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倫敦的智庫“深度認知”（Deep Knowledge Group）發佈了的一份關於疫情期間各國抗疫好評度的調研報告。在這份排名中，德國在抗疫成功方面名列第二，僅次於以色列。在防控疫情上，以色列在抗疫好評度全球排名第一，或許讓不少人意外。但“深度認知”的專家認為這是順理成章的，人工智能和數據專家勞特巴赫（Anastassia Lauterbach）對德國《明鏡》週刊表示，以色列“長期處於危機狀態之下，在封閉邊境和實施緊急措施方面經驗豐富”，因此該國比其他國家有意想不到的優勢。
在前10名中，德國、瑞士、奧地利進入前10的歐洲國家。而法國、英國和意大利都未進入前40名。目前居於全球疫情中心的美國的排名十分靠後，僅僅排名第70。而中國成功的防疫工作讓其躋身前十，位列第7位。
疫情下的安全國家排名，中國排名第七位
目前各國的抗疫方法猶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通過分類，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種模式：
1. 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模式的特點是政府應對及時，應對措施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成本相對較小。這些國家在本次抗疫成功度排名普遍靠前。
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他們在2003年都遭受過SARS病毒的嚴重衝擊，之後吸取教訓，建立了應對公共衞生危機的完備決策、溝通和支持系統。由於緊靠中國，所以新加坡比其他國家更加警惕和關注，所以都早早地採取了應對措施。並且，政府行政效率極高。值得一提的是，抗疫最成功的國家以色列就表示，自己國家學習的就是新加坡的模式。
但是，新加坡社會對政府抗疫措施也有很多批評；中國在疫情出現後快速發展起人人戴口罩的“口罩文化”，但新加坡和西方國家一樣，大多數人都不戴口罩。直到4月中旬，在多起輸入型病例的危機下，政府才強令民眾戴口罩。
2. 中國模式
這種模式中政府應對疫情大暴發，採取成本很高的強力應對措施（比如不惜一切代價），這些措施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但是也不幸的讓一部分民眾犧牲了部分代價。
這類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中國、俄羅斯和朝鮮。
中國曾經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但在全國實施封城、封小區，甚至封家近兩個月後，疫情終於得到控制，但也為此付出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
中國、俄羅斯和朝鮮政府都有強大動員和監控能力，保證了高強度措施的有效性。
3. 意大利模式
第三類模式中政府應對晚，造成疫情暴發，不得不亡羊補牢快速升級應對措施，但升級後的措施仍然無法馬上遏制疫情，所以疫情仍然在持續惡化很長一段時間才穩定。
這一類的國家的典型代表是意大利、美國、法國和班牙。
其實，這一類國家的特點是，他們普遍是西方發達國家，醫療系統非常完備和先進，面對中國的疫情，他們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忽略了疫情發展的快速性和嚴重性。這些國家往往盲目相信世界衞生組織在疫情初期強調的不屬於“大流行病”，導致本國病例數急速上升，給醫療系統造成巨大壓力，繼而導致醫療資源出現暫時性短缺，最後的結果就是救治效果下降。
奧地利政府在初期是意大利模式，在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後，果斷採用中國模式，進行有限度的封城，同時通過財政補貼減少民眾的損失。奧地利的抗疫成功度排名是第6名。
4.韓國模式
這類模式中政府應對晚，造成疫情一定程度暴發，之後並未採取對經濟和社會生活衝擊很大的措施，卻最終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這一類國家的典型代表是日本、韓國和瑞典。
韓國和日本每年都接待大量中國遊客，但並未像新加坡那樣及早針對疫情采取措施，造成疫情一定程度的暴發。但疫情暴發後，韓國沒有像中國那樣採取那麼高強度的措施，不封城，也不停工，只是依靠大規模檢測和民眾的積極配合逐漸控制住疫情，韓國的抗疫成功度排名第10。日本政府對疫情也沒有強力應對，他們似乎是想最大限度地維持經濟和社會生活少受影響。但從政府報道的確診病例數及其增長來看，日本抗疫是非常成功的，日本的抗疫成功度排名是第5名。瑞典在疫情爆發後，採取不封城、不停工，餐館照常營業，被一些國內的媒體批評為“投降主義”、“禍害全人類”，事後證明，在科學救治和良好的衞生條件下，瑞典最終也很好的控制住了疫情。
Deep Knowledge Group智庫簡介：
該機構是一個由“商業和非盈利性組織”組成的財團。它是一家總部在中國香港，在倫敦設有分部的風險投資公司，投資領域包括醫療、人工智能。該機構提供的分析，首先對經濟和金融界具有參考意義，尤其在疫情全球流行之際，企業和投資者希望在危機時期尋找依據，以更好地判斷投資場所安全性以及長期風險隱患。該報告採用公開發布的資料，例如世界衞生組織、美國國家疾控中心（CDC）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用計算機算法對之進行科學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