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開始，丁澤良就一直處於睡眠不足的狀態。隨着江豚娥娥順利產下第二頭小江豚，作為湖北長江天鵝洲白鱀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江豚飼養員，丁澤良必須每隔3小時餵養一次江豚，才能確保處於哺乳期的江豚媽媽和小江豚的安全。此次出生的小江豚是天鵝洲保護區網箱豢養江豚成功繁育的第二頭江豚。近一個月後，這頭小江豚的同胞姐姐——世界首例人工網箱繁育江豚貝貝結束四年的“網箱”生活，於7月6日迴歸自然水域。
自1990年天鵝洲保護區嘗試引進首批5頭江豚，中國的長江江豚遷地保護已走過30年。目前，由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相關專家負責起草的《長江江豚遷地保護技術規範》已通過專家評審，這是第一部有關長江江豚遷地保護的行業標準。全球範圍內，在小型鯨類保護方面，遷地的保護是中國首創。
貝貝迴歸自然前夕，6月19日，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農業農村部就《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長江江豚等物種擬升級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提前“野放”：首頭網箱繁育江豚迴歸自然水域
7月8日，連着下了兩天雨之後，位於湖北石首長江天鵝洲故道內的白鱀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天氣轉晴。
受暴雨影響，1200米寬的長江故道水位驟升4米，洪水漫過岸邊的樹林和辦公樓。進入人工飼養江豚生活的網箱區，需要通過臨時搭建的一座浮橋。穿過淹水1米深的“江豚苑”大門，可以遠遠地看到人工網箱內不時躍出水面呼吸的江豚。
人工網箱外圍，原來搭建的用於貝貝軟釋放的圍欄已經拆除。兩天前，貝貝在這裏被提前釋放。
據悉，貝貝目前體重約60千克，體長141釐米。根據年齡、體長和部分生理指標判斷，貝貝於今年夏季進入青春期。因此，保護區和水生所將其軟釋放到天鵝洲故道自然水域，促使其融入故道江豚羣體，儘快參與故道江豚種羣繁殖。
貝貝釋放時，郝玉江一直在現場。參與過2006年和2017年兩次長江江豚科考的郝玉江，是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是江豚的生理生態學。
1990年，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單位在天鵝洲故道開始了長江江豚遷地保護的嘗試。2015年，保護區網箱飼養的江豚娥娥順利懷孕，並於2016年5月22日順利分娩，產下雌性江豚貝貝。
在網箱裏生活了4年後，2020年6月12日，貝貝被移到臨時設置的圍欄裏。為了讓貝貝提前適應自然環境而建立的圍欄面積有2萬多平米，“比網箱大很多。”不同於網箱，圍欄的池地環境是完全自然的。
這並不是中科院水生所進行的第一次江豚野放嘗試。
2011年，兩頭雄性江豚，阿寶和洲洲在天鵝洲保護區長江故道被野放。洲洲是2008年冰災時被保護區救起，在天鵝洲的網箱裏養了3年。阿寶2004年被從天鵝洲運到位於武漢東湖邊的白暨豚館，在豚館生活了7年。“當時是想看看人工環境下飼養了一段時間的動物，回到自然環境下能否適應。”郝玉江回憶稱，那次野放同樣是提前在圍網內進行了3個月的適應訓練，對江豚進行適應訓化，“最後的結果可以説是非常成功。”
郝玉江和他的團隊後來總結，2011的野放能夠成功有幾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兩頭江豚都是在自然環境下出生，而且在其中已經生活了一段時間，“都有野外生活的經驗。”洲洲在野外生活了3年，阿寶到天鵝洲之前已經“生了很多孩子，年齡也已經比較大。”野放4年後，2015年，在天鵝洲長江故道內進行的一次江豚普查發現，阿寶的孫子已經有10個，而且還有了兩個曾孫，中科院水生所還特意為它建了一個家譜。
與阿寶和洲洲不同，貝貝是在人工環境下出生長大，從來沒有接觸過自然環境。郝玉江表示，“某種意義上説，這是第一次真正的野放。”
前途未卜：很難知道“孩子”未來怎樣，只能等待
郝玉江為貝貝的野放設置了四個步驟。
第一步是適應吃活魚。在網箱裏生活時，貝貝一直吃的是凍魚。由飼養員定時定量“送到嘴邊”，所以要訓練它“習慣並喜歡吃活魚”。第二步是馴化主動捕食活魚。第三步是釋放到一個設置好的大圍欄裏，在這個更接近長江故道的環境裏，來觀察她行為的變化，看她能否正常捕魚。“這個步驟我們叫環境適應，或者大空間適應。原來她是生活在網箱這樣一個小環境裏面。如果在這個環境裏面適應得比較好，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她可以很好地適應更大的天鵝洲故道環境。”
