會迎來怎樣的結局？“中國行動計劃”未來又會走向何方？這些問題將繼續牽動太平洋兩岸許多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