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2018年底至今，中東地區多國爆發了不同程度的抗議活動，對國家政權穩定產生了不同影響。中東新一輪抗議潮仍起因於民生問題，本質上揭示了民眾需求與政府有效供給之間的尖鋭矛盾，反映出當前中東國家治理能力不足和治理績效弱化。同時，與2011年“阿拉伯之春”引發的中東劇變相比，此輪抗議潮在抗議主體、社交媒體的應用以及反對外來干涉等方面展現出不同以往的特點。中東多數國家在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特別是有效改善民生與發展方面依然面臨嚴峻挑戰，中東地區和國家的動盪、紛爭恐仍將持續。
關鍵詞
中東地區；中東抗議潮；“阿拉伯之春”；中東國家治理
第一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二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5.009
自2018年底以來，新一輪抗議潮在中東多國爆發並蔓延，阿爾及利亞、蘇丹、埃及、伊拉克、黎巴嫩、伊朗等國先後爆發了不同規模和烈度的反政府示威遊行。在抗議浪潮中，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利卡和蘇丹總統巴希爾先後下台，黎巴嫩總理哈里里和伊拉克總理阿卜杜勒-邁赫迪宣佈辭職。有學者將中東新一輪抗議潮稱為所謂的“阿拉伯之春2.0版”。然而，從中東地區歷史進程看，此輪抗議潮仍是2011年以來中東劇變這一“長波”的延續，反映了中東地區國家在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和改善民生與發展問題等方面仍面臨嚴峻挑戰。
中東地區新一輪抗議潮的形成和蔓延
2018年底以來，中東地區多國爆發了不同程度的抗議活動，但民眾抗議的規模和訴求、政治制度的體系特徵、政府應對抗議的方式和能力等存在差異，因而對各國的政權穩定產生了不同影響。整體來看，依據政權變更狀況的不同，此輪抗議活動產生了三類不同結果。
一是抗議運動導致政權更迭。蘇丹總統巴希爾執政近30年，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利卡執政近20年，二者被視為中東強人政權的代表。在2011年前後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劇變中，巴希爾和布特弗利卡都穩住了陣腳，沒有倒台。然而，由於二人未能兑現此前作出的一系列改革承諾，且近年來兩國政府的治理成效乏善可陳，導致其推行的“以經濟福利換取政治沉默”的傳統“社會契約模式”難以為繼。在地區其他國家民眾示威遊行的影響下，兩國民眾陸續掀起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最終不僅結束了二人對國家政權的長期掌控，而且改變了兩國幾十年來的政權統治模式。
在蘇丹，2018年12月，巴希爾政府試圖通過大幅貶值貨幣來避免經濟崩潰，結果卻導致物價飛漲，引發民眾抗議。隨後，政府為控制局勢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逮捕反對派人士，關閉社交媒體網站，並採取武力驅散示威者等措施。2019年2月，巴希爾總統更換總理、副總理等部分政府高官，以期平息民眾的不滿情緒。然而，民眾抗議浪潮不但沒有緩和，反而不斷高漲，反對派“蘇丹職業人士協會”組織起百萬人規模的示威遊行，導致形勢愈發緊張。面對局勢即將失控的風險，軍方選擇倒戈，逼迫巴希爾下台。4月11日，蘇丹國防部長伊本·奧夫宣佈推翻巴希爾政權，成立過渡軍事委員會並擔任主席，執掌國家事務。後因民眾反對建立軍政府，在任僅一天的奧夫宣佈辭職，由軍隊總督察、陸軍中尉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卜杜勒拉赫曼·布爾漢接任過渡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7月17日，過渡軍事委員會與反對派“自由與變革聯盟”在喀土穆簽署協議，同意組建過渡期國家治理機構——聯合主權委員會，並授權“自由與變革聯盟”提名國家過渡時期政府總理。8月20日，由軍方代表和平民代表共11名成員組成的聯合主權委員會成立，由布爾漢擔任委員會主席，蘇丹過渡軍事委員會自動解散。次日，此前擔任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副執行秘書的阿卜杜拉·哈姆杜克正式宣誓就任蘇丹過渡政府總理，並於9月5日宣佈組建過渡政府。
