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軍首次實行軍銜制，要對軍中將帥授軍銜。
這些將帥，都是從戰爭烽煙裏走出來的開國功臣，個個身經百戰，歷經磨難。
所以，這次被授予軍銜的元帥、將軍，無不是實至名歸，受之無愧。
但是，其中有這樣一位將軍，他在授軍銜的第二天，就提出了辭職，理由很簡單：我本是農民，參軍打仗就是為了解救苦難同胞，如今仗也打完了，天下也太平了，該回去繼續種地了。
這太讓人覺得不敢相信了。
自古以來，大家都知道，從農民當上將軍，是何等艱難；但要主動脱下將軍服，迴歸農民角色，更是艱難百倍！
這個將軍是誰呢？
他，就是後來被百姓敬稱為“將軍農民”甘祖昌。
甘祖昌將軍是江西省蓮花縣坊樓鄉沿背村人，出生於1905年3月23日，19歲參加革命，20歲入黨，21歲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先後參加了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出生入死、多次負傷。
新中國成立後，將軍歷任新疆軍區後勤部副部長兼供給處處長，兼財務處處長，新疆軍區後勤部部長。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八一勳章、獨立自由勳章、解放勳章等。
其實，在未被授將軍銜之前，即在1952年開始，甘祖昌就一直提辭職申請了。但上級考慮到他能力出眾，久經革命考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新中國剛建立，迫切需要像他這樣的領導幹部，就沒有批。
這不，到了1955年，建國後第一次大型“論功行賞”、“登壇拜將”，被授予了少將軍銜，甘祖昌更加不安了，一次又一次提出辭職，而且一次比一次強烈。
話説，甘祖昌一開始是高高興興到新疆軍區工作、為國建設的，為什麼在1952年後就鬧着要辭職呢？並且，在被授將軍銜後更加不安、更加強烈地要求辭職呢？
這得從1952年的一場車禍説起。
那年秋天，甘祖昌到地方視察，他所乘坐的汽車在經過一座木橋時，木橋突然斷裂，車子翻入了河中。甘祖昌因此身負重傷——外傷雖經手術後得以康復，但卻留下了腦震盪的後遺症。
這腦震盪後遺症非常嚴重，人會在好端端、毫無徵兆的前提下突然昏倒。
為此，甘祖昌不得不轉到廬山療養治病，但仍不見好轉。
甘祖昌每日發愁，覺得自己實在不適合繼續擔任領導工作了，於是提出了辭職。
對於甘祖昌的請求，上級當然不肯批准，回覆的理由也非常充分：您為了革命落下了腦震盪的後遺症，留在部隊才能進行更好的治療。
所以，從1952年到1955年，甘祖昌的辭職都得不到批准。
那麼到了1955年實行軍銜制，甘祖昌被授將軍銜後，待遇更高了，他也就更加不安，深深地感到，自己為國家貢獻是那樣少，得到的卻是那樣多，於心難安，因此不斷提出辭呈。
到了1957年，甘祖昌才得償所願地辭去了新疆軍區後勤部部長的職務，帶着家人迴歸闊別20多年的家鄉，開始了29年的“農民生涯”。
可以這樣説，甘祖昌是新中國一千多開國將領中第一位回家務農的將軍。
甘祖昌的妻子龔全珍後來也感慨地説：“不當將軍當農民，這真是前無古人的稀罕事。我想，這可能是‘甘祖昌現象’吧，只有共產黨人才會有這種現象。什麼原因？歸根結蒂就這麼一條，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普通共產黨員，始終沒有忘記黨的宗旨。什麼崗位不重要，共產黨員能上能下。重要的是崗位要適合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覺得家鄉一窮二白，那片希望的田野更加需要他。就這麼簡單！”
