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首席記者 王昱
近期，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正式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草案最令人矚目的變化是，對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作出個別下調，該修正案一旦通過，意味着我國最低刑責年齡將由目前的14歲下調至12歲。
最低刑責年齡該不該調低，這是近幾年中國司法、輿論界一直在爭論的話題。而在世界歷史上，為該問題反覆糾結的也不只有我們，比如英國，已經為該問題糾結了快兩百年。
在全球範圍內，英國可能是最早意識到未成年人犯罪是個大問題的國家，原因在於這個國家最早爆發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塑造了城市，也把大量底層兒童拋入到了工業化旋渦中，而這其中，不少兒童因為種種原因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如果你看過狄更斯的小説《霧都孤兒》，一定會對那個時代倫敦街頭的兒童犯罪團體印象深刻。19世紀的倫敦街頭活躍着上千個有組織的兒童犯罪團伙，他們利用兒童身手的靈活和成年人對兒童人輕視，進行偷竊活動。各團夥之間甚至還建立了從“培訓”、偷竊到銷贓的一體化網絡，犯罪體系非常成熟，甚至還產生了很多“神偷神童”。
當時的《泰晤士報》曾報道過，一個名叫約翰·裏弗斯的13歲男孩，僅在一週之內就能偷到價值一百英鎊的財物，超過一個正經高級工程師的月薪。而這些少年犯們在長到十四五歲後就會開始“轉行”入室行竊、搶劫、甚至殺人，為倫敦這座“犯罪之都”輸送生力軍。
對此，英國的大人們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那會兒的英國主流思想界沒有今天這麼講“人道主義”，而是被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馬爾薩斯人口論所主導，政治精英們都認為這些少年犯就是國家的禍害，越早消滅越好，這導致了英國以重刑整治兒童犯罪。兒童偷竊一旦被抓住，輕則強制收容教養，重則判刑甚至處死。新加坡沿用至今的鞭笞刑，就是當時英國為對付“少年犯”而量身定製的。據統計，1801年至1830年，僅倫敦老貝利區一家法院就判處了103名14歲以下的兒童死刑，而同時期該法院受理的扒竊罪訴訟中，有一半以上是針對14歲以下兒童的。
但如此嚴厲地整治兒童犯罪，在整肅社會風氣的同時，也造成了新的社會問題——大規模囚禁、甚至處死還未成年的兒童，讓很多人不禁自問：這麼多兒童走上犯罪的道路，固然有他們自身的問題，難道社會不也應當負起相應的責任嗎？簡單地一判了事，就能解決所有問題嗎？
狄更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寫出了《霧都孤兒》，在該書中，你可以明顯地感覺到狄更斯認為大部分兒童是有可塑性的，他們可以因淪入賊窟而犯罪、也會因為好的教養重歸正途。《霧都孤兒》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名著，就是因為狄更斯講的雖然是個虛構故事，但反映的社會矛盾是真實的，作者也在其中暗示了自己的主張，而這種主張成功影響了他的讀者。
終於，英國在19世紀中葉開始進行對兒童犯罪的司法改革。1831年，英國肯特郡的十四歲少年約翰·貝爾因為在搶劫中殘忍殺害了另一名12歲的小男孩而被判處死刑，此案因為引發輿論極大爭議，成為英國少年犯史上的一個“拐點”。自此之後，英國再沒有判處過未成年人死刑，而14歲也成為了法院是否判處其刑責的一個標準點，對該年齡以下的犯案兒童，英國開始以收容教養取代刑事處罰。
但這套對兒童較為寬容的司法體系，在其後一百多年的運行中也不斷遭遇質疑，很多“熊孩子”確實鑽了這套法律的空子，不斷胡作非為。1991年，英國利物浦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惡魔兒童”案，兩個年僅10歲的男孩綁架、虐殺了一個年僅兩歲的嬰兒。此案發生之後，全英震動，公眾開始反思，英國此前信奉的對兒童司法從寬的制度是否過於寬鬆了？
於是，英國對兒童犯罪的司法理念借該案完成了回調，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低刑責年齡又被降到了10歲，在全世界範圍內都算低得驚人。
當然，雖然經歷了兩百年的不斷調整，英國人至今對這事兒也沒想太清楚。近幾年，英國內部比較傾向於大陸法系的蘇格蘭又開始出現極強的呼聲，認為最低刑責年齡10歲實在太低了，應該仿照法德調回到14歲，目前這個官司還在蘇格蘭最高法院打着。
兒童犯法，該不該問罪，又該從多大起問罪？這個問題也許壓根就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它其實更像是社會全體公眾達成的一個暫時性共識，會隨着時間、案件的發生而不斷變化，而司法的任務，就是在不斷的修正中找準這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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