2018年12月，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利卡謀求第五任期，導致首都阿爾及爾附近爆發民眾抗議，並於2019年2月蔓延至全國。布特弗利卡先後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動用警察等強力機構、替換總理、承諾不尋求連任等方式，希望能夠平息民眾抗議，但效果甚微。2019年3月，持續的大規模抗議最終促成軍方態度的轉變。在軍方壓力下，布特弗利卡於4月2日被迫辭職。依照憲法，參議長阿卜杜勒卡迪爾·本·薩利赫擔任過渡期臨時總統，阿爾及利亞進入政治過渡階段。12月12日，阿爾及利亞舉行總統大選，前政府高官阿卜杜勒-馬吉德·特本以58.15%的得票率當選總統。然而，許多民眾要求徹底改變前政權，對大選持抵制態度，此次選舉投票率僅為39.88%，創下阿爾及利亞總統大選的歷史新低，阿爾及利亞未來政治發展仍充滿較多不確定性。
二是抗議運動導致內閣更換。與阿爾及利亞和蘇丹民眾抗議不同的是，在伊拉克和黎巴嫩，儘管抗議民眾也喊出反對現政權的口號，但民眾的變革訴求主要集中在社會經濟領域，而不是徹底推翻現有的政治制度。同時，兩國當局對民眾抗議也予以積極回應，因此抗議潮只是導致內閣發生了更替，政權並未變更。
在伊拉克，自2019年10月以來，民眾抗議此起彼伏，其中以什葉派地區的民眾示威行動最為突出，並造成了大規模流血衝突。截至12月1日，在示威抗議中已經約有420人身亡、1.7萬人受傷。時任伊拉克總理阿卜杜勒-邁赫迪既無力滿足示威羣眾的要求，也難以平息抗議示威運動，最終於11月29日宣佈辭職，隨後向國民議會遞交辭呈並獲得批准。但是，各政治派別圍繞新總理人選遲遲無法達成一致。2020年2月1日，伊拉克總統巴爾哈姆·薩利赫任命前通信部長穆罕默德·陶菲克·阿拉維為新總理，但由於各派博弈加劇，導致阿拉維未能在法定期限內完成組閣。3月17日，薩利赫總統任命曾在什葉派佔多數的納傑夫省擔任省長、“勝利聯盟”成員阿德南·祖爾菲出任總理。4月9日，祖爾菲宣佈組建新政府失敗。當日，薩利赫任命情報部門負責人穆斯塔法·卡迪米為新任總理，並授權其在30天內組閣。伊拉克當前的政治危機凸顯了美國在伊拉克移植西方民主制度、建立族羣—教派分權政治體制的嚴重後果，導致伊拉克教派矛盾激化，腐敗問題突出，國家治理乏力，由此引發民眾不滿情緒高漲。
2019年10月25日，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及中南部多個城市爆發新一輪示威抗議活動，示威者繼續抗議政府腐敗、缺少公共服務及高失業率，呼籲政府推進改革。圖為當日，示威者在伊拉克巴格達解放廣場參加示威活動。
由於不滿政府宣佈對使用瓦次普等網絡語音通話軟件收税，自2019年10月以來，黎巴嫩多地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隨後，抗議民眾提出了要求現政府內閣成員辭職、組建技術專家型政府等政治訴求。在大規模抗議運動的衝擊下，10月29日，黎巴嫩總理哈里里宣佈辭職。12月19日，奧恩總統任命哈桑·迪亞卜為新一屆政府總理並授權其組閣，但後者組閣未果。在黎巴嫩政府出現三個月的權力真空後，2020年1月21日，以迪亞卜為總理的黎巴嫩新一屆內閣成立。然而，黎巴嫩經濟發展持續低迷，公共債務高企，民眾失業率居高不下，導致民眾抗議活動始終難以平息。
三是抗議潮衝擊政治穩定但未危及政權。自2019年下半年開始，埃及和伊朗國內都出現了一波民眾抗議運動。民眾抗議活動席捲了兩國多個城市，但整體上抗議並未完全失控。在兩國政府的強力干預下，抗議活動均很快被平息，兩國的國家政治體系和政治制度並沒有受到太大沖擊和影響。
在埃及，流亡海外的埃及商人穆罕默德·阿里在社交媒體上發佈視頻，指控埃及總統塞西和軍方存在腐敗行為，號召民眾發動示威遊行。以此為導火索，2019年9月20日，包括開羅在內的埃及多個城市爆發了反政府示威抗議，反對派趁機喊出了“民眾希望政權倒台”等口號，並鼓動更多埃及民眾走上街頭。為應對危機，塞西政府對網絡謠言進行闢謠，並採取強力措施，迅速控制住了抗議活動的蔓延。
在伊朗，迫於財政壓力，魯哈尼政府上調了國內汽油價格，並實施新的配給政策，但引發了民眾的不滿，進而導致國內出現大規模抗議活動。2019年11月，伊朗國內民眾的示威遊行不斷升級，繼而出現“打砸搶”等騷亂活動，甚至出現衝擊當地政府和軍營的行為，造成較多人員傷亡。隨後，伊朗政府迅速採取應對措施，強力干預民眾示威遊行，打擊不法分子，從而有效控制住了局勢，很快恢復了社會秩序。
