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聖哈辛托戰役墨西哥戰敗，墨西哥總統桑塔·安納向受傷的美軍統帥塞繆爾·休斯頓投降的一幕。此戰後，墨西哥再也無力阻止得克薩斯獨立為共和國。因美國國內政治問題，9年後的1845年，得克薩斯才正式併入美利堅合眾國。圖為威廉·亨利·哈德爾的畫作《桑塔·安納投降》。（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2007年5月11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州詹姆斯敦殖民定居點舊址，一些全副武裝的演員正在重現當年殖民者士兵與印第安人戰鬥的場景。新華社記者 侯 俊攝
2013年7月27日，一名身着傳統裝束的印第安人在美國紐約舉行的“帕瓦儀式”上表演舞蹈。新華社記者 王 雷攝
在美國新墨西哥州和亞利桑那州交界的一個印第安人村落，幾名兒童走在放學回家的路上（2010年1月27日攝）。新華社發
美國曆史學家、馬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高級講師保羅·阿特伍德在《戰爭與帝國：美國的生活方式》一書中寫道：美國的歷史是一個充滿戰爭和擴張的歷史……戰爭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這種“好戰”因子自美國建國之初就已經顯露苗頭，並逐漸壯大。
1776年7月4日，北美13個殖民地宣佈脱離英國獨立。此時，美國領土只有大西洋沿岸13個州的面積，約80萬平方公里。如今，美國國土面積是當年的10餘倍，位列世界前四，而且，通過控制全球海洋版圖上的多處戰略要地和建立軍事存在，美國擁有了全球霸權。在擴張領土和勢力範圍、成為全球霸主的過程中，美國不斷宣揚所謂的“天定命運論”“美國例外論”，但這絲毫不能掩蓋其侵略性和掠奪性。
“昭昭天命”的殘酷
美國領土的迅速擴張，對美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為美國迅速走上超級強國的發展道路和稱霸世界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19世紀百年間，美國領土從大西洋沿岸擴張至太平洋沿岸。”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龔婷對本報説，“1803年，美國從法國手中購入路易斯安那。1819年，美國從西班牙手中獲得了佛羅里達。19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通過美墨戰爭獲得了德克薩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在這期間美國又從英國手中獲得俄勒岡。1867年，美國從沙俄手中購入阿拉斯加。1898年，美國吞併夏威夷。”
正如浙江外國語學院美國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王鵬對本報指出的：“美國的領土擴張過程中，不乏找藉口發動戰爭、強行‘購買’、武裝強佔等手段。”其中，美墨戰爭尤其值得研究。“美墨戰爭是在西進運動和領土擴張中，美國對墨西哥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這場戰爭不僅使美國先後獲得了約23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還大大擴展了美國工業化進程中所需要的市場。而這對墨西哥而言卻是一場災難，不僅剝奪了其超過一半的領土面積，還大大遲滯了其現代化進程。”龔婷説。
美墨戰爭期間，大洋彼岸的馬克思指出了戰爭的另一個目的。作為旁觀者的他，在《北美內戰》一文中如此評價美墨戰爭的本質：“美國南部為了確保它在參議院中的勢力、並且通過參議院來確保它對美國的領導權，就需要不斷成立新的蓄奴州。”
在美墨戰爭中，美國付出的代價之低、獲得的戰利品之多、對獨立國家墨西哥的傷害之大，令人歎為觀止。更令人瞠目的是，美國為自己的侵略行為找到了冠冕堂皇的藉口。1845年，一位名叫約翰·奧沙利文的美國撰稿人在其創辦的雜誌《民主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題為《兼併》的文章，以“上帝”為名，為美國在美洲大陸上的侵略與擴張尋找合理性。奧沙利文將擴張行為稱為“實現在上帝賦予的這片大陸上為每年增加的數百萬人口自由發展而擴張的天定命運”，美國領土擴張不僅不是非道德的侵略，反而是為了實現“自由”的光榮任務。“天定命運論”19世紀在美國大行其道，支持者認為美國必須擴大領土與勢力範圍，並傳播其價值觀。
這也讓人得以窺見美國的行事風格。龔婷説：“美國通過所謂的‘天定命運論’為其武力擴張領土的‘合法性’做註解，但這絲毫不能掩蓋美墨戰爭的侵略性和掠奪性。所謂‘昭昭天命’就是指美國建立國家、擴張領土、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等都是‘天定’的。這種觀念長期而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對外行為，從根本上來説就是為美國的擴張主義（不論在領土上，還是在觀念和制度上）披上了‘合法性’外衣。”
印第安人的血淚
建國後近百年時間裏，美國通過西進運動等政策，或威逼利誘原住民簽署條件不平等的土地轉讓協議，或發佈行政令強迫原住民遷徙，或直接動用武力屠殺、驅趕。通過種種不光彩的手段，美國政府從原住民手中奪去了約6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約佔美國國土面積的2/3。在白人殖民者到來之前，印第安人幾乎分佈於全美各處，如今卻在東西海岸主要大城市難覓蹤跡。時至今日，在廣袤的美國國土上，原本屬於原住民的家園已經無跡可尋，只剩零星的“保留地”見證着他們遭受歧視、被邊緣化的悲慘遭遇。可以説，美國的領土擴張史也是美國原住民印第安人的血淚史。