甘祖昌離開部隊、離開新疆的那天，老上司王震將軍親自為他送行。
甘祖昌全家十四口人的衣物只裝了三個箱子，卻帶了八隻裝了六頭約克豬、十五對安哥拉兔、十五隻來航雞的籠子。
看着這三個箱子和八隻籠子，王震無比驚訝。
帶這麼多的動物，是因為這些家禽家畜都是甘祖昌在新疆培育出來的優良品種，他是一腔雄心壯志，籌備着回到老家後自己創業，造福鄉里。
帶這麼少衣物，龔全珍回憶説，臨行前夜，甘祖昌一再告誡家人，説：“新疆到蓮花，路途遙遠，要儘量少帶行李，為國家節省點差旅費。”
龔全珍還特別提了一個細節，她説，甘祖昌還專門叮囑她，“我們到農村去是勞動當農民的，不能像‘託運公司’和‘轉運站’一樣，大包小包都往家裏拿。棉花不能帶，老家有棉花，新疆現在需要棉花，被子取出棉絮網套，只帶被面和裏子。”
龔全珍接着有些遺憾地説：“我就聽他的命令了，就都不帶了，行李就減少了不少，被子都不要帶，就帶幾件衣服不是很簡單。好了，回來了以後，他説買棉絮要購布證，要布票，沒有布票，借布票，祖昌他這兒親戚比較多了，就跟人家借布票。後來就把那被子、衣服都制好。我們全家頭5年沒有做過一件衣服，所以這個孩子和大人穿的衣服都是補丁摞補丁，都從新疆帶回來的那兩件衣服，都是破了又補，補了又補。”
看見母親在記者面前説起被子的事兒，甘祖昌的三女兒甘公榮想起了什麼，説：“我6歲的時候，就基本上懂事了，我看到村裏的孩子都穿了新衣服，我就鬧着要新衣服，當時，我小也不懂事，就覺得人家的孩子有新衣服，為啥我沒有，才6歲嘛，我就拉着我爸爸的腿，我一定要新衣服，沒新衣服就不行，後來，爸爸看到我這種情況，心裏也很難受，就找到我媽媽説，唉呀，老龔啦，我們還有一個帶花的被面子，你就把它裁掉，給孩子做個衣服吧，後來我媽媽就把那個被面裁掉了，給我做了個新衣服。”
甘祖昌其實是有工資的，他的生活如此儉樸和拮据，是因為他把他當農民後的長達29年時間的工資，全部獻給了家鄉的建設事業，用這些錢來修電站、建學校、辦企業和救濟貧困户。
龔全珍説：“為了家鄉的建設，把他的工資，幾乎是絕大部分都拿出來了，我從來不問他的工資，因為我瞭解他，他唯一的心願就是想把他的家鄉建設的好一點。”
從1957年到1986年，甘祖昌在家鄉帶領鄉親們一起改造家園，種地養豬，開荒植樹，展開轟轟烈烈的大生產，他每月工資只有330元，這29年的工資十多萬元主要是拿出來修路、建水庫、造橋等，其中，共建了3個水庫、4座水電站、3條公路、12座橋樑。
現年93歲高齡的劉可興，1966年時為蓮花縣坊樓公社黨委書記，當時，他在甘祖昌的帶領下建設江山電站，並一起到萍鄉運回發電設備，回憶起全公社通電時的歡樂，仍喜不自勝地説：“我記得把電一供，家家户户亮起了電燈，全公社的人都高興啦。”
當時任沿背大隊第六生產隊隊長、沿背村原黨支部書記甘松柏也説：“那個時候3萬塊錢修了12個橋，現在修一個橋要幾十萬啦，所以他（指甘祖昌）就是提倡少花錢多辦事。”
對於自己的儉樸和拮据，龔全珍説：“祖昌常常對我説，我們要給後代留下艱苦奮鬥的傳家寶，不能給他們留下貪圖享受的安樂窩，孩子大了就要靠他們去創造，這樣他們在社會上才能有立足之地。”
1985年，甘祖昌病重住院，新疆軍區首長派人來慰問，提出要在南昌蓋房子，讓他到南昌定居。甘祖昌搖手説：“感謝組織上和同志們對我的關心，我已經80歲了，還蓋房子幹什麼？為國家節省點開支吧。”
1986年春節過後，甘祖昌病勢轉重，時而清醒，時而昏迷。
在半昏迷半清醒之間，家屬聽到他在喃喃自語説：“領了工資……留下生活費……其餘全部買化肥農藥，支援農業……我不要房子，不要給我蓋房子……”
1986年3月23日，甘祖昌老將軍逝世，終年81歲。
遺體火化那天，鄉親們都哭着前來送行，要給這位老將軍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