中東地區新一輪抗議潮爆發的原因
與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相比，中東新一輪抗議潮爆發的深層原因仍然是相關國家經濟社會狀況的惡化，不同的是抗議民眾不再滿足於推翻某個人的統治，而是更多要求國家系統性變革；民眾不僅渴望進行有實質意義的選舉，而且要求政府進行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改革，滿足自身對發展的強烈訴求。中東國家的政權更迭和政局變動，再次向人們展現了政治問題背後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也揭示了經濟基礎最終決定政治和政權變化的內在邏輯。
第一，社會經濟問題是新一輪民眾抗議潮爆發的根本原因。民生問題再次成為引發中東國家政局變動和社會動盪的“灰犀牛”。一方面，民生問題在中東國傢俱有普遍性，是中東發生政局變動的根本原因。迄今為止，絕大多數中東國家的民生問題並沒有得到實質性改善，且短期內很難看到扭轉的跡象。實際上，中東劇變發展至今已近十年，但中東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整體形勢依然堪憂。比如，政治攻訐和社會暴力愈發嚴重，經濟增長陷入停滯，社會不平等加劇，腐敗問題嚴重，性別不平等問題突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牛津大學貧困與人口發展倡議於2018年發佈的報告顯示，中東阿拉伯國家近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標準以下，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處於貧困狀態。另一方面，中東國家普遍存在的民生問題持續對政權穩定造成衝擊，經濟民生問題容易轉化為政治問題，並最終導致政權更迭。因此，2018年底以來中東地區出現的新一輪民眾抗議潮，凸顯了該地區經濟發展困境和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鋭。
第二，國家治理和有效供給能力不足成為抗議潮爆發的直接原因。國家治理能力、執政水平及其真實績效是國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和依據。近年來，中東一些國家的民眾對於政府治理無力、變革緩慢以及腐敗嚴重等問題普遍不滿。2019年世界銀行“全球治理指標項目”發佈的數據顯示，2010—2018年間，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和蘇丹四國的政府治理能力指標得分分別從-0.37、-1.2、-0.28、-1.34下降到-0.58、-1.32、-0.64、-1.62，這意味着四國政府的治理能力在“阿拉伯之春”之後均呈下降趨勢；同一時期，伊朗和阿爾及利亞兩國的政府治理能力也未出現根本性好轉。民眾掀起大規模抗議活動，凸顯了相關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不彰。
第三，中東國家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是抗議潮爆發的深層原因。一方面，中東地區國家貧富差距較大。在中東地區，佔總人口10%的最富有的人口掌握了64%的社會總財富，這一比例遠高於美國、歐洲國家等發達國家的情況，也高於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另一方面，中東國家社會經濟狀況不斷惡化，民眾失業率高企，為地區埋下了各種不穩定因素。2018年底以來，發生民眾抗議潮的中東國家均存在較高的青年失業率。關於25歲以下青年失業率，蘇丹為27%、阿爾及利亞為30%、黎巴嫩為17%、伊拉克為17%、埃及為33%。與此同時，經過中東劇變的洗禮後，青年民眾表現出了更為強烈的鬥爭意願。有學者指出，當前中東地區新生代正在崛起，阿拉伯年輕人已經習慣於表達自己的不滿。這些青年是社會不平等的最大受害羣體之一，也因此成為抗議活動的主力軍，越來越多的中東青年開始通過街頭抗議等方式，表達其改變現狀的訴求。
