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經連續兩個多月未出現本地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但國外疫情仍然在持續，外防輸入依然是當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市社區防控組機場工作專班承擔着守護國門防線的重任，專班成員同時還負責檢疫檢測、社區防控等工作。每天早晚兩次上報最新數據，當日督辦件不能過夜，凌晨緊急召集開會……這些成為專班成員疫情防控下的工作常態。他們見證和參與了本市社區封閉式管理、新國展集散點運行、新發地人員轉運等北京“戰疫”的關鍵節點“大事件”，也為入境進京人員持續提供日常服務。從去年春節後北京成立市社區防控組返京人流應對組起，一年多來連軸轉，專班努力將疫情輸入風險降到最低，助力核酸篩查儘早發現病例，築牢防控屏障，守護首都安全。
“什麼是閉環轉運？”“需要我們省做什麼？”“我們要怎麼接轉？”……2020年3月9日晚上10點到10日上午10點，整整12小時，北京市委黨建辦專職副主任、市社區防控組機場工作專班組組長田濤的手機一刻不停，400餘個電話輪番“轟炸”，上千個問題從全國30個省（區、市）相關處室、駐京辦負責人處向他拋來。
去年3月，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擴散之時，按照疫情防控工作安排，北京要開闢專門集散點，將疫情高發國家的入境進京人員進行閉環轉運和集中隔離，目的地為外省區市的入境人員由所在地負責接轉。作為北京市的聯絡人，那晚田濤一宿沒閤眼，不同的省市、同樣的問題，他回答了幾百遍。除了電話這頭的忙碌，那一晚，他還和專班20餘名成員一直駐守在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新館（簡稱“新國展”）集散點佈置現場，協調市衞健委、市交通委、順義區、機場等各部門準備轉運工作。第二天14點03分，新國展集散點正式迎來第一批境外入京的轉運人員。
從集散點選址、確定轉運流程、明確防疫要求，到各環節有序運作，去年3月，作為國門第一關的疫情防線最前沿，新國展集散點成功轉運4萬餘名境外進京旅客，極大緩解了首都疫情防控壓力。這場無聲“戰疫”背後，相關政策是如何確認出台的？服務流程又是怎樣確定的？這當中又藴含着怎樣不為人知的艱辛？日前，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北京市社區防控組機場工作專班成員，揭秘守好入境第一關的“戰疫”歷程。
揭秘一
為何選擇新國展作為集散點？
“從開始佈置場地到正式啓動接轉，我們用了不到14個小時”
任務來得很突然。2020年3月9日上午，市委組織部收到上級任務，要在首都機場附近選擇一個臨時集散點，用於集中轉接境外進京人員，10日就要啓動轉接工作。
集散點選在哪裏？作為本次任務的現場副指揮，田濤當天上午就趕到了首都機場。原本希望在機場單獨開闢一個航站樓，但因種種原因沒有協調開；後來又考慮利用機場內的一個停車場，但經過現場勘查發現，停車場只是一片水泥地，空空如也、四處透風，而當天順義的最低氣温僅4℃。還有人提議選擇一家附近的五星級酒店，但場地太小，根本無法承載大規模的旅客接轉任務。而距首都機場不遠的新國展在場地上恰好能夠滿足要求，當天下午17點左右，市委組織部研究決定將臨時集散點定在了新國展。20點，市委組織部等部門與新國展方面完成轉運細節商議。
