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慈善家
極化政治不支持任何有價值的社會改革。
6月1日，特朗普在白宮發表講話。
6月1日，特朗普在白宮發表講話，自稱“法律與秩序的總統”，威脅啓動塵封百年的《叛亂法》。6月3日，拜登宣稱他當選會成立專門機構監督警察行為。很多人都猜測二人還有若干回合的交鋒，其實，鬥爭至此已鳴金收兵。兩個看似勢不兩立的政黨已經達成最大默契——弗洛伊德之死及其帶來的一切就是一個法律問題，也只能是個法律問題。
當然，圍繞着騷亂，兩黨還會有例行的政治攻守，但在現行兩黨制框架內已經無法產生新的政治可能性；於是弗洛伊德之死也就只能是一場騷亂，而不可能成為廢除奴隸制、平權運動那樣的歷史節點了。
註定的結局
把矛頭指向惡警，並侷限於個別惡警，連低級的政治謀略都算不上，民主黨、共和黨甚至一般的庶民，都知道圍繞着非洲裔美國人的警察詛咒是嚴重的系統性問題。該案折射出非洲裔美國人和執法機構的矛盾，在表象上涉及槍支氾濫，非洲裔美國人犯罪率過高、警方職業風險、執法機構缺乏外在監督等問題；在深層次上，則涉及非洲裔美國人羣體經濟社會地位的脆弱、種族主義傳統根深蒂固、階層固化、憲法第二修正案與政治失能等問題，是一個典型的牽一髮動全身式的問題。
但問題恰恰在於，該案太複雜以至於既無法用一個口號表達出來，也無法用若干口號概括解決方案。街頭的吶喊者不行，焦灼的中產階級不行，想收割選票的政客不行，思索的知識階層不行，華爾街的大佬也不行。最後，所有急於在騷亂中發出聲音的人，都只能對系統性的問題一言帶過。
弗洛伊德之死的殘酷在於，真正關心這個中年男人命運和正義的人羣，將隨着憤怒的退潮再次陷於無力而沉默的狀態；那些能摘桃子且能解決問題的人，在有所斬獲之後也將離場，最終，一個縣級法庭將決定這個事件的結局。
我們可以推測，弗洛伊德案的結尾是很難如示威者所願的。
在法律層面，“惡警”克里德·沙文及三位同伴，將會受到審判。審判的過程大概率是公正的，但法官和陪審團得出的結論能不能配上這十幾天的動盪和矚目，答案是不能。畢竟，沙文和三位同伴的謀殺罪罪名，大概率是不能成立的。明尼蘇達州檢方面對沉重的外部壓力，一直堅稱定罪可能性不高，這在法律上理由很充分。
據統計僅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局過去5年在抓捕行動中至少使用了237次“頸部約束”，導致44位抓捕對象失去知覺，全國範圍內這一數據更是不知凡幾。沒有任何明確的法律對警察抓捕手法做出明確規定，事實上考量到抓捕犯罪嫌疑人時情況的複雜和危險，也不太可能有這樣的規定。檢方和法官很難基於一個不存在的明確違法行為，對一個警察做出二級謀殺這樣重的量刑。
更重要的是，如果做出了這樣的裁決，強大的警察工會還有支持警察的社會階層，必將把這場官司上訴到底。今天走上街頭的人羣又會將上訴視為對有色人種的有一次壓迫。也就是説，這個案子無論做出怎樣的裁決，在已經先有定見的人羣面前都會被認為是卑鄙的政治干預。
在制度層面，拜登承諾如果當選要建立獨立的監督機構，對警察執法行為進行約束。這種回答非常“民主黨”。奧巴馬曾經做過類似的承諾，但2014年黑人青年在弗格森被殺案就發生在他的俯視之下，警方隨後動用軍事裝備鎮壓也是在他的俯視之下。彼時的拜登保持了沉默，在位的奧巴馬也沒有真的建立一個獨立的監督機構。
原因很簡單，哪個成年人會相信一個新機構的成立，就能解決百年來警察與非洲裔美國人的恩怨糾結？如果有這樣一個機構，那下至各級警局上到司法部，本已有之類似監察機構又作何處理？新機構若凌駕於司法部之上，則這是對美國行政架構的根本改變，若凌駕於各州警察局之上，則是對聯邦制的更改；如都不能，該機構又怎麼限制警察過度使用武力？
更深遠地講，民主黨一遇到危機喜歡搞制度建設的習慣歷史悠久，從羅斯福新政、約翰遜新政開始算起，一個又一個政府部門疊牀架屋，不但政府臃腫不堪、效率低下，亟待解決的危機也被漫長的制度建設週期拖成了社會慢性病。
德里克·肖萬用膝蓋頂着弗洛伊德頭頸部。
極化政治不支持有價值的改革
弗洛伊德之死引發了無數悲劇和破壞，為什麼不能產生一個根本性的解決辦法呢？原因很複雜，但極化的政治氛圍肯定是最直接的原因。
從特朗普、奧巴馬、小布什，再上溯至南北戰爭，美國種族問題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當年內戰之後北方攜戰勝之威廢除奴隸制，結果仍然是林肯遇刺，南方3K黨迴流；1954年聯邦最高法院“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已經否決種族隔離，但1964年民權法案始得通過，馬丁·路德·金旋即於1968年4月遇刺，民權運動陷入低潮。
凡種族平權運動取得的成就，無不來自族羣間激烈碰撞後的自我反思，妥協讓步。這其中的過程自然是艱難的，沒有若干年的波折反覆，沒有前赴後繼的重大犧牲與政治毅力，無法取得大的進展。