第四，外部經濟環境惡化和域外大國干預是引起新一輪抗議潮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世界經濟整體低迷，國際油價回落並在低位徘徊，對於嚴重依賴能源出口的阿爾及利亞、蘇丹、伊拉克、伊朗等國造成重大影響。與此同時，中東地區衝突此起彼伏，極端主義、恐怖主義肆虐嚴重損害了相關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在伊朗、黎巴嫩、伊拉克以及敍利亞等國的民眾示威活動中，常有西方煽動介入的影子。例如，2019年11月15日，當伊朗政府宣佈提高國內汽油價格並實行配給制後，普通民眾對於價格變動心生不滿，紛紛走上街頭，引發全國100多個城市爆發抗議示威活動。其間，一些反對派和不法分子藉機縱火焚燒銀行、商店，破壞公共設施，並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多人死亡。伊朗國內外各種勢力相勾結，或向伊朗政府施壓，或煽動抗議活動。美國總統特朗普、國務卿蓬佩奧等紛紛在推特上發文支持抗議者、袒護暴亂分子；美國國會提交審議相關提案，鼓勵並支持伊朗發生的暴力騷亂行為；美國之音、明天電台、英國廣播公司波斯語頻道等西方媒體專門開通“伊朗抗議”專題節目，24小時滾動直播抗議情況，謀求在輿論上進一步打擊和削弱伊朗現政權的合法性。
綜上所述，中東地區新一輪民眾抗議潮興起的根本原因是相關國家的社會民生問題持續惡化，引發民眾普遍不滿；相關國家政府在社會治理能力和成效上的不足成為民眾抗議的導火索。同時，此輪抗議潮也凸顯了中東地區長期存在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外部因素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中東地區新一輪抗議潮的特點
當前中東地區的新一輪抗議浪潮是相關國家持續存在的“發展赤字”“治理赤字”“安全赤字”等問題的集中爆發，也是中東國家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民眾政治參與和國家政治穩定關係失衡的具體表現。同時，此輪抗議潮也表現出與2011年“阿拉伯之春”示威抗議不同的特點，主要體現在抗議主體的做法和訴求、社交媒體的應用以及反對外來干涉等方面。
一、抗議主體呈現廣泛性、合作性和一定的非暴力性特徵
廣泛性指參與主體涵蓋各行各業、各個階層的羣體。例如，蘇丹國內的抗議羣體構成複雜，既包括蘇丹職業人員協會，如醫生、工程師、教師、律師、記者和藥劑師等中產階級代表，也包括許多政治反對派精英，如知名政治家法魯克·阿布·伊薩和阿明·麥基·麥達尼等上層階級代表，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底層民眾。
合作性指各國抗議主體暫時擱置了教派、族羣等矛盾，以形成反對現政權的合力，這在伊拉克的抗議活動中體現得更加明顯。在推翻薩達姆政權後，美國主導構建的伊拉克政治制度安排反映了明顯的以教派和族羣劃線的特徵。其中，什葉派和庫爾德人成為該體系的受益者，而遜尼派則不斷被邊緣化。在伊拉克2019年爆發的民眾抗議中，什葉派民眾率先走上街頭，隨後遜尼派聚居區也爆發抗議活動，但雙方並未因教派分歧而彼此排斥和敵對，反而選擇聯手擴大抗議聲勢。在宗派矛盾根深蒂固的黎巴嫩，抗議羣體也首次明確發出無教派差別的訴求和聲音。
此外，多數國家的民眾在這一輪抗議中表現出明顯的“非暴力”特徵。即使執政當局採取了一些強制手段，多數抗議民眾也沒有采取暴力手段和極端方式表達訴求，而大多選擇走和平抗議路線。特別是在蘇丹和阿爾及利亞，支持政府的軍方勢力在過去幾十年往往使用武力平息民眾暴力抗議，但此次示威者高舉和平主義旗幟，不僅有效防止軍方使用武力，而且使抗議活動在國內外獲得了更加廣泛的支持。
二、社交媒體在組織動員中發揮重要作用
近年來，中東一些國家民眾對於艱難的社會現實愈發感到無力與憤懣，認為通過常規的政治渠道無法消解自身的困苦，逐漸選擇走上街頭表達政治訴求。同時，隨着近十年來網絡通信技術的發展，社交媒體在中東民眾溝通交流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使得民眾對於現實政治的不滿情緒更容易被聚合和傳播。同時，在新一輪民眾抗議潮中，普通民眾和政治反對派利用社交媒體極大提升了組織動員的效率，也催生網絡動員呈現出新的手段和特點。一是政府管控網絡的優勢在下降。多國反對派在抗議中展示出愈發高超的網絡技術能力，能夠有效繞過政府監控，利用多種網絡渠道進行抗議動員。