相對來説，新國展的區位優勢十分明顯。從距離上看，新國展離首都機場8公里，交通便利。從建築空間上看，此處南北長800米，東西長750米，一期佔地面積102.14公頃，室內面積約 11萬平方米，對外相對獨立、可實現封閉管理，內部場地開闊，場館屬於“可開合、大空間”建築結構，通風較好，便於分區管理、開展工作。此處距周邊最近小區有560米，最遠約1公里，還能最大限度降低對周圍居民生活、出行的影響。
當晚，負責新國展集散點佈設的前線工作組一宿沒睡。劃定區域、協調車輛、確定隔離酒店、協調物資，原本空蕩蕩的新國展W4、E4館一夜之間“變了身”，3月10日中午，新國展內各接待點相關車輛、防護物資、服務人員就位。旅客目的地為北京的，由本市16個區和經開區各自接待；旅客目的地為京外的，則由30個省（區、市）駐京辦負責轉運，此外還設立了一個機動接待點。當天下午14點03分，新國展集散點迎來了第一批入境旅客。“從開始佈置場地，到正式啓動接轉，我們用了不到14個小時。”田濤説。
運轉首日，新國展內48個點位接待了8個航班500餘人。
揭秘二
人員分流轉運規則是如何制定的？
“遇問題靈活應對，面對很多新情況，不得不現場定政策”
新國展集散點剛運行時，除了最重要的疫情防控物資得到了保障，其他各項條件有些“簡陋”，沒有熱水，沒有暖氣，各接待點基本只有一張桌子，各項服務都是後續逐步完善起來的。沒有標語，就找部裏擅長設計的同事自己設計、自己張貼；沒有廣播員，就找了擅長播音主持的女同事來廣播提示；外國旅客聽不懂中文，就連夜招募懂外語的志願者齊上陣……
這是一項全新的工作，沒有任何經驗，專班的工作人員每天都會遇到各種新問題，只能靠現場靈活應變。“很多政策都是現場定出來的。”據田濤回憶，去年3月19日，一名被外省某大學錄取的外國女留學生來京轉機，入境後得知錄取學校已發出通知，受疫情影響要求暫停外國留學生入學報到，人已經到了北京，但學校不接收，省駐京辦也無法轉運，再加之語言不通、經濟拮据，女留學生的去處陷入僵局。
“留學生拿到簽證是因為要去省裏的大學學習”，田濤追根溯源，迅速抓住了問題的關鍵。經與該省份駐京辦相關負責人溝通，耐心做工作，最終由該省駐京辦協調所在學校為留學生購買機票返回本國。此後出現類似情況，皆照此法處置。
揭秘三
如何滿足旅客的不同訴求？
“人性服務有温度，所有旅客都有人管”
每天都有上千名旅客來到新國展，每個人來京目的各不相同，轉機的、旅遊探親的、工作出差的，還有來回做代購的，每個旅客的經濟情況有別、身心狀況各異。田濤提出要求：“所有的旅客都要有人管！”
2020年3月11日，一對母女回國抵京來到新國展，準備回河南，但返程航班在第二天，兩人卻不肯掏錢住宿。在交談中得知，母女倆在意大利打工，因為疫情影響掙不到錢而回國，輾轉數千公里，已經十幾個小時未曾進食。田濤趕緊讓同事從辦公室拿來了水和麪包，並協調河南省駐京辦，讓二人在集散點的大巴上臨時過了夜，大巴車還為母女倆開了一夜的暖氣。類似的暖心案例不勝枚舉。
“服務旅客，要儘可能用人性化的方式，”田濤説：“我們在政策制定上也考慮外地旅客的承擔能力，除了國家規定的防疫政策外，凡是北京的自選動作，都由北京財政來負擔。比如現在我們對境外入京人員實行‘14+7’隔離政策，這額外的7天隔離住宿費用就由北京財政來支持。”
“航班不停，我們的工作就不能停，哪怕來一個人，我們都要等着，所有人隨時待命。”機場工作專班副組長郭頌説。新國展從去年3月10日開始啓用，起初只是日本、韓國、意大利和伊朗疫情高危四國入京人員的集散點。3月16日零時起，所有入境進京人員都在新國展集散。直到3月23日零時，所有目的地為北京的國際航班均須從12個指定第一入境點入境，新國展的工作才得以喘息。在新國展集散點運行期間，成功轉運旅客4萬餘人。