第四步是釋放以及之以後的監測。郝玉江説，整個野放過程中，“前面三步最關鍵。”
貝貝被釋放到天鵝洲故道後的這些天裏，郝玉江的心情一直很“忐忑”，“在故道里我們還可以發現，但到長江裏是死是活，我們是無法監測的。”
在郝玉江看來，雖然人工網箱並沒有隔絕故道水域，但在自然環境下地形、水流都要複雜的多，江豚要學會如何去識別、利用和躲避水流的變化、水位的漲落，“各種自然因素對貝貝來説都是新的挑戰。”
郝玉江注意到，在網箱裏生活的4年，貝貝偶爾會有一些捕魚的行為，“但從效率上來看，和野生江豚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雖然釋放前，中科院水生所特意安排了一名白暨豚館的訓練員到天鵝洲保護區來對貝貝進行馴化。
“江豚的捕魚技巧應該是在斷奶之前開始學習並不斷完善的，在人工飼養環境下因餵食是直接放到嘴裏的餵養方式，這可能會影響到它的野外捕魚或者説生存能力。”郝玉江認為，貝貝的這次野放嘗試告訴我們，在人工飼養環境下，應該在更早期培養和鍛鍊幼豚捕魚的能力，“這點非常重要。”
不同於陸生動物，江豚的捕獵靠的是聲吶，利用頭部發出的超聲波反射來探測確定魚的方位，但魚是遊動的，“利用聲吶能力抓魚的過程一定是需要不斷學習，去練習，和熟練的，如果早期沒有建立，後期建立會相對困難。”
通過對江豚貝貝的野化釋放試驗，郝玉江希望能夠進一步完善江豚野化訓練的步驟和思路，“一個是早期的馴化，一個是步驟和細節要進一步完善，更加精細一些。”
郝玉江介紹，野放後，由於技術的瓶頸，無法實現對江豚遠距離，長時間的跟蹤監測，對於貝貝可以主動採取的操作已經很少。“貝貝釋放之後，客觀的説，一天之後就很難監測或者説與其他自然江豚區別開了。只能被動的等待。”但對於研究人員來説，“我們還是想做一個完整的技術鏈條。幫助我們瞭解在人工環境下出生的江豚逐步適應野外環境的完整過程。”
貝貝在被放歸自然前，身上植入了被動識別標籤（PIT），“相當於它的身份證，比大米粒還要小些。”郝玉江和他的團隊後期將據此對貝貝的身份進行鑑別，“我們會對故道區域的江豚進行整體監測，未來如果貝貝被捕撈，科研人員可以通過標籤掃碼和遺傳樣本辨認出它，瞭解它的生存狀況。”
對於已經迴歸自然的貝貝來講，郝玉江認為，目前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有消息可能就是壞消息。
“遷地保護”30年：長江江豚保護形勢已發生變化
一直關注着江豚貝貝迴歸自然水域的，還有世界自然基金會（WWF）長江江豚項目高級經理張新橋。世界自然基金會從2002年開始關注天鵝洲的江豚保護，其是投入項目最多的社會組織。
據張新橋介紹，2013年和2014年，貝貝的母親，江豚娥娥曾兩次在人工網箱裏懷孕，“但都沒有生下來。”原因主要是網箱內水温過高，隨後保護區的工作人員對網箱進行了改造，加大了水循環，同時減少了人為參觀活動的滋擾。
直到2016年5月22日貝貝順利出生，3年的時間裏，張新橋都密切關注着天鵝洲保護區網箱豢養江豚的生育情況。有時候1個月會去兩三次，貝貝出生那天正好是國際多樣性日。“新生命的誕生代表着長江江豚遷地保護的一個重大進展。”
天鵝洲保護區最早是為白鱀豚準備的。上世紀80年代，在無法改變長江干流環境的情況下，中科院水生所提出遷地保護白鱀豚，最終選擇了天鵝洲長江故道。1995年，在水生所的幫助下，保護區在湖北石首江段捕到一頭性成熟的雌性白鱀豚，放入保護區。不幸的是，1996年夏天，長江出現大洪水，這頭白鱀豚觸網而死，反而是1990年率先遷入的5頭江豚存活了下來。從江豚進入保護區開始，這裏每年都有幼豚出生。
在2015年11月進行的一次天鵝洲保護區江豚普查中，工作人員共捕獲江豚60頭，較上次2010年的普查，保護區內自然繁育增加27頭，是我國自然水域江豚數量唯一上漲的區域。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員王克雄介紹，保守估計，目前天鵝洲故道已經有約80頭江豚。
白暨豚和長江江豚曾經是僅生活在長江中下游的兩種鯨類動物。王克雄介紹，在1986年召開的世界首屆“淡水豚生物學和物種保護”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中科院水生所專家提出對白暨豚開展“原地保護、遷地保護和人工飼養繁殖研究”三項保護措施。這次會議結束之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立即將白鱀豚列入保護級別最高的“瀕危物種”，而在此之前僅列為“情況不明種”。
王克雄説，當時，歐美科學家認同就地保護，不認同遷地保護，認為這不是保護的方向。而中科院水生所的專家所則認為白暨豚種羣個體已經很少，如堅持就地保護希望渺茫。
此後，遷地保護最終被實施。“先遷了江豚進去做試驗，後來白暨豚沒有了。改為對江豚的保護，現在證明遷地保護是對的。”王克雄稱。