在2019年10月爆發的伊拉克民眾抗議中，當伊拉克警察驅散了最初聚集的抗議人羣后，反對派開始頻繁利用社交媒體組織協調新的抗議活動，使伊拉克當局防不勝防、顧此失彼。二是反對派利用互聯網散佈虛假信息，煽動民眾不滿情緒。在2019年伊朗的民眾抗議中，網絡上流傳着民眾向加油站投擲燃燒物的視頻，有意煽動示威民眾通過暴力發泄對當局的不滿。然而，視頻中的抗議民眾卻身着夏裝，與伊朗11月份的天氣情況明顯不符，顯然是反對派為了升級矛盾，利用互聯網惡意傳播虛假信息。三是外部勢力持續加強對反對派網絡應用技術的培訓。美國等外部勢力加緊對地區敵對國家的滲透和影響，對其國內的反對派提供網絡技術培訓和資金支持。2019年11月，伊朗安全部門逮捕了8名與美國中情局有聯繫的伊朗人。經美國中情局培訓後，上述人員在伊朗國內騷亂中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進行組織動員、分發裝備和參與暴動，並準備將蒐集到的有關伊朗示威抗議的情報傳送到國外，企圖進一步打擊伊朗執政當局的國際形象。
三、反對外來干涉成為抗議民眾的集中訴求
在此輪抗議中，除了改善民生和促進民主的訴求外，一些國家的抗議民眾還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反對外來干涉”的要求。西方國家一直在中東地區以其經濟發展緩慢或受阻為由，不遺餘力地輸出西方政治和經濟模式，並將民主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工具。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劇變中，美國為了維護自身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利益和主導地位，在關鍵時刻“拋棄”盟友，還利用輿論推波助瀾，將突尼斯、埃及等國的“革命”稱為西方民主的勝利。然而，埃及、利比亞、伊拉克等地區國家西式民主轉型的失敗，使得更多的中東民眾意識到西方那套自由民主理論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反而可能將國家推入內戰的深淵。鑑於此，在此次中東民眾抗議潮中出現了反對美國干涉的強音。在黎巴嫩和伊拉克，美國大使館都成為抗議者圍攻的目標；在伊朗，民眾對美國干預中東事務尤其是對美國多年來對伊朗實施制裁表達了極大的憤怒。
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的背後，折射出中東地區民眾愈發重視探索本土政治發展經驗，而不是再次簡單地照搬西方模式。與2011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不同，多數抗議民眾不再急於要求開啓國家政治轉型，而是希望在進行選舉之前確立公平透明的“遊戲規則”。一方面，抗議民眾擔心轉型過激可能會重蹈也門等國的覆轍，使國家陷入內戰。另一方面，抗議民眾也拒絕代表前政權利益的人士利用所謂合法途徑再次上台執政，從而維持舊有的政治和社會結構。
結 語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受內外環境制約、域外大國干涉和地緣政治競爭的干擾，大多數中東國家還沒有找到解決發展與穩定問題的有效辦法，始終未能走出經濟發展遲滯和民生凋敝的困境。自2018年年底至今，受新一輪民眾抗議潮波及的還有約旦、突尼斯等十餘個地區國家。然而，無論是通過選舉產生的新政權還是等待新一屆選舉的過渡政府，在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特別是有效改善民生與發展方面依然面臨嚴峻挑戰。因此，對於大多數中東國家而言，民眾抗議運動既是社會和政治穩定的嚴峻挑戰，也為從根本上推進深刻變革帶來契機。中東國家長期累積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結構性問題很難在短期內出現根本性好轉，其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內在缺陷仍然難以克服，中東地區的民眾抗議或將具有長期性和反覆性特點。由此觀之，有效破解民生難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是中東國家面臨的緊迫而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