“很平穩，沒有出問題，這是我們最大的貢獻。”田濤和工作組成員駐守了20天，直至3月底相關轉運工作逐步交接給順義區。田濤坦言，國外疫情洶湧，北京面臨很大的境外輸入風險，而新國展的集散工作確實給北京的疫情防控緩解了很大壓力。
去年9月3日，北京穩步有序恢復直航北京國際商業客運航班，機場工作專班的工作又恢復了。如今，每天都有境外航班抵京，處理突發狀況、保障正常外交、配合有關部門工作……機場工作專班的20餘名成員依然在首都機場堅守國門，把住入境第一關。自恢復直航以來，北京境外輸入陽性病例60餘例，他們均第一時間奔赴入境人員隔離酒店，現場協調處理，直到陽性人員轉送至地壇醫院後，才撤離酒店。戰鬥在疫情一線已經整整一年，田濤翻出了手機記錄的睡眠信息，平均每天的睡眠時間僅4小時26分。
場景回放
新發地8000多人如何實現“一夜轉運”？
2020年6月，北京市多名新增確診病例均和新發地市場有交集，6月13日凌晨3時起，新發地市場暫時關停，全面有序進行衞生整治和環境消殺。當天下午到6月14日凌晨6點，新發地市場內8000多名經營、採購和工作人員，全部進行信息登記、核酸檢測後，轉運至集中觀察點進行醫學觀察。因為市社區防控組負責協調隔離酒店接轉事宜，6月13日，田濤深入那輪疫情的風暴中心。忙亂的現場，複雜的局面，突發的困難，田濤對那個夜晚記憶深刻。
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佔地1680畝，承擔了首都80%以上的農產品供應。這裏內部結構複雜，出入口多，商户多，人員流動性強，要封閉這樣一個市場，還要把商户全部轉運到集中隔離點，工程浩大。
田濤回憶，市裏此前讓各區預留了用於入境人員集中醫學觀察的房間，新發地疫情暴發後，這些房間部分被臨時調整為安置新發地轉運人員。初步研判，有6500多人需要轉運，就讓相關區準備了7000個房間應急，但大家到了現場發現情況比想象中還要複雜。缺乏轉運工具，他們臨時和交通部門協調溝通，緊急調來200輛大巴，這些大巴要分別運送轉運人員到不同的集中觀察點。
矛盾和問題隨時出現：按照防疫規定，大巴車上需要隔一個坐一個，但這樣就沒法裝更多的人；有的轉運點很遠，有的司機提出安全問題……這都需要馬上解決。“我們臨時和相關部門溝通，要求火速加派車輛，派經驗豐富技術精湛的司機，保證萬無一失。”田濤説。
更大的問題是，需要轉運的人員比想象中的還要多。田濤回憶，“新發地內部很複雜，晚上有的人睡着了，我們就挨家挨户找，越找越多，到6月13日晚上12點就轉運了四五千人出去。”到第二天凌晨2點，他們發現準備好的7000個房間已經用完了。現場又是一片忙碌，工作人員和市裏的主責部門以及各區緊急溝通，臨時湊出2000個房間，“當務之急是必須迅速把新發地清空。”
現場還要進行全員核酸採樣，同時也要對環境進行採樣，工作人員穿着防護服開始工作，危險隨時存在，更需要高效的指揮和協調。“我們説A有人管，B有人管，C有人管，但A到B、B到C沒人管，這些都是到現場才發現的問題，都需要迅速作出決策，補漏洞。”6月13日下午6點到6月14日凌晨6點，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內的8000多人全部進行了核酸檢測，轉運至集中觀察點，進行集中醫學觀察。田濤和工作人員在新發地忙了一個通宵，完成了應急處置的關鍵一步。
此後一段時間，和新發地有關的新增確診病例不斷增加，田濤和同事們關注着每天的疫情數據，大家都明白當時的集中轉運處置非常關鍵。7月初，新發地市場集中隔離期滿核酸檢測陰性人員陸續解除隔離，分批次有序開展轉運安置工作。回想一個多月前的“新發地一夜”，田濤説，“就像一塊大石頭落地了。”
對話