33年後的2019年11月份，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和國際捕鯨委員會在武漢召開的鯨類保護大會上，提出要系統總結中國在長江江豚保護上的經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遷地保護經驗，並希望能將這一經驗在全球推廣。
在王克雄看來，遷地保護在長江江豚保護的特定階段還有其另外的意義。雖然包括原生棲息地保護和原生種羣保護的就地保護是根本，也是重心，但因為涉及面和牽涉利益更廣，早期推進很難，而遷地保護涉及範圍小，更容易着力。
郝玉江認為，2017年長江江豚科考之前，基於長江江豚數量急劇下降的現實，“我們支持建立更多的遷地保護區來進行個體種羣之間的交換。”2017年長江江豚科考之後，結果顯示，江豚數量下降的趨勢得到緩解，加上國家在長江發展和保護理念上的變化，“我們認為長江江豚保護的形勢已經開始發生顯著變化，自然種羣的保護和就地保護越來越有希望。”
作為遷地保護的一個成果，天鵝洲正在向其他保護區不斷輸出江豚。郝玉江介紹，2015年天鵝洲保護區曾輸出4頭江豚到監利何王廟保護區，2016年輸出2頭江豚到安徽的西江保護區。同時，“14年，15年和17年，這3年內，分別從長江武漢天興洲段和鄱陽湖引入部分江豚個體到天鵝洲保護區，以幫助改善天鵝洲故道江豚的種羣和遺傳結構。”
郝玉江認為，在各個遷地保護區之間開展江豚種羣的個體的互換，可以改善小種羣的遺傳結構，避免近交衰退，促進種羣健康發展。
遲來的“升級”：對未來看好，但不能盲目樂觀
6月19日，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農業農村部就《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長江江豚等物種擬升級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這是1989年以來，我國野生動物保護名單第一次大規模調整。
此前數年，關於江豚保護升級已有多次“傳言”，但一直沒有真正“落地”。
對此，學界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升級推進緩慢在於我國野生動物保護名錄更新的不及時。“名錄理論上至少五年應該調整一次。1989年之後，野生動物保護名錄一直沒有調整，但種羣變化是動態的。”郝玉江認為，30年的時間，很多動物的狀況都發生了變化，甚至是很嚴重的變化，“像白暨豚就沒有了，白鱘也沒有了，中華鱘也已非常瀕危。”
雖然沒有完成真正升級，但自2014年開始，農業部內部下發的通知一直要求把江豚按照國際一級保護動物對待。2016年更是出台了《長江江豚拯救行動計劃(2016—2025)》，在這份十年計劃裏，進一步發出了預警：（江豚保護）多年努力所取得的保護成效並未從根本上扭轉長江江豚種羣數量持續下降的狀況，並且可以預見隨着長江干流及兩湖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危害程度將進一步加劇，長江江豚的處境十分危急。如果不採取人為干預措施，預測在未來10餘年內，長江江豚種羣極可能下降到野外滅絕的臨界數量。
在王克雄看來，江豚保護升級之後，江豚的捕撈運輸必須報農業部，涉江豚工程建設項目的審批也要到國家層面，同時，生態補償方案和金額也會調整，對江豚的傷害的法律處罰力度也會不一樣。而參與到江豚保護的科研機構和社會組織會更多，“這些對於江豚保護都有積極的促進意義。”
但王克雄同時認為，升級之後“也可能帶來一些障礙”。原本一些地方政府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必須經國家層面審批，“這可能會給地方政府在推進保護的行動和決策方面帶來一些壓力。”
對於升級後的江豚保護前景，王克雄則持謹慎樂觀態度，“極度瀕危的狀況短時間內不會扭轉，因為江豚基數比較少，整體數量回升還需要一段時間。”
在王克雄看來，雖然長江全面禁漁帶來了江豚生態環境的改善，但長江流域自然岸帶和河牀的固化、長江水域橋樑建設的密度、長江航運和航運船舶產生的噪聲等，仍然在威脅着江豚的生存環境。
王克雄提醒，雖然目前長江江豚遷地保護的種羣比較穩定，野外種羣數量也有一定的基數，“但物種滅絕往往是斷崖式的滅絕。”
王克雄解釋説，早期江豚在長江裏面是連續分佈的，如果某個地方少了幾頭，會很快補充過來。而現在江豚在長江上的分佈是片段化的，而且段與段之間沒有交流。“幾個種羣有可能同步下降，不能形成互補。到了某個臨界點很有可能一下子就垮下來了，甚至人類都來不及反應。”
據王克雄介紹，目前長江上的部分江面，有上百公里已經沒有江豚，“對保護的前景是看好的，但並不能盲目樂觀。”
王克雄認為，遷地保護區物種的野化和放歸，首先要把缺失的片段區域補充起來，“這相當於在中間架起了一個橋樑，以點帶面。路要怎麼走，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紅星新聞記者 劉蘋 王震華
編輯 郭宇
（下載紅星新聞，報料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