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富士山下，有一片景緻怡人的天然林場，名叫青木原樹海。
不過，它出名的原因不在於景色，而是因為每年都會有許多人選擇在這裏結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它也被稱為"自殺森林"。
這裏潮濕背陰，沒有陽光，樹根上爬滿了青苔，彷彿與世隔絕。
“活到現在都是些讓我不高興的事，誰也別來找我。”
“糟了，我感覺好睏，這裏真的好黑，誰來救救我。”
“媽媽，我已經活不下去了。”
“我只會惹事生非，索性在樹海死掉吧。”
説是紀錄片，不如説是vlog。
它只在深夜悄悄播出，一集只有短短12分鐘。
沒有主題，沒上熱搜，非常冷門。
別看這個關於“自殺森林”的片段有點陰鬱，它卻是我2020年看過最治癒的國產紀錄片：《十三遊》。
疫情期間，被迫滯留日本的許知遠，把目光移向了那些自殺者，以及更多被主流社會遺忘的小人物。
過去，他們常被看作是loser、脆弱、不負責，但在許知遠的鏡頭裏，他們也不過是盡力去活了一生的普通人。
如果你也曾在某一刻，感到焦慮、抑鬱、迷茫，一次次地自我否定，那麼，你會從這些真實的故事裏，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
而看見，就是治癒的開始。
眾生皆苦
許知遠説，他很少碰到這樣的時刻：
還沒提問，對方就忍不住哭了起來。
作為日本一個小樂團的成員，班比看起來又漂亮又陽光。很少有人知道，在過去的整整4年，她一直把自己關在房間裏。
“我沒辦法喜歡上自己。很小的時候，就只會給父母添麻煩。初中還離家出走，不回家……”
一個人鎖在房間裏幹什麼呢？
玩遊戲、上網、畫畫、寫詩，或者就一直躺着。
沒有想做的事，也沒有什麼想要的東西。
後來班比才知道，自己當時很可能是抑鬱了。
在日本，像班比這樣的“蟄居族”，已經超過100萬人。
你很難找到他們，他們被稱為“失蹤的100萬人”。
班比蟄居的原因是，在學校裏幫助被校園霸凌的同學，結果自己也被列為了霸凌對象。加上被最好的朋友欺騙，她開始厭惡學校，也不願意跟任何人打交道。
你也許會覺得，那是因為班比是高中生，“年輕人嘛，總歸心智還不成熟，想不開。”
或者有性別刻板印象者，把原因歸咎於班比是女孩子：女性情緒比較不穩定。
然而，有統計顯示，1997年之後，日本人的自殺率飆升。其中自殺率增長幅度最大的，是45歲到60歲的中年男性。
為了找到答案，許知遠前往了東京。
貫穿東京的JR中央線，是日本最繁忙，也是自殺發生率最高的一條鐵路。
平均每公里就有4.8人自殺。
許知遠猜想，選擇在交通最繁忙的時刻自殺，是對社會的一種憤怒的宣言。也可能是成年人在逃避自己要面臨的責任。
可防自殺協會會長張賢德告訴他，不是的。
張賢德説，日本社會看似温和，實則暗藏競爭。
很多人因為沒進大公司便覺得人生就此終止，乾脆自絕性命。
“沒有前路了”
“也許對於多數人來説感覺會很舒適，但對於追趕不上的人來説是十分辛苦的。”
這，不也是我們中很多人的生活狀態嗎？
受苦的根源
電影《大佛普拉斯》裏有一句台詞：
“雖然現在已經是太空時代了，人類可以搭乘太空船到達月球，但卻沒辦法看穿每個人心裏的宇宙。”
我一度以為，一個國家富裕之後，很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但看來，事實並非如此。
國家的進步，可能會讓人們變得更自由，也可能會變得更孤獨……不獨日本，我們也是如此。
我想起去年4月，江蘇南京，有一名西裝革履的男子醉倒在地鐵站。
他是做銷售的，並不愛應酬。可是當晚為了簽下一單業務，豁出去喝到了深夜。
“沒辦法啊，陪客户，沒有辦法。”
“寶寶，對不起。我感覺我好沒用。”
真是這樣嗎？
想想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的那些加班猝死的新聞：
34歲的天涯論壇副主編金波猝死地鐵站；
36歲的深圳某IT公司程序員張斌猝死於酒店的馬桶上；
26歲的浙江醫生陳德靈連續通宵加班猝死……
我説這些，不是要批判受害者，而是我們都應該問問自己：
好好工作是為了更好地生活。但如果我們要為此付出健康甚至生命，那我們工作的意義是什麼？賺錢又是為了什麼呢？
個體富有≠幸福
在《十三遊》裏，很多人把日本高自殺率，視為泡沫經濟破滅的產物。
有一定道理。
但在我看來，它只能是一種宏觀分析，而不能用作具體的生活法則。