王鵬説：“西進運動緩解了東北人口密度過大的‘內卷’，將人口疏散到西部，同時帶去了技術、管理、產業等要素。對於美國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西進運動無疑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但是，對於美國原住民印第安人而言，這個過程極不人道。”
龔婷也指出：“伴隨着領土在面積上的擴張，美國通過人口自西向東的遷徙開發了領土並拓展了國內市場。但是，西進運動是印第安人的血淚史。伴隨着土地被掠奪和生命被屠殺，原住的北美印第安文明也幾乎遭摧毀。”
1830年，時任美國總統安德魯·傑克遜簽署《印第安人搬遷法》，授權聯邦政府將印第安人從密西西比河以東遷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印第安領地”。雖然這部法律寫着政府在與印第安人談判時要採用公平、和平的方式，但實際上，美國政府經常無視這些條文，採取強制手段迫使印第安人搬遷。
為提高系統性驅逐印第安人的效率，美國政府還曾使出損招：獵殺北美野牛。數量一度達到數千萬頭的北美野牛，是印第安人賴以為生的主要食物來源。從19世紀70年代起，美國聯邦政府僱傭大批獵手殺戮野牛。瘋狂的獵殺行動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使北美野牛幾乎陷入滅絕。印第安部落不得不退縮到美國政府規定的“保留地”。這些偏遠的“保留地”，貧困率高，住房和衞生條件差，普遍缺水缺電。更嚴重的是，印第安人“保留地”還被用作傾倒有毒垃圾或核廢料的場所，由此引發的環境和健康問題折磨着一代又一代印第安人。
《福布斯》雜誌曾刊文説，美國政府宣稱印第安人部落沒有能力擁有和管理土地，因而印第安人“保留地”在法律上屬於聯邦政府所有。這意味着，印第安人無法像其他美國人那樣通過質押土地來換取商業貸款，他們也無法自由開採土地上的資源。
“從17世紀到20世紀，美國政府（包括美國未建國時的殖民地政府）對印第安人發動的戰爭與這個國家同時代的其他衝突有着根本的不同。對於美國印第安人來説，這是種族滅絕戰爭。”美國俄勒岡大學歷史學教授傑弗裏·奧斯特勒認為，“早期美國人對‘自由’的定義建立在奪取原住民土地和生命的基礎上。美國領導人所謂保衞‘文明’的敍事，成了他們殺死印第安人的理由。”
“美國例外論”的傲慢
“19世紀末，美國基本完成陸地領土擴張，形成橫跨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大洋的幅員。20世紀後，美國主要通過海上擴張來走向世界，通過重視海權拓展影響力，最終成了世界霸主。”龔婷説。
在美國擴張領土以及勢力範圍的過程中，“門羅主義”尤為顯眼。“‘門羅主義’即‘美洲事務即美洲人的事務’，它事實上是美國奉行擴張主義並尋求控制拉丁美洲的外交宣言。”龔婷指出，“在‘門羅主義’提出後，美國與英、法、西等歐洲大國進一步加大在美洲地區的爭奪，後又贏得美墨戰爭、美西戰爭，不僅實現了領土擴張和開發，而且基本把西班牙等‘宗主國’勢力趕出拉美。‘門羅主義實質是打着‘不干涉主義’口號的干涉主義。對於拉美而言，‘門羅主義’並非簡單的‘反對歐洲殖民和干涉拉美獨立’那麼冠冕堂皇，而是美國介入、干涉甚至控制拉美各國事務的‘綱領’。長期以來，美國將拉美視作自己的‘後院’和‘勢力範圍’，頻頻訴諸軍事入侵、政治干涉、經濟封鎖和控制、文化滲透等方式，擴大對該地區的控制，確保其在美洲的勢力範圍。”
北京大學學者章勇樂也認為，所謂“門羅主義”，是美國積極主動地以美洲或西半球的名義發聲，實際用意在於改善美國自身的國際環境。這一概念在19世紀被不斷重新解釋，逐漸演變成一個積極謀求區域霸權的行為準則。1895年，美國介入英屬圭亞那與委內瑞拉邊界糾紛，國務卿奧爾尼向英國發出照會宣稱：“如今，美國實際上已經統治着這塊大陸，他的命令對於它所管轄範圍之內的大陸臣民來説就是法律。”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國力越發強大，這一時期的美國不僅鞏固了在美洲的霸權地位，也已經有實力進行全球擴張。面對帝國主義紛紛在世界各地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美國這一新興強國也開始躍躍欲試。美國先是在古巴擊敗西班牙，隨後佔領菲律賓，彰顯爭奪太平洋的決心，同時在中國推行門户開放，發揮自己在商業方面的優勢，規避與其他列強發生摩擦，讓自己在華利益實現最大化。王鵬指出：“這一時期，世界基本已經被列強瓜分完畢。所以，美國開始轉入‘精工細作’，開發各國商業價值。與同時代的西方列強相比，美國的對外擴張輕土地而重利潤，主要體現了美國國內工商、金融等利益集團的訴求。”
龔婷認為：“這一時期，美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行為並無本質區別。美國把自己的對外戰爭包裝為出於‘仁慈目的’的‘友好乾預’，披上了‘道德合法’的外衣，實質是掩蓋其擴張和侵略行為，並透露出‘美國例外論’的優越感和傲慢。”
美國動武成癮還同輸出價值觀有關。美國一直自詡為“山巔之城”，信奉“美國例外論”，長期痴迷於鼓吹自己定義的所謂“普世價值”，並以此為藉口公然對價值觀不合的國家實施干涉。對於不屈服於美國淫威的國家，美國常常找藉口動武，還拉上盟友“羣毆”，並恬不知恥地把自己描述成“正義之師”。正如美國北佛羅里達大學歷史學教授戴維·考特萊特所説，暴力是美國曆史最根本的問題，也是美國自由和富裕的“陰暗背面”。（記者 張 紅）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21年09月16日 第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