“疫情防控最需擔當，良知很重要”
對話人：田濤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檢疫檢測工作組副組長
北青報：疫情防控工作中，北京市先後出台了很多政策，包括社區封閉式管理，入境進京人員實行集中隔離觀察等，這些政策出台時一般需要考慮哪些因素？
田濤：我們出台政策，要跟國家總基調保持一致，還要參考其他省市的情況，在出台過程中會反覆徵求專業部門的意見，大家會進行充分討論，甚至是爭論，達成共識。
每一項政策的情況都不一樣，越到後期，政策的制定就越難。去年2月，社區開始實行封閉式管理，當時疫情嚴重，大家對這個新病毒認識不足，既沒有疫苗也沒有特效藥，物理阻斷是最有效的預防措施，因此我們果斷採取封閉的辦法，羣眾相對比較理解和配合，政策執行起來也比較順暢。
對入境進京人員進行集中隔離觀察，這是在執行國家層面的政策，後來相繼出現入境人員在結束14天集中觀察後確診並引發本土病例的情況，為確保首都防疫安全，北京對入境進京人員實施“14+7”健康管理措施基礎上，增加7天居家或集中觀察。我們考慮的是，國際上疫情形勢嚴峻，外防輸入壓力很大。不怕一萬就怕萬一，一旦出現問題，引起本地疫情反彈，後果很嚴重，到時候再進行大規模的核酸檢測和封控隔離等工作，成本更高，所以要補上所有漏洞，防止小概率事件引起嚴重後果。
北青報：北京在短時間內進行了大規模的核酸檢測，這是如何做到的？
田濤：新發地疫情暴發後，北京20多天就完成了超過千萬人次的核酸檢測，超過一半病例是通過大規模核酸檢測篩查發現的，對於全市的防疫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及時進行核酸篩查，這些病例沒被及時發現，可能還會造成疫情擴散傳播，後果會非常嚴重。同時，我們結合核酸檢測的實際需求，發現漏洞，改進措施，開發了核酸檢測平台，速度和效率大大提升，現在的核酸檢測能力，一天採樣500萬人次都沒問題。後來河北省暴發疫情，我們還派出人員和設備提供支持。
北青報：疫情防控政策不可避免會對大家的生活造成影響，也有市民反映相關訴求，這些問題如何解決？
田濤：我們對輿情非常關注，一方面，上級部門對於輿情會有批示，我們堅持“辦理不過夜”的原則，當日事當日畢，處理完已經凌晨兩三點是常有的事。此外，我們也有專門的工作人員負責瞭解輿情，通過微博、抖音等，對於市民羣眾反映的問題、提出的訴求，主動發現，主動處理。
有的問題是反映個人遭遇，比如社區實行封閉管理自己回不了家等，我們都會及時核實，並迅速和相關工作人員取得聯繫，加以解決。有的輿情是反映政策執行的，比如反映一些社會名人沒有執行隔離觀察政策，這些問題聚焦政策執行的公平性，我們也會立即核實處置。總之就是，個性問題個別解決，共性問題我們及時整改優化。
北青報：參加疫情防控工作一年多，有何感觸？
田濤：感悟最深的就是，擔當是最重要的，有的問題可能並沒有明確的責任人，不能機械地分清界限，遇到問題需要拍板，需要決策，説到底都需要擔當；執行力也很關鍵，就像我們一夜完成新發地人員轉運工作一樣，疫情不等人，處置必須及時，説了就要立刻執行；要主動思考，主動學習，敢於創新，才能在遇到問題而且沒有先例可循的情況下，找到最優的解決方案；疫情防控對大家的綜合素質提出很高要求，要完成這些工作，需要很強的工作能力和綜合素質；對於黨員幹部來説，良知很重要，遇到問題，要從良知出發，要考慮到對羣眾的影響，如果沒有良知，考慮問題，包括提出的解決方法，就會生硬。
本版文/本報記者 蔣若靜 李澤偉
本版攝影/本報記者 袁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