因為一旦我們把痛苦都歸罪於外界，我們將永遠也無法獲得幸福。
我推薦過一本書，《當下的力量》。
作者埃克哈特·託利認為，人類受苦的根源來自於我們大腦的思維。
思維其實也不是問題，問題出在我們無法控制自己的思維，反倒成為思維的奴隸，成為自己“強迫性思維”的受害者。
我們都知道著名的ABC理論：
A是引發你情緒的事件；
B是你的信念或你對事情的詮釋；
C就是結果，即你的負面情緒。
通常，當人們不喜歡C的時候，都會去找A的碴兒，尤其是與創造A有關的人。
所以我們每天疲於奔命，一直在處理、阻止、緩和、溝通、協調A以及與A相關的人、事、物。
可是我們不知道，B是你唯一可以完全掌控和改變的因素，而且引發C的不是A，而是B。
《十三遊》裏有一個人物我覺得很有意思，他就是東京蓮寶寺的住持小川。
許知遠問他：“您畏懼死亡嗎？”
小川的回答是：
“隨着年齡的增長，並不畏懼了。我們能夠生而為人，本身就是一個奇蹟。獲得了作為人的生命，懷着這樣的想法，我們應該珍視生命。 ”
在辦葬禮的時候，他都會跟死者説“我們再會”。
相信在很多人眼裏，死亡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如果我們的親友去世，我們會因此恐慌和悲痛。
可在小川眼裏，死亡卻並不恐怖，因為自己總有一天也會和逝去的人再會，這是“早登極樂”。
同樣一件事，幾家歡樂幾家愁。
為什麼？
就是因為每個人對事情的詮釋角度不同。
現在很多人年輕時都很拼命，為了讓父母開心，付出了許多，當了一個好孩子，到了三四十歲，才突然發現自己沒有幸福。
因為他們總是通過別人的評價，來確定自己的價值，一心追求過上別人認為的美好生活。
但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對自己充滿了苛責。
而正因為小我是如此的不真實，所以它不停地在外在的世界尋求認同，來壯大聲勢。
可惜我們越聽從小我，就越感到空虛和孤立。
揮之不去的遠離感也油然而生，因為我們遠離、失落了真實的自己。
“適可而止”地活
比起痛苦本身，想要快速消除痛苦的執念，反而讓我們更為受苦。
小川説，“人啊，要學會原諒自己。‘適可而止’地活下去就好。”
對自己有要求是好事，它可以督促我們進步。
但比起“做更好的自己”，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要“更好地做自己”。
我們永遠不可能討好所有人，也不可能一個人完成三人份的工作，一晚上做完一禮拜的事情。
就像《十三遊》裏的班比，她一度因為被校園霸凌，被好友背叛而選擇“蟄居”。躺在房間裏，一動不動，哪兒也不去，啥也做不了。
這些當然都不是她的錯。
但惡永遠也不可能消滅殆盡。
我們控制不了外界，只能自己拯救自己。
認識到這句話後，班比變得不一樣了。
她走出房間。開始打工，最開始是去壽司店做兼職。接觸到更多人後，她發現這世上還是善良的人多：
“我偶爾偷個壽司吃，摔碎一個盤子，也不會有人責怪我。這讓我覺得自己不能太放縱了，才決定開始改變的，哪怕是一點點的小改變也沒關係。”
在打工時，她認識了另外4個女孩子，她們就是班比現在的隊員。是的，她們組成了一個地下搖滾樂隊，隊名叫“不感症蛇草莓”。
採訪後的第二天，班比邀請許知遠去看出道後的第五場公演。看着這個充滿生命力的少女樂隊，43歲的許知遠也跟着歌聲，輕輕搖擺了起來。
他問班比，“你現在覺得強壯起來了是吧？”
“以前覺得自己的人生已經陷入了谷底，什麼都不想做，有時乾脆就不想活了，但現在已經過了這個階段。以後，我還要去很多很多的地方，我喜歡施瓦辛格那樣的男孩子，還要結婚生孩子呢。”
好啦，其實我可能連日語以外的話都不會講，但總會有辦法的，現在我不也在湊合活着嘛，去見識一下外面的世界吧。
我想起丘吉爾的一句名言，“完美主義令人癱瘓。”
而你終其一生，不是因為完美被愛，而是因為你充滿勇氣。
但其實，無條件地接受當下的自己，也同樣需要勇氣。
這就是埃克哈特·託利幾次提及的“臣服”。
都説“在哪兒摔倒，就在哪兒爬起來。”
但不急的，在哪兒摔倒，不可以就在哪兒躺一會兒嗎？不批判、不評價，關照好當下的自己。
這個世界不夠好，但多數時候還是友好的。
只要我們把該做的都做了，結果往往不會太差。
讓我們一起做六七月的事，因為八九月份，自會有它的答案。
來源：MBA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