但是今天，當政治家習慣於把族羣精分為票倉，當族羣習慣於依附政客後，壓倒對方而非對話的投票邏輯成為族羣關係的主流。
比如特朗普，除了説話不好聽，在處理弗洛伊德案時的手段也不比奧巴馬處置弗格森案時更嚴厲。但民主黨絕對不會從任何正面的意義解讀“法律與秩序的總統”這句話；又比如拜登和民主黨州長們，他們除了不支持動用軍隊外，其實在支持警方制止騷亂上與共和黨州長們差別不大，但特朗普不會站在一國總統的高度私下鼓勵他們進一步加強執法力度，而是更願意用公開羞辱的方式倒逼這些民主黨人退回到完全支持抗議行為的立場上，寧願他們治下之地亂糟糟一片才好。
哪怕是那些自命中立的民眾，對反面立場的包容程度也很有限。街頭憤怒的非洲裔美國人甚至不允許追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弗洛伊德掏出的二十美元到底是不是偽鈔？他們完全意識不到他們總體上對犯罪寬容態度過高形成了白人羣體支持警察的理由，而把這一切歸咎於奴隸制的歷史和警察過度執法。至於右翼白人羣體，習慣了優越的社會地位而不自知， 頑固地把經濟社會資源的優勢地位特權化，對其他族羣缺乏基本的尊重。
族羣和解是一個複雜困難的漸進過程，不斷試錯、能夠容錯才能壓制極端分子的戾氣，為族羣對話創造寬鬆的政治氛圍。但特朗普2016年的勝選完全改變了美國政治的邏輯，“贏得中間力量就贏得選舉”的鐵律就此失效；“不討好討好不了的人，不疏遠不能疏遠的人”被證明才是王道。
政客和民眾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選舉上，試圖利用制度的力量壓垮對方。在朝的共和黨不能承認犯了任何錯誤，在野的民主黨不會原諒任何錯誤。於是涉及弗洛伊德案的一切考量都開始以大選週期為基軸做短線操作，政客維持中立場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製造分裂就變成對兩黨而言都最安全的競爭策略：共和黨佔了上風，那一定是特朗普煽動種族狂熱的結果；民主黨要是能乘勢而上，那一定是民主黨拋棄了美國白人羣體換來的。兩黨都在不自覺地挑動族羣緊張氛圍，通過精準定位弗洛伊德案中的選民差異來塑造悲情，用分裂選民的方式凝聚選民。
如今在美國政治中，公開向特定選民羣體效忠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而成為一種常態；做全美國人的總統或者代表全美利堅，則成為政治家和政黨的天真和弱點。共贏成為一種失敗，獨佔則被稱為勝利；撕裂的社會最終使大選永不結束，能發出最大聲音、能帶來最多選票的政客帶頭渲染出一種無法團結、相互仇恨的社會氛圍。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族羣間做出重大和解的可能已經微乎其微。
現行經濟結構不需要族羣和解
在疫情暴發前，美國實現了長期的經濟增長，國內就業率、失業率還有自有住房水平都居於很高水平。非洲裔作為美國族羣中經濟地位最為脆弱的羣體，受益於經濟增長是肯定的。特朗普作為一個商人，對宏觀經濟數據非常敏感，他很不理解有色人種賺了錢還滿腹怨氣是為什麼。
道理其實很簡單，有色人種尤其是非洲裔美國人在美國經濟體系內的地位是高度分化的。宏觀經濟形勢不是普照於每個族羣身上，相對收益的巨大差別造成了非洲裔的相對剝奪感。
一方面，當代美國產業結構總體上充滿活力。製造業、服務業崗位的增加惠及了貧困白人，也惠及了非洲裔美國人。
但另一方面，顯性和隱性壁壘顯著存在於經濟生活當中，非洲裔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能力極為有限。比如，統計數據也顯示，受教育程度差異及許多職業對於犯罪記錄較高的人不開放，非洲裔美國人教育投入低、犯罪率高的毛病就形成了無形門檻；再比如，美國勞工部2019年統計顯示，管理行業白人從業者佔82.4%，非洲裔佔8.2%；律師行業白人佔88%，非洲裔佔5%。若干領域內白人的先發優勢已經大到足以自發抵制其他族裔進入。又比如，佔經濟總量80%的服務業其實內部收入差距極大，以科技和金融精英為代表的從業人員收入和社會地位雙高，晉升渠道順暢，但是以白人和高科技移民為主。傳統上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辦公室僱員和政府僱員則收入停滯倒退、上升空間狹窄。
由於平權法案對上述崗位種族多元化有制度規定，大量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非洲裔申請到這些職業，但又因為這些崗位的衰退誘發了非洲裔中產階級的困境。
經濟繁榮與相對收入困境並存，這是非洲裔美國人的困境，卻不是美國經濟的困境。現行經濟結構充滿活力，因此沒有進行大調整的經濟動機。非洲裔羣體某種意義上充當了美國經濟結構調整的犧牲品。
弗洛伊德的葬禮和追悼會在6月5號舉行，現場不乏跪拜哭泣、體貼的談話。然而一切固有的問題都紋絲不動，政客們依據早已選定的立場做出了最政治化的選擇。